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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0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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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烈:校园浮躁来自内外重压

人物档案

  周烈,1954年出生。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对话背景

  近日,据媒体报道,高校教授的生存正展现多元化:通过课题提成、社会兼职等,每年收入达数百万元者大有人在。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的论坛“出场费”竟高达20万元。

  近年来,教师忙于经济创收、学术领域功利色彩浓厚等乱象一再打乱校园原有平静。校园的虚荣和浮躁究竟源自何处?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专访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周烈。

  中国青年报: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历程吗?当时人们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是怎样的态度?

  周烈:我是1954年出生的。在我上大学时,学生学什么专业都是学校决定的。来到北外后,我才知道被安排学习阿拉伯语专业。我出生在浙江农村,能够到首都上大学对我而言是非常兴奋的事。那个时候,别说电视机了,收音机都不是家家有。每个村里只有一些有线广播,每天用当地土话广播政治形势和新闻等。正是因为资讯和资源的匮乏,所以我并没有面临过选择的痛苦。

  即使之前对阿语一窍不通,连听都没听说过,上了大学后我还是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一点点学会了发音困难、语法结构复杂的阿拉伯语。现在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所学的专业不好玩、不喜欢、不热门。我们当然希望学生将来能得到很高的回报,但是事情不可能都按兴趣来,各行业都有人才需求。而且即使今天是热门专业,如果学习的人过多,你的兴趣、能力与之又不是很适应,对你而言并不见得是个好专业。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校受到社会风气的冲击是巨大的。在学生群体中,甚至有观点认为,锻炼交际能力、广交人脉是比专业学习更重要的必修课。对此您怎么看?

  周烈:我认为学生只有在学好专业知识后,才有资格参加各类社团活动。之前有一个学生告诉我:周校长,我专业课考试不及格,但是我学生会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很不理解:这是本末倒置啊。你到学校来干什么来了?你今后打算靠什么谋生?我相信绝大部分人还得靠所学的专业知识,而不是社团职务来为社会作贡献。于是我告诉他:你的成绩至少要保持在80分以上,再去从事社团活动。不要被社会上浮躁的情绪感染,而做出本末倒置的选择。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待当前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良氛围?比如行政化色彩浓厚。

  周烈:目前对高校的行政管理究竟应当把握什么样一个度,我觉得仍值得探讨。比如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项目申请等方面,经过层层筛选、一张张报表审批是不是能够真正反映出高校和社会的需求?一项行政规定往往会对学校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但问题是,一些规则的制定者是不是客观真实地了解高校的现实处境?

  我们也得承认,目前学校自身内部管理中,行政化色彩也很浓厚。比如师生员工经常会抱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就反映了高校管理者“高高在上”的心态。我认为原因在于,首先很多管理者并不清楚自身为学生服务的定位。其次,由于其缺乏基层教研经验,与学生没有情感联系,所以才会摆出一副说教的姿态。

  还有就是关于高校行政部门精简的问题。一提到精简行政部门,大家都表示赞同。但在我实际工作中却感受到,一旦改革落实到某个具体部门,呼声就会戛然而止,各个部门都会抱怨人手不够。这也是高校去行政化路上的一块大石头。一旦触及自身利益,谁也不愿放弃。所以从这三方面来看,高校去行政化仍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青年报:您怎么看待当前社会风气对高校学术氛围的影响?

  周烈:当前高校的学术氛围总体而言是健康的,但确有浮躁的现象存在。我认为这并不是高校一己之责。

  很多人都在批评,高校就应当踏踏实实做科研,为什么要争名逐利?但是当你自己在选择学校时,你是否愿意放弃名校而选择一所普通院校?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会的。

  我们总在批判一些错误的观点,比如报考时重学校而轻专业。很多考生宁可以高分挤进名校的冷门专业,也不愿意选择一所普通学校的金牌专业。这是不是“名牌效应”?这是不是虚荣心在作怪?如果绝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以此为标准,高校怎么可能不受影响?

  以我们学校为例,这些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将校名更改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和博士点的申报。现实中当很多优秀生源和教师在作选择时,学校的名气、有无博士点、校园建设等硬件条件都是基本标准。

  尤其近年来,国内很多外语学院都更名为“大学”,这让我们的身份更加尴尬。曾经就有人问过我:你到底是校长还是院长?你们学校是一所外语大学么?这就是外部给我们的压力。

  所以,高校的虚荣很大部分源自于社会的虚荣和偏见。因为更多人不喜欢“小而美”,而更欢迎“大而全”式的学校。但问题是,并非所有学校都有资源选择“大而全”式的发展。如此一来,高校发展的“动态平衡”便会被破坏,学校间的发展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强愈强,弱愈弱。更多的师资力量则会集中在几所学校的手中,这并不利于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无形之中已按985院校、211院校、有博士点院校等在给高校分类。有些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项目,不符合这些条件的院校是无资格参与的。面对资源的争夺,学校没理由不计较、不竞争。

  社会对校园的期望值、学校的发展前途、生源的选择等,最终都变成了一种膨胀式的发展:中专改大专、大专改本科、本科挤重点,各类院校无形中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中国青年报:这些变化会带给教师群体怎样的压力和负担?

  周烈:表现在教师身上就是沉重的精神压力和工作负担。一方面,为了实现学校的科研指标,教师不得不想方设法发表论文。当教师满脑子都是“我的论文发表在多少国家一级刊物”、“多少国内外核心刊物”、“按照学校标准能打多少分”这样的数字指标时,压力沉重是必然的。教师也要生存,如果不能达标,收入降低、职称受阻,甚至会遭到降级,你如何要求他们平心静气、轻轻松松地做科研?

  另一方面是教师经济意识的增强。比如现在很多高校教师像社会名人一样会四处讲课。尤其是一些热门学科。坦白地讲,我觉得有经济意识并没有错。因为在当前这场价值观的重塑中,教师自我意识的觉醒、敢于为自己争取是一种进步。但问题是,一切向金钱看会使得很多原本严肃的事物变得荒诞而功利。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极端的事情会出现,比如学术造假。在社会各方带来的强大压力下,一些教师的心态也可能被压迫变形了。

  中国青年报:这样一来我们会丢失什么?

  周烈:我们会丢失很多学术价值很高,但是经济回报很慢的学术成果。比如有些基础学科的研究可能被忽视。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应当如何改变?

  周烈:校园浮躁来自内外重压。社会风气和道德重塑需要漫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多一些耐心。高楼大厦可以一两年就建起来,但是人们的文明程度、生活习惯、价值观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当然,教师这个群体自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教师的自律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学校应当具备更强大的“造血”功能。如果每所学校都能够为教师提供更好的福利和生活保障,他们也必将更加安心于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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