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将在双向波动下基本稳定 访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
近两年,跨境资本流动明显加剧,呈现明显的双向流动格局。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呈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016年,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呈现明显贬值趋势,2017年,又呈现较大幅度的升值。应该说,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是外部性风险的关键环节,由此引发的金融风险如与其他风险叠加,会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日前,就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宗良博士。
记者:在全球经济复杂性加剧的背景下,近两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了下滑及回稳的不同状况,从而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影响,与此相伴的是,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较大。请您谈一下近两年出现了哪些新情况和新特点?
宗良:2014年以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整体上经历了从恶化到好转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一是非储备性质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由顺转逆”,但近期又转为顺差。中国非储备性质的金融账户逆差在2015年达到4345亿美元,今年一季度为顺差368亿美元。这表明前两年我国出现了明显的资本外流趋势,但近期资本外流压力有所缓解。二是今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有所回升。从2014年开始,外汇储备上升势头逆转,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2017年1月,跌破了3万亿美元的关口,之后这一下降趋势有所转变,截至今年7月,外储规模已上升至30807亿美元。三是市场已逐渐从人民币贬值预期转为稳定预期,市场结汇意愿增强,居民和企业的购汇需求明显缓解。四是对外直接投资呈先增后降的走势,结构更为优化。
人民币汇率波动也呈现新特点。一是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明显扩大,从2014年初至2017年7月4日,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在6.0930-6.9526的区间波动。二是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在震荡中走强。截至8月29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突破6.60整数关口。三是境内外人民币汇率逐渐趋于统一。今年以来,境内人民币汇率的价格引导作用在逐渐增强。大部分时间内,境外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均低于境内,表明境外市场参与者认可更为强势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记者:近两年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出现上述新情况、新特点的主要原因有哪些?2014年至今,我国外汇储备余额经历了高峰,也经历了快速下降,近期又有所上升,应该如何看待外汇储备余额的变动?
宗良:目前,资本流动已成为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重要因素,资本外流与人民币汇率波动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一是2014年-2016年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持续存在,影响了国际资本信心和投资意愿;二是我国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了传统的成本导向型外资对华布局调整;三是我国招商优惠政策变化,政府正在从“粗放引资”走向“精细选资”。另外,我国服务业和投资领域开放相对滞后,影响了相关产业外资来华投资;四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吸引外资回流。
外汇储备是一个连续变量,没有必要过度纠结于某一整数关口。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外汇储备在合理区间内有一定的下降是可接受的。纵向看,1993年底,我国外汇储备只有212亿美元,近几年最高时接近4万亿美元,现在是3万多亿美元,仍处于较高水平,而历史上也只有中国和日本的外汇储备达到过万亿美元以上。横向看,截至2016年末,全球外汇储备总量为10.79万亿美元,我国占到了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28%左右。即使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减少一半,仍是全球最高水平。而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都仅持有很少外汇储备。从汇率安排和持有外汇储备动机的角度考虑,如果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同时本币又可自由使用,该国理论上就可以无需持有或仅需持有少量外汇储备。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我国对持有美元等外汇储备资产的需求势必减少。但近期保持一定规模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稳定预期、保持对外经济平衡。
记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面对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我国应当如何调整对外开放战略,引导跨境资本平衡流动?
宗良:稳步推进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为抓手,汇聚国际资本。
一是有序开放国内市场,鼓励外资流入。例如,进一步扩大国内服务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的开放程度。在金融领域,扩大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开放,通过投资者资质、投资额度、投资产品等方面的审批制度,把握境外资金流入的节奏。引导国际资本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在境外机构投资者类型上,更多地引进中长期投资者,如资产管理机构、养老基金、慈善基金会、捐赠基金等。
二是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在聚集国际资本中的作用。我国应进一步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引导国际资本流向,促进全球资金流动相对平衡,让“一带一路”造血,让“一带一路”沿线成为全球资本的重要汇集区。
记者: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缩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酝酿收紧以及英国脱欧等事件的冲击,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将会有所增加,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从而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影响。对于跨境资本流动与人民币汇率,您有哪方面的对策建议?
宗良:第一,保持中国经济的基本稳定,增强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维护资本均衡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根本基础。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增长态势没有改变,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达6.9%,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强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的信心,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在双向波动下实现基本稳定。
第二,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近期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同时,我们可顺势而为,化被动为主动,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实现外资结构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在对接国家区域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中,抓住外企在华布局调整带来的机遇,加大政策开放和技术资金配套支持力度,承接产业转移,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第三,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民币汇率的短期剧烈波动,防止资本大进大出。随着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储备地位得到认可,境外货币当局可能调整其外汇储备结构,增加人民币资产的占比。未来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实现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动态平衡。
第四,统筹考量海外人民币、外汇储备以及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关系。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完善一系列稳汇率的资本管制措施,特别要以市场手段防控短期资本无序流动,利用利率杠杆等市场化手段来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同时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加大对稳定汇率因素的考虑,为应对人民币利率上扬和美联储加息奠定基础。长远看,应在加强汇率预期管理和资本市场风险应对能力的基础上,稳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防止大规模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带来较大冲击。
(责任编辑:王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