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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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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重塑灾难社会记忆

  2013年,对于人们的灾难记忆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不单是由于H7N9的起落反复,芦山地震和定西地震的接踵而至,更因为今年,是SARS出现10周年,汶川地震5周年。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人们都会关心一个问题:5年来抑或10年来,我们在灾难应对方面进步了吗?我们在哪些方面做得比以前好,在哪些地方还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所有的比较,均需要特定的参照。它可以是抽象的原则、标准,也可以是类似的事件、情形。无论是哪种比较,对于过往和当下灾难的记忆是基本前提。

  10年前,人们把SARS与西班牙大流感相提并论;5年前,汶川地震和唐山地震被两相参照。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人们对H7N9和SARS、芦山地震与汶川地震的对比,要迅速、细致得多。一方面,相对较短的时间间隔,记忆的清晰度更高;另一方面,近年来,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的出现和迅速普及,对灾难的社会记忆方式和记忆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

  如果说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引导、迫使人们对灾难进行选择性的记忆与遗忘相对容易的话,那么,社交媒体的普及则使这种做法变得代价高昂甚至完全不可能。社交媒体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它制造了一个现实,即总有人在现场,总会有知情者,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被报道。它迫使政府、媒体、NGO以及其他主体的灾难报道、灾难应对行动,必须更加公开、透明。

  借助社交媒体,个人、机构可从不同的角度直播、谈论、思考灾难,细节、个体、差异获得了足够的空间。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而言,异质性的记录内容,分布式的存储方式,更有利于它获得整全的、不易被控制的灾难记忆。换句话说,社交媒体让灾难的社会记忆变得更扁平化、更具参与性,记忆控制权被分散化、去中心化。

  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为存储在不同个体中的信息提供了一个传播、互动的平台。它在事实上造成了广开言路的局面,虽有噪音,但仍是一种集合众人知识和智慧的有效机制。以芦山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许多人通过微博、微信发声,不乏争吵和喧哗。但也正是在这些平台上,关于汶川地震、日本地震、台湾地震的各种记忆被不断地调用、激活和解读,并被引入到对政府灾害应急反应机制、志愿者和NGO有效参与、慈善捐赠的使用和监督等议题的讨论中。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应灾、制度建设逐渐成为主流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媒体通过更好地保存、激活灾难的社会记忆,为社会持续改进灾难的应对之策,提供了新的可能。

  记忆,是智慧的源泉。灾难应对制度的持续改进,需要更完整的灾难记忆。它是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的记忆,是为多样性保留足够空间的记忆;它不应是某个(些)主体单独的记忆,更不是千篇一律的记忆。技术的发展,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记忆载体,创造了新的记忆模式。我们需要仔细思考的,是如何利用这些新的可能性,更好地记忆灾难,更具建设性地应对未来可能的灾难。如此,“多难兴邦”才不至于只是一句纯粹用来鼓舞人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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