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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2月25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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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实业梦 坎坷救国路(图)

1929年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等人在永利碱厂厂区合影

1935年在塘沽落成的永利明星小学

  天津碱厂原为永利碱厂,是天津渤海化工集团的下属企业。其前身是由“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于1914年在天津创办的久大精盐股份有限公司和1917年依托久大精盐公司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上世纪30年代,“永利、南开、大公报”被誉为“华北三宗宝”。

  永利公司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座运用苏尔维制碱法生产纯碱的工厂,是中国制碱工业的发源地和近代化学工业的摇篮。该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1926年获得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金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永利碱厂的建立,对现今塘沽地区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与催化作用。新一代天碱人更在先辈挖掘海洋宝藏、服务人类的基础上第二次创业,在天津临港工业区建起了世界领先的化工产业基地。

  范旭东、侯德榜、李烛尘等永利创始人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他们总结出的四大信条——在原则上绝对相信科学;在事业上积极发展实业;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更为今日中华民族工业的复兴提供了一种样本。

  发展实业

  中国纯碱打破英商垄断

  “营商系平和事业,用平和方法制胜者方为真正的胜利,此原则切不可没却。”

  ——范旭东

  范旭东1908年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应用化学,留学期间立志创办中国化学工业,以求实业救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中国进口的洋碱减少,国内用洋碱做原料的玻璃、肥皂、造纸、染色、冶金、洗涤等企业纷纷停工。此时,回国后已采取股份制方式集资兴办久大精盐公司的范旭东,深感“一独立国家,此等工业之母,不能专依赖天然,亦不能久仰给于外人”,决心在“久大”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中国自己的制碱工业。

  1918年4月,久大精盐公司接收德国人在塘沽的铁路支线;是年12月又斥资10万元买下三片面积在2000亩以上的盐滩;1919年久大精盐公司东厂在塘沽开工建设。1920年5月,“永利制碱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会,推选范旭东为总经理。公司设在天津,督导塘沽建厂,由陈调甫全面负责。其后,塘沽厂内由留美归来的侯德榜和李烛尘轮流担任厂长,侯德榜兼任总工程师,李烛尘兼任经营部长。

  在一张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最初兴建的永利厂房是两座巍然屹立的钢筋水泥高楼,这就是制碱的心脏——蒸吸厂房和碳化厂房。永利的蒸吸厂房高47米(11层),碳化厂房高32米(8层),以当时的建筑水平,这样高的厂房堪称创举。

  上世纪初,中国市场的碱基本依赖于英国卜内门公司生产的“洋碱”,当时国际上碱的制造处于垄断阶段。最先进的制碱法是氨碱法,也称苏尔维制碱法,由比利时人苏尔维于1861年发明。欧美各国成立了苏尔维工会国际组织,只向会员国公开技术资料和设计图样,凡有改良或新发现,会员国之间互通信息,并不申请专利,以防泄漏。1922年,范旭东到庐山避暑,遇到卜内门驻华代办李特立。李特立对范旭东说:“碱在贵国确属重要,足下动手也未免过早。按照你们的工业条件,过30年再办碱厂也不为迟。”范旭东回答:“在我却恨不得早办30年。事在人为,只要急起直追,还不算晚。”

  1925年永利出碱,消息震惊卜内门公司。卜内门英伦总行老板尼可逊来上海视察,提出要同范旭东会谈。永利公司应邀并将会谈地点定在大连,范旭东偕侯德榜、余啸秋赴会。范旭东与同仁提前通气,内定了一条原则:“永利担负着中国民营化工的任务,其成其败,必凭我自身力量拼命奋斗,在任何情形下,我主权上、制造上是万万不容外人参加的,其可能通融程度,至多以营业为范围,原则上仍然能避就避。”所以在会谈中,尽管尼可逊一再提出愿以其资本和技术与永利合作,而永利在资金方面也的确困难,范旭东仍始终以永利公司注册章程早已规定“股东只限于持有中华民国国籍之人”无法变通为由婉言谢绝。

  合作不成,卜内门公司便想靠外交手段实现加收盐税扼杀永利公司。卜内门英伦总行通过英国外交大臣,不经中国政府批准擅自公布工业用盐征税条例,直接由北京稽核总所行函到塘沽稽核所执行,规定工业用盐每100斤纳税2角。每制碱1吨需要用盐2吨,因此每吨碱增加了4元成本。范旭东等人多方奔走,稽核总所才答应暂免盐税一年,但同时规定,一年后如永利碱售价高于洋碱可继续免税,否则不予免税。一年后,适遇“五卅运动”发生,永利借机一面向盐务署申请维持免税原案,一面又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登出本案始末,强烈谴责稽核总所假公济私打击我国工业的强盗行径,争取舆论支持。后经多方努力,工业用盐定为免税30年。

  卜内门对付永利的另一个策略是降价,每两三个月就跌价一次,最低点降到了40%,永利的销路愈来愈窄。范旭东反复考虑,找到日本“三井”公司天津办事处,请他们代永利在日本试销纯碱。双方达成协议后,永利碱利用“三井”公司在日本的销售网,以极少的量、极低的价在日本销售,同样基本垄断日本市场的卜内门不得不随永利压价。不到一年,卜内门公司支撑不住,只好向永利承诺:今后在中国市场不再任意压价。

  当时永利对卜内门的策略是:“唯总店对卜内门政策极力保持友谊态度,不欲与之作无谓之竞争,须知营商系平和事业,用平和方法制胜者方为真正的胜利,此原则切不可没却。”1928年6月21日,永利和卜内门签订协定,卜内门为永利在日本代销,为期3年,预交30万元押金,永利每月供应纯碱600吨到1500吨。卜内门的真正目的并非赚取代销佣金,而想借此和永利接近,联络感情,企望进一步合作。在那之后,双方就营销情况互通信息,永利在纯碱市场上占据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相信科学

  科技为本兼善天下

  “学术研究是神圣的工作,做研究的人要拿研究的对象当作自己的身家性命。”

  ——范旭东

  在永利碱厂,总工程师侯德榜带领技术人员日夜攻关。几年后,他们熟练掌握了苏尔维制碱法的工艺、设备和管理,更积累了一套完整的经验。1926年8月,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在1930年比利时举办的工商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再获金奖,享誉欧美。

  总结多年的科学实践经验,侯德榜用英文撰写了一部全面阐述用苏尔维法制碱的著作——《纯碱制造》。他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何不将苏尔维制碱法的奥秘无偿公之于世以造福人类?在给范旭东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认为吾人非劈开‘己’之一字,不能成大事业。”1933年,美国化学会首次接受中国学者的著作,将侯德榜的《纯碱制造》列入化学会丛书第65卷,在纽约出版。侯德榜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总的来说制造厂已得到本工业独特要求的充分保护,而其细节只能通过多年实际操作亲身体验方可获得。至于工厂的特殊环节可以说任何一个好的设计师通过试验都能得到好的解决方法。所以无必要为本工业对外保密。”这部著作打破了国际制碱集团垄断了70年的苏尔维制碱技术,深为各国专家推崇,国内各大学亦用作教科书,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兼善天下的传统美德。

  范旭东为此曾表示:“侯博士的著作现在风行各国,给全人类打开了制碱工程的秘境,比起苏尔维氏的自守来,侯博士的气度崇高,尤其值得赞扬。”

  1939年春,侯德榜在纽约遥控指挥,技术人员在香港开始进行新法制碱的实验。一年后,实验获得成功。1941年3月15日,范旭东将这种新式制碱法命名为“侯氏碱法”。由于侯德榜致力于纯碱制造技术,将苏尔维制碱法公布于世,又创造“侯氏碱法”,将世界制碱技术推向新高峰,1943年10月22日,他被英国皇家学会化工学会授予名誉会员荣衔。新中国成立后,侯德榜为“侯氏碱法”向政府申请专利。1951年5月29日,中央技术管理局发出接受审查通知书。1953年4月25日,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审查,7月1日为“侯氏碱法”颁发新中国第一号专利证书。

  从创业之初,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就将科技作为基础,认为科技决定了企业的命脉。范旭东特别强调:“学术研究是神圣的工作,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头脑明晰,把世俗所谓荣辱得失是怎么一回事,看得通明透亮。拿研究的对象当做自己的身家性命,爱护它,分析它,安排它,务必使它和人类接近,同时开辟人类和它接近的坦途,这个任务,岂是随便可以完成的吗?”

  1922年8月在久大精盐公司化验室的基础上,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学工业学术研究机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成立。“永久黄”团体也由此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代表。研究社命名为“黄海”,表明了中国化学工业的这批创业者对海洋的深情,他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当时永利尚未出碱,经济十分困难,范旭东却提出:社中一切准备,必须能供给100位化学师研究所用。他将自己的创始人酬劳金捐给黄海研究社,其他创办者在他的带动下也相继捐款。

  成立初期,黄海研究社主要是协助久大、永利调查和分析原燃物料,对长芦盐场盐卤的应用进行实验。此时黄海研究社的方向和课题,如范旭东所言“简直是暗中摸索,有时这样,有时那样,越做越怀疑,等到略窥门径,越觉得非再加彻底不可”。

  数年内,黄海研究社贡献显著。科技人员采用广东沿海的藻类为原料试制了钾肥和碘;采集河北、山东、福建、广东等省沿海30多种海藻做系统研究,开发其经济价值;采用江苏磷灰石矿石研究提取磷肥;在卤水中提炼出了氯化镁,可供纺织,同时生产出碳酸镁,制作出中国人自己的牙粉,为此,曾任大总统的黎元洪特别题写了“齿颊甘凉”条幅。

  1935年,黄海研究社采用山东博山的铝页岩和平阳的明矾石为原料,研究提取铝氧和钾肥,完成了制铝的初步工作,试炼出中国第一块金属铝样品,并将其铸成铝制飞机模型以作纪念。对于黄海研究社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该社《工作述要》记载:“至金属铝呈现吾人眼前之际,始稍获精神上之安慰。”

  研究成果越来越多,黄海研究社的社会声誉越来越大,开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于是“黄海”重定社章,扩大组织,延聘专家,成立董事会,并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留美归来的张克忠、卞伯年、卞松年、区嘉伟、江道江等博士,留法归来的徐应达博士,留德归来的聂汤谷、肖乃镇博士先后入职黄海研究社。鼎盛时期“黄海”有博士10人,留学生、大学生60多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海研究社一分为二,一半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后又组建菌种保藏委员会);另一半,则参与组建并成立了重工业部综合工业研究所(后改组为沈阳化工研究院)。

  顾全大局

  民族企业的报国情怀

  “我们认定工业救国,比任何事业有把握,故不惜献身以赴,完成一得之长。”

  ——李烛尘

  永利公司自创立起便以实业救国的思想为指导。1931年公司《总处告全体同仁书》中提到:“吾人所学所事,只是做工营商,应自家明白即立誓以做工营商为救国之基本,刻苦耐劳,通力合作,为中国开拓富源,以宽裕吾同胞之计,世无民穷财尽尚能与国御敌者。”范旭东认为,中国从事工业的人无论为资为劳,双方都要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中国需要工业救国,而不是为个人争名夺利。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天津,日本人对早已垂涎的永利、久大先是使出所谓“租售”花招,被驳回后凶相毕露,限期永利公司与日资公司合办,否则实行没收。范旭东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毅然将“永久黄”团体迁往华西。一部分留厂员工处于积威之下苦心支撑数月,他们一面将重要的图纸、资料悉数转移,一面将关键仪表、设备拆毁丢弃,最后含泪离厂。

  范旭东在给侯德榜的信中叹息:“此番国难,本公司二十余年事业基础彻底崩坏,碱厂亦被敌强占,二千数百万资产荡然无存,而同事员工流离失职,尤极痛心。为保存事业命脉,弟固不辞一切艰辛,力求复兴……”李烛尘同样在1938年《回忆九一八》一文中感慨:“我们认定工业救国,比任何事业有把握,故不惜献身以赴,完成一得之长。敌人能毁我们以往之成绩,断不能毁我们做此成绩之人及精神!”

  国难当头,永利同仁首先要解决的是“永久黄”事业是该继续前进,还是坐观时局改变的问题。经讨论,大家都认为首先应当打破逃难心理,“利用这个时机为中国在华西创立化工中心,虽节衣缩食,在所不惜”。

  1938年,永利在四川自流井复建久大精盐厂,在犍为县复建永利碱厂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于重庆设立永利铁工厂、全华酒精厂。当时外伤消炎药奇缺,黄海研究社研制并生产铋黄来代替黄碘的严重不足,挽救抗日前线受伤将士的生命。

  所谓蜀道难,建设川厂最大的困难就是机械设备的运输。永利公司总管理处由上海迁往香港,主要承办为永利华西化工基础建设采购和运输设备、器材等工作。又在昆明成立了运输部,在西部边境畹町建立运输站,先后开辟了两条运输线。一条经越南海防进口,通过滇越铁路直达昆明;一条由火车从海防到同登,再由汽车接运,经广西、贵州到重庆。但不久后日军侵占越南,封锁海防,此线被切断,500吨器材也被日军扣留。危机之时,唯一的选择是自购汽车、自办运输,唯一的道路是绕道走滇缅公路,起点是缅甸仰光,终点是昆明,再运到四川,全程3000多公里。

  1942年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仰光,永利运输部的工作人员冒死抢运出几百吨器材和3500桶汽油直奔畹町,不料当晚畹町失守,3500桶汽油不能留给日军,在政府密令下,运输部工作人员将汽油化为熊熊烈火。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范旭东拟订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十厂计划”,以求战后复兴中华化学工业。日本战败投降后,李烛尘作为国民政府接收人员到达塘沽接收永利、久大两厂,日方要求李烛尘签字,李烛尘怒斥道:“物归原主,我们派人来管理,有什么字可签!”民族正气掷地有声。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号召全国同胞集资捐献飞机大炮。永利碱厂全体职工立即投入到捐款购置武器的爱国行动中,全厂捐献2000万元旧币。6月6日,仁立毛纺、启新洋灰、开滦煤矿、耀华玻璃和永利、久大等天津著名企业联合捐献的五架飞机组成天津编队,飞赴朝鲜战场。

  服务社会

  企业发展带动城市进程

  “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目标,凡属团体各分子都努力以赴之。集各个分子的力量一变而为团体的力量。”

  ——范旭东

  永利于1928年9月创办《海王》旬刊,不仅起到了广告宣传的作用,而且还是交流新技术、联络感情的园地,这在旧时企业中非常少见。《海王》印数最多时达6000多份,每期除普遍赠送职工外,还分赠给国内外有关人士和机关团体,特别是学术界和金融界。这样宣传的结果,使社会上了解、支持“永久黄”团体事业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不少学术界人士和新闻界人士也不断为《海王》撰稿。

  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地的实业家、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生纷纷到“永久黄”参观。《海王》曾有记载:“最近旬日到沽上参观永久两厂者,计有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水产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河北省立中学、北平高级职校、天津商业职校、河北女师学院、潞河中学、志达中学及天津青年会等,共计约千三百余人。”其影响可见一斑。

  《海王》也是沟通企业内部关系的平台。范旭东在《海王》上刊出“为征集团体信条请同仁发言”一文,指出:“每个团体都有一个目标,凡属团体各分子都努力以赴之。有组织、有计划、有信条,意志统一,步伐整齐,一心一德,不顾一切往前迈进,如此集各个分子的力量,一变而为团体的力量,此所以团体力量大,其事业乃得以成功。”

  此文发出后引发团体内广泛讨论,促成了“永久黄”团体的四大信条:“一、我们在原则上绝对的相信科学;二、我们在事业上积极的发展实业;三、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四、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直到今日,这四大信条仍是天津碱厂及渤海化工企业的精神指南。

  塘沽原系一片荒芜。久大、永利在塘沽形成规模后,吸引了外来人口向塘沽地区聚集,原本分散的居民点连成一片,塘沽第一所幼儿园、第一所小学、永久医院及工人室、联合村、新村等住宅区及新街、新市场相继建成,使塘沽进入了城市化的轨道。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位于塘沽中心的“永利新村大院”仍是塘沽的地标建筑群。新村大院是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的“永久黄”团体员工宿舍,其建筑造型、建筑材料、结构布局都十分讲究。每幢房屋都设有上房和下房,房间宽敞明亮,全部木地板,门前有欧式亭廊。大院院墙四周各有一座红砖二层小楼,据说当年是作为护院之用。院内花草繁茂,笔直的甬道两侧绿树成阴。永利新村大院配套完善,生活十分方便,房租却很便宜,在当时的天津地区堪称一流。

  永利、久大两厂还在现塘沽新华路立交桥一带共建娱乐室,备有台球、乒乓球、棋类、图书等文化娱乐设施;开辟了篮球场、网球场及多种体育设施,聘篮球、网球、武术等专业教练进行指导,在久大工人室南院附近空地上建筑新房,添购乐器,武术团、戏剧团迁于此处,取名为“工人室俱乐部”。

  “永久黄”团体始终秉承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对今日企业乃至全社会都仍有借鉴作用。正如范旭东在一次讲话中所说:“我们全体还要合力去打破中国的旧习,如推诿,松懈,不肯负责,等等,这些都是败坏事业的病根,只要同仁大家觉醒,实在不难去掉,唯一方法,就是要大家先养成‘隐恶扬善、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德行……”

  • 来源:天津网 作者:何玉新
  • 编辑:ro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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