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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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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的“回来”之路

  五年前,金融危机让美国遭受重创,经济命悬一线;五年后,美国经济获得意想不到的回归,就业在增加,房价日趋稳定,股价日渐回升,负债逐步下降,竞争力逐渐恢复……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美国回来了:终结经济危机,开启全新纪元》一书在一个广阔的视野上,全方位地解读了美国经济的“回来之路”。

  “回来了”

  书的开篇,作者马克·赞迪就用一系列数据对比,让我们在惊讶中相信美国经济确实回来了。金融危机爆发,吞噬了美国82万个就业岗位,随之而来的裁员潮又蒸发了875万个工作岗位,失业率每月以0.5%的速度攀升,很快滑入两位数的泥潭。随着房价下滑,价值缩水1/3多,美国人的平均“负资产”达到五万美元,1000多万家庭房易其主,一亿多信用卡爆卡作废。股价受到重创,最低时甚至腰斩,除去通胀因素后人均资产净值被打回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随之而来,仇富愈演愈烈,“占领华尔街”运动震惊世界,美国国库券信用率先降级,政治风险和公共债务负担攀升让美国主权信用也被降级……

  2009年4月,几乎没有人相信美国经济出现的某些积极信号是“希望曙光”;2010年,很多人仍将美国经济的弱势复苏看作是“回光返照”;2011年,美国经济连续四个季度增长,但依然没有打消全球对美国经济是否真的步入复苏轨道的疑虑;到2012年,判断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以至2013年1月末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012年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初值仅为-0.1%(最后确定的终值为0.4%)时,市场不仅没有恐慌,反而认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强于预期”。2013年,美联储将经济增长预期调整为3.0%-3.5%,4月26日公布美国经济增长率初值被确定为2.5%时,市场普遍认为“弱于预期”……

  如今的美国,房价企稳回升,各行业、各地区就业机会恢复如前,各家金融机构巩固了基础,虽然股市与美元汇率依然波动频繁,但整体走出一波强劲升值,连破历史纪录,美联储也已经在议息会议中开始讨论终结Q E的问题了。美国经济复苏动力强劲,消费贡献了近九成,投资贡献了近六成,只是贸易及政府支出稍拖了后腿。赞迪对此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美国工商业大幅降低了成本架构,成就了半个世纪以来空前的全球竞争”。

  “回来之路”

  书中,赞迪引领我们回顾了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其余波的来龙去脉,对包括总统、国会、财政部、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内的政府机构如何梳理世情和国情、在金融危机灾难中作出的一系列非同寻常的应对决策和决策执行的情况,进行了客观的描述和深入浅出的评估,读者在了解美国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以及迄今为止收效如何的过程中,对美国经济的回来之路也就一目了然。

  一是及时的财政刺激。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推出了约为G D P10%的财政刺激;2009年2月通过的《复苏法案》又包含了一揽子近8000亿美元的四年计划方案;美联储还通过量化宽松政策购买了以万亿美元计的国库券和政府担保次债……财政刺激维护了金融体系的稳定,遏制了经济的自由落体,为掉头回升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强大的政府信用。书中最引以为傲的是美国政府的强大信用。赞迪在书中直言“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是经济的坚强后盾,而人们常常无视现实,正是这种无知和偏见助长了形形色色的大放厥词”。政府担保30年期固定利率的抵押按揭贷款,真正让房价触底反转;政府对金融机构、企业的援助,为日后制造业复苏立下汗马功劳……正是政府的不离不弃,坚定了人们创业和投资的决心。

  三是持续推进的“能源独立”。过去几十年里,美国贯彻“开源、节流、调结构、提能力”的能源政策,“能源独立”趋势日益明显,不仅持续地促进了美国就业、家庭收入、政府收入的增长,也夯实了美国能源安全的基础,相对低位的油气价格带动了美国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复兴。

  四是“再工业化”推进制造业复兴。金融危机使美国各个阶层充分认识到制造业复兴的重大意义,在新技术、日益改善的基础设施、完整产业链的支持下,制造业正加速向美国“回流”,不仅包括福特、卡特彼勒、通用电气这样的大型美国企业,也有联想、东芝和空客等国外企业,占G D P的比重逐渐回升。波士顿咨询公司更预测,到2020年前,美国每年可以从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出口大国,夺取700亿至1150亿美元的制造业出口额。

  “回来”的启示

  中美国情不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既有共性,也必然会有差异。美国经济看得见的“回来”之路,对我们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中美相似政策背后的差异,看到美国经济“回来”之路背后的实质性影响因素,把握趋势,未雨绸缪。

  一是消费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最可靠的基石。同是天文数字的财政刺激,中国主要用在了投资,而美国2/3用于临时性扩大消费,1/3用于减免税收,中国短期之内造就了“这边风景独好”,但后劲似嫌不足,美国短期之内见效甚慢却确立了长期利好。

  二是所有刺激政策都应有退出规划。赞迪在《美国回来了》中强调:“所有刺激政策的宗旨都只是终结萧条、带动复苏,而非为长远发展开创局面;判断刺激手段的优劣,不仅要看危机时的有效性,而且要看退出后的平稳性”。美国金融危机后通过的大量刺激政策,都有完整的博弈计划和退出方案,而这,正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可以借鉴的。

  三是创新能力。美国这一轮制造业复苏,表明劳动力成本在制造业决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机器人技术的使用、廉价的能源、产品制造和技术研发相互依赖,是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不能在科技创新力、高技能人才培养上突破,“中国制造”的未来之路很难判断。

  四是不可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从当年不可一世的荷兰到曾经日不落的英国,均因为沉湎于金融业的表面繁荣而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从显赫的终点又回归于平平的起点。目前我国正有过度放大金融本身价值的不良趋向,美国加强金融监管、推进制造业振兴,无疑是对我们的及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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