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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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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自述:每天擦桌子证明自己还活着

  “我不用坐班,几点都行。”约见面时间时,邱闻在电话里说。

  11月初,一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多,他便提前等候在咖啡馆里。

  他说“不用坐班”有两层意思:一是平日下午三点多钟,就可以回家,工作时间自由;二是在办公室,自己经常站着—总坐着实在腻味了,屁股痛。

  采访时,这位当了两年多基层公务员的人民大学高材生,好几次语速飞快地插话打岔。他解释,成天和四五十岁的人坐在一起,特别想找一个年轻人说说话。

  说到这儿,他搓了搓脑门,目光呆滞看向窗外,蹦出一句无厘头的话:“此情此景,我好像之前就亲眼见过,像大话西游里重返过去的片段。”两个多月来,他时常做这种电影闪回般的“白日梦”,推测可能是“每天重复单调的工作”造成的精神恍惚。

  他试图与一种无形的力量抗争,让自己的公务员生涯“过得更有意义”。然而,他觉得快被打败了。

  “不想累得跟孙子似的”

  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邱闻依然会坚持当初的选择。

  从小到大,他一直努力成为“拔尖儿的那种人。”他的家乡在北京市一郊区县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高中成绩稳定在区重点的前三,顺利考上了人大。他的高考成绩,去清华北大绰绰有余,填报志愿时却并没考虑。

  “万一差几分呢?我可不想复读。”他说。他认为自己是求稳的人,做最有把握的事儿,尽量规避风险。他承认,这多少在潜意识里影响了的求职选择。

  大学四年过得很迷茫,一直“没想明白未来的路”。毕业季,班里的同学基本选择出国、读研深造,或者去外企、银行。家里并不富裕,他不打算考研。而外企工作压力大,他英语又差,也放弃了。

  他随了大溜儿,拿到两个银行的0ffor,最终和建设银行签了合同。他并没有太大热情,“归根结底是个服务行业,每天的重复性劳动多,创造性工作少。”

  在人大的图书馆,抱着公务员复习资料埋头苦读的人也不在少数。班上近大半同学都参加过国考,也有人成功进入了财政部、发改委等单位。他的老家,没有几个大企业,公务员被视为一个稳定而体面的工作。邱闻既想试试,又有点抵触,“也许是负面性的报道看多了。”

  2011年2月初坐车回家,邻座一位大哥随口开导他:“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实情。”邱闻琢磨—反正工作已经定了,那就试试呗。

  两周后,他草草复习便参加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目标是一个镇政府的岗位。因为是郊区,竞争没有中心城区那么激烈,一共60多人报考。他以笔试第一,高出第二名10多分的成绩进入面试。本应是三取一,可排他后面的两个人没来面试,弃权了。接到录取通知后,他把一系列巧合归结为“命运的安排”。

  他交了违约金,和银行解除合同,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基层公务员。

  他并不觉得可惜。工作所在地离家不远,父母岁数大了,身体都不太好。姐姐妹妹都在城里,他可以每天回家照看、陪伴爸妈,“这比赚很多钱更重要。”

  除了家庭,还有一个因素。在银行实习的时候,他时常看到客户冲着柜员、大堂经理争吵甚至责骂。如果他选择在银行工作,入职第一年,基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还得天天站着。“我不想整天累得跟孙子似的。”他说。

  摄影中国周刊记者樊竟成

  座位之争

  邱闻是几年来镇上唯一新入职的公务员。

  他的部门是宣传信息科,负责信息发布管理和公文起草,一共三个人。

  原来的科长调入区里任职,空出了个岗位。科长的职位,却暂时没人顶替。两位同事,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女士负责网站,是事业编;另一个女孩没编制,协助帮忙。

  邱闻很快发现,两位同事态度不冷不热的。“按资历,她俩是我的前辈,比我有工作经验;按编制说,我是科里仅有的正式公务员,拥有升职机会,而她们没有。”

  很自然的,年头最长的事业编姐姐,行使起“代理科长”的权力。

  自己的第一篇消息稿,写镇秋季运动会。他按照网站上的范文,一句一句模仿。

  交给“代理科长”过目,换来一阵痛批,说像“xx日,秋高气爽”这类表达,没有一点意义,删。一共两百多字,重写。他没吭声,照办了。可总觉得,那态度不像提意见,更像“杀威棒”。

  好在,这类工作不算难事儿。科室里有台佳能350D的单反,他同时负责拍照片。原则就一条,无论会议或视察,必须保证领导在中间,避免拍到领导眯眼、走神。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有兼职。比如,顶替一个副镇长的儿子参加高中会考。他心里不情愿,却不敢说出来。战战兢兢到考场才发现,监考老师根本不管。最后考了高分,副镇长一下记住了他。

  邱闻越来越受重视。一有镇政府内部的饭局,就有几个部门主任招呼他坐在自己旁边。他一般会婉言谢绝,而选择和年轻同事坐一块。他想保持点独立性,不想站队。

  麻烦还是找上门来。此前外出办事儿,接待单位向来都会安排车把他送回去。有次去采写一个偏远乡镇企业的先进事迹,不巧,受访的总经理有急事儿要处理,便撂桌上50块钱,说留给他打车,转身就走了。邱闻从没碰见过这种情况,身上又没带钱和公交卡,脑袋嗡的一声,懵了。

  这分明是颗炸弹啊!他赶紧打电话求助“代理科长”。“你怎么能收钱呢!”不由分说,对方就给定了性。他立马追上去退了钱,硬着头皮,让人家从别处安排了一辆车。

  回来时,组织部领导和“代理科长”等候多时,你一言我一语,开了个“教育批斗会”。“我本来就没接那钱,第一时间就汇报请示。”他挺郁闷,觉得“代理科长”“扣顶高帽子,还打小报告。”

  不久,因为座位问题,引发一场暗战。

  科室分为里外两个屋子,里屋以前是科长单独的办公桌,因为空着,邱闻来的时候便坐在这儿。某天,“代理科长”提议:“咱俩能不能换个位子?”邱闻搪塞过去了。后来,又问了好几次。他脾气上来,态度强硬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早就默认了她的领导地位,没必要再搞这种形式主义。而且这事关尊严,如果退让,今后就别想在科里抬起头来。

  此后,科室一有集体讨论,两位“前辈”的意见总和自己相反,他觉得被孤立了。直到第二年,部门又进了位公务员,邱闻主动和新同事“走得很近”,情况才有所改观。二比一变成二比二,形成微妙的平衡。他说话的嗓门,也渐渐大了。

  以前,他最看不惯的,就是“拉山头”行为。

  • 来源:人民网 作者:微博
  • 编辑:胡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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