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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月3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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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胜阻: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城镇化已经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热点。记者针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众多热点问题采访了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的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关于城镇化的话题再次引起多方关注,这无疑也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您如何解读?

  辜胜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是美国的高科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头号战略选择。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镇化有利于引发消费需求,增加居民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消费。据测算,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5年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元亿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左右。其次,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带动投资增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对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和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研究显示,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记者: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半城镇化”的特点,城镇化新政也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任重而道远,您如何解读?

  辜胜阻:我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在创造经济增长“中国奇迹”的同时,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九五”、“十五”、“十一五”这三个时期的年均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1.43%、1.35%和1.39%,但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为滞后。城镇化率刚刚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52%),和高收入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相差甚远。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2亿人生活在城镇却没有城镇户口,也无法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的现象,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为此,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

  当前推进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注意三个特点:一是转移人口量大面广有长期性。二是市民化成本很高。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

  记者: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避免哪些误区?需如何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辜胜阻:推进城镇化要避免五个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城镇化要重点解决的是“人往哪儿去”的问题。现在有人主张把大城市做得特别大,北京这样的2000万人的大城还要做到5000万人。这种思路不可取。我认为城镇化不是做大,而是应把小城市做多,把城市群做多。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环境恶化、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资源粗放开发陷阱。

  如何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键。我认为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采取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强城市群内交通、通讯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推动内涵型城市化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发展县城经济,以外延的据点式发展为特征,建设有吸引力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县城发展县域城市,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和四面“霾”伏这类“大城市病”。三要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拉美陷阱”的教训告诉我们,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产业和就业支撑,新市民在城市必须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记者:像您所说,城镇化并非简单的“造城”运动,要让农民进城后能够真正地自食其力,激发民间资本的创富活力,解决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至关重要,对此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辜胜阻:新城镇化是一项高成本的系统工程,不论农民工是进城置业或是返乡自主创业,还是解决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至关重要。

  一方面是要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农地金融的改革,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进行融资贷款,使农民“沉睡的土地”变成其创业、置业的资本,利用好土地资本化红利,盘活土地的同时,为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提供创业资金。另一方面,要发展以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为主的草根金融,开发适合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农民工的草根创业和草根经济。

  记者: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涉及到多项改革,您觉得应该如何将城镇化与改革结合起来?难点在哪?又该如何解决?

  辜胜阻: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民的市民梦、创业梦、住房梦,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融得进、可创业、能就业,成为城镇建设者和发展成果分享者,成为城镇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等等,但是最难的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一要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集约用地,降低地耗,要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的自愿流转,使人口向城镇集中过程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产业向城镇工业区集聚。二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三要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四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五要改革县市管理体制。扩权强县,做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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