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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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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展望:启动新的增长引擎

  本报记者陆绮雯唐蓓茗

  经历了曲折的2012年,2013年的经济将会如何演绎?在即将撕下2012年最后一张日历时,人们都想知道。

  深化改革、扩大内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清晰地给2013年交待了任务:这将是启动新的增长引擎的关键一年。经济学人们纷纷亮出自己的看法,在展望新一年经济走势的同时也为如何贯彻这个任务出谋划策。

  余永定:中国的机会窗口只有5年

  2013年,世界经济的亮点在哪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余永定教授日前在上海发展沙龙上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其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讲时说得很明确:在亚洲,在中国。

  根据经合组织 (OECD)最新发表的预测,2012年美国GDP增长能达到2.2%,明年,预计的增长数字只有2.0%。 “也就是说,该组织认为明年美国的经济形势会比今年还要差。 ”余永定同样对美国经济前景乐观不起来,“虽然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存在一些复苏的迹象,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开始有所回升,但这种回升是不稳定的,因此,包括许多美国的经济学家都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前途表现出忧虑。 ”

  余永定表示,他对美国经济的担忧还基于一个原因——就是对日本经济长期观察得出的经验。“我从1994年开始,一直观察日本经济,每年至少去日本四次,到现在大约去了60多次了,通过与日本各层面的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经常沟通,我感觉到,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虽然日本经济在某个时点可能有所反弹,比如在1996年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达到4%-5%,较高的增长让大家开始高兴,日本终于走出经济萧条了,但到了1998年,日本经济又陷入衰退。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日本平均的GDP增长速度只有0.5%,所以可谓20年没有跨越危机。 ”那么,现在的美国呢,余永定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性质和以往不同,比以往的危机都要严重,因此,美国经济的恢复将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去杠杆化的过程。 “去杠杆化的过程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

  对于欧洲经济,余永定更是表达了强烈的担忧,“欧洲就更惨了,我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的外国经济学家,没有任何一位对欧洲经济前景表示乐观。现在的欧洲经济仍然看不到出路在哪里。”余永定强调:“欧洲的问题,首先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

  “世界经济的亮点在亚洲”,余永定引用了新加坡发展银行所作的一项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表明,在金融危机之后的数年,美国、欧洲、日本经济都没有太大的增长,而亚洲十国,包括中国、印度,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增长。这十个国家的总体增长达到怎样一个水平?形象的说法是,等于在4年内创造了一个德国经济。余永定指出:“就目前情况而言,亚洲经济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唯一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最大的源泉来自哪里?实际上来自中国,我们来看一个数字——亚洲经济增长的56%来自于中国。 ”

  不过他话锋一转,提醒我们也不要对中国经济表现出过高的期许,“中国确实已经趋稳回升,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这种调整会使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增长造成影响。 ”

  余永定对于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冷静而客观,“无论是从人均角度还是从资本存量角度来讲,我们都离发达国家距离非常遥远,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在最近这几年内,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调整期,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放缓至7%-7.5%,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应抓紧时间,加速经济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调整期过后,将会迎来超过8%的增速,高速度增长可能可以延续10多年。”余永定最后提醒,“我们的机会窗口只有5年,如果5年之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顺利完成,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面临较大的困难。 ”

  陈晓升:“能源互联网”重塑人际关系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新型城镇化建设能促进中国的财政税收改革、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这是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晓升日前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EMBA校友论坛”上发表的观点。在他看来,2013年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议题。

  陈晓升指出,过去二三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从原来的30%多迅速上升到51%。但当时的城镇化采用的是规模扩张的方式,如今的城镇化再沿用过去的老路已然行不通。在他看来,中国城镇化的空间非常大,美国、日本、韩国的城镇化水平都达到80%甚至90%。 “经济增长一般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靠要素驱动,包括人口红利、资金堆积和技术进步;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即进入依靠效率驱动的第二阶段;当人均GDP到了9000美元以上,就不能单纯靠效率了,而是取决于创新。 ”陈晓升表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来自十八大提出的“新四化”,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其中城镇化是一个完美的设计。 ”

  在12月12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城镇化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道路。“城镇化并不是一个新命题,与以往相比,这次更加强调人的需求。这个完美设计有很多约束条件,第一个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陈晓升说,“就是城里人享受的各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农民也要享受。那么,问题就是资金从哪里来?这就倒逼收入分配改革,倒逼财税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政府拿得少一点,老百姓拿得多一点,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水、能源等。 ”他举例说,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宁夏,为什么方圆三百里内的人都跑到银川去?因为银川有水。 “这一定会倒逼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也是十八大报告中除了讲历史外,唯一一次冠以‘革命’二字。 ”

  演讲中,陈晓升还特别推荐大家阅读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宏伟的蓝图: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该书作者杰里米·里夫金认为,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以及如何生活。

  陈晓升还以申银万国研究所为例说明,“我们在上海总共有180个分析师,聚焦不同行业。我们会把制造业分成两条线:一是物理条线,从铁矿石、煤炭到各种金属制品;二是化学条线,从原油开始到各种塑料等等。它的起源都是能源矿产,如果根源处发生结构性改变,整个产业结构就会发生变化。 ”他认为,节能环保会成为中国未来“最优成长力行业”。

  陈晓升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还将倒逼金融改革。金融改革或以“三个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第一是价格市场化,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第二是渠道市场化,即金融业混合经营;第三是产品市场化,市场化会创造各种各样的产品,有效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反过来才能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必须提高金融机构的资本市场能力,才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城镇化。 ”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市场要关注医疗民生保障行业、关注新能源产业、关注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关注创新行业。 ”他总结说。

  关于2013年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陈晓升则点明要把握两个时间点。第一个时点在4月,此时是政策酝酿和出台的关键时点;第二个时点则在10月,此时重点关注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的全盘政策料将出台。 “只有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此时需要观察前期酝酿的政策能不能落地。 ”

  此前,申银万国已经发布了2013年宏观经济报告,该机构对明年中国经济的判断是弱复苏,并预测全年GDP增长维持在7.8%上下。从2013年四大投资点来看,房地产投资仍然会下降,制造业投资基本持平,服务业平稳上升,基础设施会继续上升15%左右,由此确保明年固定资产投资仍然维持在25%,这是中国经济2013年重要的支撑点。

  田国强:高质量的城镇化讲求包容性

  谈到城镇化这一命题时,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教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几个字下画了一条红杠。

  如何检测城镇化的质量?田国强认为,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条标准和要求:一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布局的合理度;二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进度;三是城镇化全过程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的融入度。“这三条实际也揭示了新型城镇化与以往城镇化的关键区别,但是要真正达到这些标准和要求,不进行一些深层次的改革是不行的。唯其如此,新型城镇化才能接过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接力棒”,田国强说。

  新型的城镇化应该怎样来推进?田国强提出了“三个让位于”。

  第一个“让位于”是政府主导型的城镇化要让位于市场导向型的城镇化。田国强表示: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好的城镇化也应该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吸引劳动、土地和资本等要素,在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过程中基于追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的动因,完成高效率的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 “我们不妨以城镇化为突破口和切入点,在合理理顺和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方面做出一些具体探索和尝试,为全面推广提供经验借鉴”,田国强建议。

  在田国强看来,目前,相对于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而言,土地市场受到僵硬的现行土地制度的严重束缚,已成为扭曲最大、发育最畸形的要素市场。要素市场的扭曲,特别是竞争性土地市场的缺失,使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市场、资本市场和地方财政体系均发生扭曲,进而引起经济结构的扭曲而无法自行调整。同时,在没有真正的竞争性土地市场的情况下,政府无从知道土地的真实价格,也就无从获得足够的信息来决定何种大中小城市和城镇的比例为最佳,人为干预城市的规模反而会阻止集聚效应的穷尽。当然,这里也不是否认不同城市、城镇的发展定位和愿景目标差异,但不应是政府人为地画一条线就把规模限定死,而应该根据不同产业导向的政策通过市场来决定城市的规模,形成内生的城镇化。

  田国强提出的第二个“让位于”是自我现代化的城镇化要让位于包容性发展的城镇化。 2011年中国的名义城镇化率虽然已经达到51.3%,首次突破50%关口,然而这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其中包括1.6亿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如按户籍来算,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左右。农民工参与了城镇建设,却没有享受到与城镇户籍居民同等条件的福利,市民化面临重重障碍。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称的 “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如这种现象能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将会产生非常显著的经济增长绩效。考虑到未来十年还有2亿以上的新增城镇人口,如果按较低口径,以农民市民化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意味着能够带来36万亿元以上的投资需求,分摊到十年里每年也接近2008年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规模。

  对于“伪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田国强认为,究其根源不在城镇化本身,而在于现行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财税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与新型城镇化不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它们严重阻滞了农民的市民化转型,并造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随着经济形势变化而周期性出现的庞大的 “民工返乡潮”和“民工荒”。因此,对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和综合治理。特别是户籍制度,建议因地制宜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参照美国“社会安全卡”的管理办法,用身份证取代户口簿作为社会管理凭证,保障农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享受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粗放式发展的城镇化要让位于精益式发展的城镇化是田国强所指的第三个“让位于”。他说,生态文明建设在今年的十八大会议中即已被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高度,并被要求贯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此次中央经济工作对未来城镇化要在全过程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创新提法,正是经济领域落实十八大会议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田国强认为,集约、智能、绿色、低碳,这些概念不应是虚设的,要与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家庭相挂钩,建立相应的实实在在激励约束机制,将传统城镇化道路下的简单的“铁公基”建设乃至居民生产生活方式,朝着更为高效、更为智慧、更为环保的方向牵引,为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搭好平台。

  孙立坚:谨防地方政府投资“错位”“越位”

  今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13年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行了“依然错综复杂”的研判的同时提出了“宽财政、稳货币”的调控战略,对此,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这一政策组合与今天发达国家的政策正好形成了“互补”。

  孙立坚说,“经济学经常会分析这样的调控政策是政府主动而为,以达到事先设立的支持财政扩张、稳定增长的目标,还是今天政府应该重新尊重市场发展的规律,着力确保央行货币政策中‘稳物价’的独立性,从而使未来价格的变化能正确反映市场健康的供求关系。我的感觉是,2013年中国的政策组合应该是后者,是提高价格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而不是牺牲效率去追求发展。否则,2013年在发达国家不断超发货币的复杂环境中,我们的地方政府可能再次出现投资‘错位’和‘越位’的行为,这会使得目前中国经济所存在的实体经济部门‘钱荒’、虚拟经济部门‘钱多’并存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

  在阐述理由时,孙立坚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欧美国家创新驱动的新一轮增长方式在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他们的着眼点还是放在摆脱失业、债务和负资产状态的目标上,所以,现在投放的大量货币主要是用于支撑财政减税、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负担、增强资本市场价格修复所需要的流动性,根本不能保证大量资金是否能流进实体经济——以支持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企业所投入的创新类资本,于是,在现有国际分工的格局下,投放出来的大量资金没有被政府所期待的实体经济部门吸收,反而却大量流向稀缺资源市场,追求价格暴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在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可能是拉动投资的主体,它们这种不计成本的“刚需”投资,恰恰会助长全球金融资本“搭”中国经济增长的便车进行投机套利;而市场经济主体在全球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环境下,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高成本负担,会渐渐退出它们擅长的实业舞台,甚至少数企业家也会一起加入到他们根本不专业的“以钱养钱”这种高风险快节奏的赚钱行列中。

  接着,孙立坚指出,另一方面,全球金融资本非常觊觎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机会。其理由一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储蓄多,追求财富的动机旺盛,但危机时期投资渠道却偏少,所以,很容易形成集中投资,催生泡沫,这是外来投机资本获利的绝佳环境;二是监管不足或监管过度,这也使得政府往往在短期会主动进行纠偏,这就很容易让投机资本顺势而为,渔翁得利,从而造成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格局;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投资者的损失会引起政府的同情,通过救助来获取社会的稳定。这也是海外游资套利的一个很大原因。孙立坚不无忧虑地指出:未来,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那么,放任外汇占款时,就会造成通胀和资产泡沫,而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大央票发行的力度等数量型对冲外汇占款的方法,则会催生灰色高利贷市场的膨胀,反而无法起到原先抑制游资流入的目的。尽管目前在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中国增长减速”等负面叠加效应凸显的情况下,避险情绪笼罩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债市的泡沫暂时承担了今天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风险。但是,明年一旦不确定的局势明朗后,外汇占款的问题又将挑战中国“稳货币”的应对方式。

  除此之外,孙立坚还觉得,中国自身让货币飞速增长的内在因素也不少,比如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投资,一旦债务遏制了银行的流动性,那么,政府最终还是会大量投放货币以确保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另外,政府降低企业税负和改善民生所增加的财政开支无法通过社会资金的参与来实现,那么,很有可能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实现。于是,中国M2/GD比例将会不断扩大,这非但不代表我们金融深化的程度,反而是中国潜在的未来流动性泛滥程度的一个真实反映。再者,如果2013年启动的城镇化进程还伴随着中西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规模的膨胀,那么,由此带来的金融体系流动性恶化的格局也会逼迫央行事实上只能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结果,因为人民币暂时不是国际货币,无法提升我们对外的国际竞争力,反而造成国内通胀现象更为严重。在这一点上,国际货币美元、欧元和日元的状况和人民币有本质的不同:它们的泛滥并不一定就马上与国内的通胀和资产泡沫联系在一起,而是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增添了巨大的麻烦。

  分析至此,孙立坚总结道:2013年中国政府想要实现“稳货币”的状态,就必须强化我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而不是过度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而且,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量提高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的金融服务能力不到位,城镇化的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企业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钱荒”和“钱流”并存的问题也更加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过,孙立坚也指出,“宽财政”的做法如果能聚焦在给企业减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资上,那么,企业成本的下调和消费者休闲支出的增加,就会大大缓解中国经济因外需萎缩而不断下滑的风险。至于由此造成的财政平衡的压力,完全应该放在跨期的视角上加以解决,即用明天经济繁荣时的税收增长来弥补今天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千万不能用今天的货币政策来平衡当前财政收支的失衡状况。

  •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陆绮雯/唐蓓茗
  • 编辑:罗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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