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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24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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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之下为何还有"勇夫" "假发票"地下产业揭秘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看守所里,记者见到了贩卖虚假发票的头目曹国滨(又叫“小淼”),一个在业内名气很大、被很多人称为“地下税务局长”的人。在哈尔滨市,由他组成的“假发票产业链”所制造和贩卖的假发票不计其数,仅一次进货量涉案金额就有300多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个像他这样的“局长”级人物正在肆无忌惮地侵蚀着国家财税体系,每年给国家造成成百上千亿元的税收损失。

在近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假发票”这个隐蔽在阳光下阴暗角落的违法产业遍布全国各地,发展迅速。在这条畸形的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专业化程度之“绝”,防范手段之“妙”,从业人员之“滥”,令人触目惊心。

严管之下为何还有冒死“勇夫”

由于税种的区别,“假发票”也有着不同的分类。据介绍,现行税制发票分为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两大类,由于前几年泛滥的假增值税发票造成国家财产的大量流失,国家在1994年开始提出建设“金税工程”,实际上就是利用覆盖全国税务机关的计算机网络对增值税专用发票和企业增值税纳税状况进行严密监控。同时国家还加重对涉案人员的处罚,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因此现在增值税发票基本上没有假的,我是绝对不会碰这个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小淼告诉记者。

“不过,现在虚开增值税发票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做。集中在广州、深圳那边,增值税发票面额都很大,因为他们可以收取票面6%的费用,利润通常很诱人。”小淼告诉记者,首先,他们通常会在全国不同地方开设五到六家公司,一般都用虚假身份证或者找代理公司代办。也有一些人与当地人合作,利用其合法身份来注册公司,也就是所谓的“皮包公司”。然后是“洗票”。主要是利用他们所控制的这些公司之间互相对开增值税发票,经过五六个城市公司的“业务”倒手以后,已经很难鉴定出发票上的业务是否真的发生过,去税务部门抵扣税款也就“顺理成章”了。

至于普通发票,黑市上也有一些是真的,那是通过注册假的公司,在税务机关领取到发票以后,用真发票“大头小尾”虚开的,即在真发票存根联上开小金额,在发票联开大金额,费用在5%至6%之间。

“但是那太麻烦了,选择‘风险小,易操作,利润高’是我的原则,所以我打着‘代开发票’的旗号,卖假发票,过程比倒腾真发票简单,而且比增值税发票风险小,监管力度又小。而且我的发票比市场上其他同行的质量好很多,和真的没啥区别。买过我发票的人都知道。”话说到这里,一丝得意浮现在小淼脸上。

“专业完善”的假发票产业链

根据小淼的描述,整个“假发票产业链”从制作到销售大体可分五层:

第一层是老板,他们有自己的印刷厂,负责给全国各地不同客户大量印制发票。

第二层是老板手下,也叫马仔,一般都聚集在广州市白云区天河镇。他们是老板的工作人员,也是惟一可以和老板真正接触的一层。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掌握着大量不同地区的客户,在每本发票上赚取五元到10元不等。

像小淼这样的角色,是整个网络的第三层,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通常在本地区垄断着一部分客户与市场,“知名度”也很高,通过马仔大量进货,进货价格一般在每本发票20元左右。

网络的第四层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专业”送票,小淼的摩的司机便是,每一趟他给司机10元至15元不等的报酬。另外一部分是由身边亲戚和朋友组成的“销售下线”,他们从小淼手上批发发票后再销售。但他们拿货的价格已涨到每本100元。

网络的第五层,就是我们平时见到的那批人,他们密布在车站、酒店、医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进行兜售,收取客户所开发票票面金额的3%至4%。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假发票网络的各个环节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异常谨慎,采用诸多手段来减少风险,确保安全。侦破案件的哈尔滨公安局经侦支队六大队大队长邹克强告诉记者,假发票链条上从上层制假老板到下层销售人员,他们都有多个不同的业务名字和多个电话号码。例如曹国滨就用“小淼”“您的朋友”等名称联系业务,平时他们从不见面,仅靠一个手机号码保持联系。

“我只做熟客,而且绝对不会亲自见面交易。”小淼特别告诉记者,他都是通过电话遥控指挥其雇用的摩的司机给下线和客户送假发票,甚至连自己的朋友和亲戚也一样。

小淼告诉记者,对于像他这样的长期客户,要货时只需给广州那边打电话,再用特快专递把样本寄过去。谈好价格,把钱打入对方账户。广州方面就会把货做好,通过空车配货发过来。一般需要半个月,遇到工艺复杂的时间要略长一点。

另外,“人货分离”也是其减少风险的手段。小淼告诉记者,他一直都把货单独放在一个秘密的仓库里,自己的住所绝对不存放发票,每隔一两个月,他会给雇佣的司机送一批货,接头地点也在不断变化。就连小淼手下的摩的司机反侦查意识都极强。他们驾车送假发票时而加速、时而绕道,有时还故意兜圈、突然掉头。约好的交易时间地点常常临时改变,时刻观察是否有人跟踪。

“实际上,这些手段都是我们的行规,毕竟这样做都是违法的。”小淼吸了口烟说。

小淼说,目前兜售假发票主要有几种方式:发名片,在街边拉客人,利用电话、短信、网络邮件、传真等先进的通讯手段。“我最早是从哈尔滨市的‘五金建材一条街’起家的,挨家挨户发送署名‘小淼’的名片,招揽贩卖假发票业务,后来慢慢将生意扩大到市区其他地方。”

旺盛的“需求”与高额的利润催生市场

假发票之所以能成为“产业”,背后是旺盛的需求。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在广州等地,不但有专业的印刷厂印制假发票,还有贩子一条龙服务。同时,假发票模仿程度高,足以乱真,连税务和财会人员也难辨真伪。“在利益的驱使下,纳税人就会铤而走险,使用假发票,从而也为印制、贩卖假发票提供了滋生土壤。”邹克强这样告诉记者。

“我们跟踪过一个短信销售假发票的深圳号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就与全国超过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1个地区的50个手机和17个固定电话和小灵通进行了通话,其中包括私营企业、个人、个体老板、政府机关以及国营企业等在内。”邹克强向记者披露。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财务人员对记者说:“只要做假账的存在,代开发票这个产业就活得滋润,而企业、个人几乎都需要这个产业的存在。”他告诉记者,发票违法利益巨大。一本100元版的饮食发票有50张,这样一本发票的票面金额就是5000元。纳税人如果通过正常渠道购买发票的话,购买一本发票所要缴纳的税款就是5000×5%(综合征收率)=250元,支付工本费六元;如果经营者是从事娱乐行业的,那么综合征收率为20%,需缴纳的税款为1000元。如果购买假发票的话,可能只需花费一二百元,其成本将大大降低。以一个年营业额100万元的餐饮经营户为例,如果其营业收入中有50万元开具假发票,则可节省25000元,营业额100万元的娱乐业经营户一年则可节省100000元。

小淼说,制造和销售假发票的利润也相当可观。一般而言,印制厂印刷一本假发票的成本是几角钱,批发给马仔大概15元,马仔批发给小淼是20元到30元,小淼卖给下线约为100元。而流到市场上给纳税人的价格是200元左右。

强劲的市场需求加上高额的利润,使印制、贩卖假发票的不法之徒蜂拥而至,目前已经形成跨省网络。这个“繁荣昌盛”的地下假发票市场对国家税收造成的损失数额巨大,难以估算。 (记者:杨烨 刘璐璐 王茜)


"假发票"产业有多"热"? 京城寻访"假发票"

“假发票”产业究竟有多“热”?记者近日在北京采访时发现,大批卖假发票者聚集在车站、医院、商场等人流量大的地方,其从业人数之多、交易场所之广、情况之猖獗让人十分震撼。

场景一:车站附近

“先生,买发票吗?”一个孕妇模样的人问一位手提公文包的过路男子。“你都有什么发票?”“什么票都有。”“拿张建材专用发票看看。”这时,孕妇从鼓鼓囊囊的票样夹中快速取出一叠建材发票。“买一本多少钱?”“500元。”这是记者几个月前在北京站附近看到的一幕。

作为京城客流量很大的北京站和北京西客站,是假发票贩子的聚集地,这些人非常零散,大多时单兵作战,卖无定所,走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不停地打量着行人,来回叫卖。

记者近日在火车站意外发现,与春运的紧张相反,卖假发票的反而少了很多。“主要是最近查得比较严了。”报刊亭的张大爷指了指来往的巡警告诉记者。“那些票耗子就是这样,查得严就撤,松了就又出来,现在卖假发票的只是零星。估计过完年又会泛滥了。”

场景二:某医院门口

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卖假发票者经常在医院门口转悠。记者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某医院门口后,看到医院东门和北门共有十四五个卖假发票的,他们基本上是中年妇女,几乎每个人都领着孩子,年龄小点的抱着,稍微大一点的、也就五六岁左右的则在周围玩耍,孩子们也随着各自的“母亲”,不断地在东门和北门之间流动。

“你们大约几点出来啊?大冷天抱着孩子不受罪吗?”记者问一位中年妇女。

“一般早上九点多就过来,傍晚天黑才回去。万一有检查的,俺们抱着孩子他们也不会抓。”她随即笑了起来。

记者说想要买发票,她马上拉住记者的衣角小声说,“买我的吧,多买点我给你便宜。100元的发票一张三块钱,你也知道医院东门要卖五元呢。”

“你们卖这个的不是一起的吗?”听记者这么一说,她当即否定,表示都是自己赚自己的钱。不过记者同时发现,在这些中年妇女中间,始终有一个中年男子来回走动,不时地照顾玩耍的孩子,一会儿又和中年妇女交谈。

“现在是2008年了,奥运马上来了,查得严了,卖的人不如以前多了。”一位卖假发票的中年妇女一边说,一边注视着来往的人群。

场景三:某大型超市门口

“在这个地方卖假发票的,多的时候能有十几个,少的时候三四个。”一位商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三元桥附近某大型超市门口的过街天桥上有一群长期蹲点的卖假发票者。记者发现,他们大多聚集在过街天桥的入口处,也有一些站在桥上招揽生意,这些人大多是中年妇女。

上午11点至12点多,天桥上共有三个卖假发票的,都是中年妇女,她们之间有四五米的距离;桥的入口处则聚集了六七个,只有两个是男性,其他都是中年妇女。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也很“礼貌”,并不主动上前推销,而是向路上的行人低声地喊“发票,要发票吗”。

记者观察了近一个小时,只有三个行人停下来询问,不过都没有马上交易。即使有行人停下来,她们也不会一哄而上,只有一两个凑过来和行人交谈。而这三个对发票感兴趣的人也都是30岁左右的女性,看上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据一位卖假发票者透露,一般询问者主要是想了解发票真假和价格问题,现场交易成功的并不多,大多是后来电话联系,她还递给记者一个手写的卡片,上面留有联系方式,该卡片显示此人还有“办证”业务。

场景四:某媒体写字楼

在北京某媒体写字楼内有一群专门的卖假发票者,他们趁每周二该媒体开会的时候,前来兜售发票。记者在11楼通往12楼的楼梯上发现了一个卖假发票者。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身上挎着两个包,在与记者交谈的大约10分钟内,她用两个手机接了四个电话,其中有两个来自买票者,一个是她的同伴打来询问调票的。此人自始至终保持着笑容,没有丝毫紧张和恐慌。她的多层次书包敞开着,每个夹层里都放着各式各样的发票。在她这里,可以买到火车票、飞机票、住宿、餐饮等等各种发票。

记者询问:“7000元左右的发票需要多少钱?”她介绍说:“7000元一个人报只需要100元的套票就差不多了。”她随即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套票,套票包括两张火车票、两张住宿发票和一张手写发票(出示的套票是供两人用的)。她还一再向记者说:“只要把时间写好,一套发票差不多可以报到7000元”。当记者询问现在买发票的是不是都是老主顾,一般打电话后直接过来取时,她表示肯定。据记者观察,她所在的楼梯口,不是楼内工作人员常走的地方,而附近不远的物业人员好像对此习以为常了。她对记者说:“我一般都在这转悠,这次主要是来送订好的票。”

这些卖假发票者的专业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门服务于某个企业,不必街头受冷遭罪;二是有能力匹配出各种不同的套式发票,满足客户的特殊需要。

场景五:地铁、公交站、街边

在北京的地铁里,写着“卖发票”字样的小卡片被插在广告牌和抓手的缝隙里,只是联系人有着“田小姐”和“苏小姐”的不同。几乎每个车厢里都可以发现七八张这样的卡片。据记者调查,这些卡片都是被一群人趁着早几班地铁人少的时候放上的。

街边的墙上、电线杆、公交站牌同样是这类卡片的温床。家住三元桥附近某小区的一位老大爷告诉记者,在他每天早上去晨练的路上,也就是两站地的距离,隔不了两三天,他都会撕掉十几张乱贴的卖发票的卡片。这些卡片大多贴在路边墙上、公交站牌和电线杆上。

记者在等公交车时,看到一男子站在桥上向桥下等候公交车的人撒下几十张卡片,漫天飞舞,拣起来一看,上边写着卖发票、办假证的字眼。

在发稿前,记者在百度里键入“卖发票”三个字,搜索到相关网页共计7.48万个,前几条都是“专业提供北京发票,13XXXXXXXXX”。毫无疑问,无所不能的互联网又被卖假发票者成功地“开拓”和“利用”了。(记者:杨烨 刘璐璐 王茜 实习生:张春昭)


杜绝假发票一靠重典二靠创新

假发票的泛滥,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国家税务总局日前透露,在过去的两年里,各地查处制售假发票、非法代开发票案件2900多起,查获假发票1000多万份,罚没收入一亿多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400多名。这是已经查获的,还有一些因种种原因没有查获的。这些案件不仅造成了大量国家税收的流失,干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正常运行。

从本报今天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对当前的假发票现状得出一些基本的判断。比如,过去发票造假主要集中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但随着“金税工程”的深入和发票管理手段的加强,造假目标已开始大范围转向普通发票领域;比如,贩假者过去主要以街头兜售为主,现在已鸟枪换炮,手机短信、互联网、传真、邮递都是其常用的手段,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等级明显、分工细致的制售假发票团伙。

假发票为什么会愈演愈烈呢?除了假发票利润丰厚、冒险者争先恐后,发票的防伪技术含量低、容易伪造,以及假发票印制、贩运和买卖过程较隐蔽难以取证等因素外,惩戒力度不够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国原有的“发票管理办法”对各种违规行为的界定比较笼统,只有非常简单的一句话,而且处罚手段普遍就是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只有“私自印制、伪造变造、倒买倒卖发票,私自制作发票监制章、发票防伪专用品的”,才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处罚程度过轻,实践中也不利于操作。特别是对什么样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并没有较为细致的说明,让人觉得好像一般的制售假发票不算什么大事,还谈不上“犯罪”。

可见,对泛滥的假发票,我们必须施以重典。我们在认识上,完全可以把制售假发票的危害程度,等同于制售假钞甚至贩毒等行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的法律才会达到一个新的制高点。据了解,新的发票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已在审议过程之中,这点确实让我们充满了期待。

当然,除了施用重典,我们还需在许多技术层面上进行创新。

比如,税收手段的创新。要杜绝假发票,根本之策是取消发票。作为一种记账的凭证,发票在今天被赋予了强大的税控功能。但事实上,许多交易是根本不用发票的。所以,对发票过大的寄望并不能带来什么。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其商店和超市几乎都使用电脑收款,税务机关只要将电脑的数据通过联网传入税务机关即可进行监控,消费者凭收据即可报销。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票已经失去意义。另外,许多国家通过普及电子货币也取消了发票。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比如,财政监督手段的创新。目前,我国对各级财政支出状况已经全面推行“公示”“公开”制,但远远没有做到位。许多由财政包揽的公务用车、职务消费、公务接待、出差旅行和办公费用等,透明度一直非常缺乏,不仅造成大量的资金浪费,而且容易产生腐败。而在这种过程当中,假发票经常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再比如,科技手段的创新。现在的发票之所以容易仿制,主要是因为防伪技术程度太低。所以,加强发票防伪功能的研制和推广,应当是税务部门的一项当务之急。(叶建平)

  • 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徐雅萍
  • 编辑:徐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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