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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6日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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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广州的彩棚与棚工

孙中山当选时在财厅前进行就职演说。

孙中山当选时在财厅前进行就职演说。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时的广州街景。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推举的非常大总统时的广州街景。

  广州人过大节的设施,最重要的是什么?——搭棚。不说花市里纵横几里的花棚,城乡为迎接这个盛典,也会搭起彩门、灯棚等等。虽然北方也有,但广东人却有自己的特色,珠江三角洲一带盛产葵,以葵叶编织作上盖为葵棚,就是广东特色一种。

  1934年,陈济棠定在10月10日举行佛山“秋色”、新会“纱龙”等民间艺术游行娱乐,名曰“狂欢节”。在广州各交通要点,盖搭牌楼,市内繁盛街道较宽阔的地方,盖搭了“禹门”、“八音”棚(音乐棚),晚间马路上,蓦地灯火楼台,彻夜笙歌;当金龙、银龙、纱龙游行其间,在牌楼下盘龙起舞,作翻腾云水状,与牌楼光彩交辉,更显出我省民间工艺丰富多彩。年纪大的人当可记得:为迎接抗战胜利的中国军队入城接受日本投降,广州中华北路搭起高大巍峨的牌楼;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主干道也搭起高大的欢迎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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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棚业祀奉祖师爷“有巢氏”

  搭棚业是古老的行业,广州的行会组织始自顺德县滩头、上海村分支,经过300余年的时间,到清末民初只得300 余人。东家行(资方组织名)“太古堂”,取太古三王(盘古、有巢、燧人)之意,地址在大东区越秀坊(同业公会前身)。西家行(劳方组织名)“正义堂”,地址在大东门线香街(祀有巢氏),劳资都祀奉一个祖师爷。上世纪20年代,四乡招来的新棚工另立一个组织曰“联益会”。旧属“正义堂”、新属“联益会”。1927年“正义堂”成员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庙产被封,组织解体。“联益会”会员,得到不断扩充。但传统的搭棚技术都是来自“正义堂”的。

  搭棚工日晒雨淋,工资却不高,据老搭棚工梁源回忆:民国八年(1919年),他才15岁,从肇庆来广州省城大东门外东兴棚铺当学徒,没有固定薪金。每年之中,由老板发给8至10元(毫银),以后逐年增加,3年以后才叫入行,名叫“挨师”,6年后叫棚工。一般搭棚人,广泛的称谓曰“搭棚佬”,或被外人尊称曰“师傅”,其实内中分工是:棚工负责上棚操作,如扎篾(扎架),装配棚面。真正的师傅负责在地面规划、指挥一切,如把长的、短的适用材料,通过学徒仔或挨师的传递,供应给棚工。但在平时搭棚师傅也和其他棚工一样托竹、托木,要笔直行动,途中难以歇肩,顶力也要“捱”到目的地。学徒仔之中,有不少不堪其苦“捱唔得”,转了行或去当咕哩(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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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棚工被人称为“相公口,乞儿身”

  搭棚有“空中练武”之称,有时甚至在十多丈高处作业,拉扯竹、木上架,全身用力,头顶着、肩托着,赤着脚,用双脚像铁钳一样钳实棚架,腾出双手操作,使用篾青缚紧。冬天冻得皮肤爆拆,裂口出血,血淋淋也忍着疼痛。操作是用手作尺丈量,以目测为准绳(没有用水平尺),胆要大,心要细。所以,供奉着三位祖师,除了有巢氏之外,还有鲁班和华光两位祖师。这是说:要学有巢氏搭架技巧创新,鲁班的规矩方圆能工巧匠,华光的多眼睛兼顾上下左右。凡此种种,由于体力和生理关系,没有妇女上棚工作的。就算男工也多从青年学起。在操作中,体力消耗大,要注意营养,否则高空上头晕眼花,支持不了,因此伙食不能节约,一般吃喝,自奉不薄。以日常生活来说,是一日七餐。但对衣着不讲究,都是粗布衣,短袖衫和短裤,多习惯穿着上海产的大成蓝棉布衣服,因易吸汗、隔热、耐磨、耐污,有老广州回忆,当年建中山纪念堂的搭棚工人,全部都穿蓝衣服,其实就是这种。搭棚工一般装扮是:头戴肇庆产的大头竹帽,赤脚,腰间系一条用竹篾扭成的腰带,挂着一个皮包(内放着一把小勾笏刀),肩搭一条毛巾,一身大成蓝衫裤。这是“正义堂”棚工比较划一的装扮,其他棚工亦类此。工余上茶楼、入菜馆亦多不改装,一望而知是搭棚佬。由于吃得好,穿得劣,手脚粗糙,被人称“相公口,乞儿身。”

  因搭棚多属急用工程和热闹场面,棚工一到工地,每受事主的欢迎,特别是喜事用棚,搭棚佬到了,证明喜事快要来临。棚成之后,又见到张灯结彩、人群欢乐的场面,内心是高兴的。行中有句话:“哪处有高兴,请我们到哪处。”说“富贵生意”一点不假。民国初年,各地民军云集广州,急于临时找地方安排住宿。市内外空地都盖起棚来,遍及市内的东较场(今广东省体育馆)、维新路(起义路)公安局、中央公园(人民公园),郊区天河村、瘦狗岭、黄埔鱼雷局(黄埔军校)、河南等处。另一方面随着拆城墙,筑马路、建筑沿江码头等,城市建设的一系列新措施,及商店改建,诸如个别的搭瓦面、顶危墙、搭排山等大小工程,都是急不容缓的。加上辛亥革命不久,封建色彩还很浓厚,神诞节日,按例盖搭一些神功戏棚、灯棚、彩门等等。搭棚铺真是其门若市,一些馆口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搭棚师傅难找极了。棚铺老板们为了解决这个劳动力不足的矛盾,跑到农村去招请一些搭棚工人来市支援。但招来的多是一般棚工,不能胜任技术较高的作业。技术高的师傅,成为老板们的争夺目标,纷纷以高薪厚酬(做长工、年薪三百元毫银)等办法来招请。

  正常时期,搭棚工人,求过于供,不愁失业,不用企立街头等候主顾。工资比“三行”(泥水工、木工、石匠)高一些。当时“三行”工人每天早上都不约而同结集到一个叫“企市”的地方,那是朝天街(朝天路)口与惠爱街(中山六路)交界等处,等候主顾(泥水铺老板)来选择雇用。工钱大工每日5角(毫银),小工二三角(毫银),而棚工每日工钱是七角(老板包三餐伙食,当时物价,每人每月伙食费约为五六元毫银),日日有工做,生活是过得去的。棚工平时分居在市内德政街(路)、大塘街、蓑衣街(梯云路尾)、鸿昌大街等。几间馆口(又名散仔馆),每天晚上,棚铺老板到馆雇请,在夏天旺季,有时出到一天9毫至1元以上的高价,常常还请不到人。

  棚工作息时间虽无硬性规定,但结合生活习惯,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师傅们每天到茶楼饮早茶后,回铺吃开工饭,8时开工。到了9时又上茶楼上一坐(行语:九点瘾,其实是偷懒,作中休),约一个钟头复开工,一闻观音山报时午炮响,马上收工到茶楼饮茶兼午饭;下午约2时开工,5时收工吃晚饭(农历三月初一至十月初一期间,每日下午3时多吃一餐粥,由老板派人担来工场的)。夜间多到茶楼饮夜茶,因而有一日“七餐”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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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香港总督来访时说:“中国有两个先生,一个是做象牙的,一个是做牌楼的。”

  1912年至1925年,棚铺大小共有80余家,包括后来成为超级大户的陈祥记(民国三年开张)在内,全行搭棚工人合计约1000人左右。其中属“正义堂”成员约三四百人,其籍贯多是肇庆高要的;属“联益会”成员约为六七百人,多是新招来市的增城、上番禺、江村等地工人,总称“三乡工”。

  民国初期,为欢迎孙中山先生和香港总督等,当局都在市内交通要道盖搭起牌楼来,以示礼仪之隆重。老一辈棚工,仍有叫此种彩牌楼曰“欢迎棚”。此后牌楼越搞越大,牌楼的地点,多是永汉北路(北京路)财厅前、油栏门(海珠南路口以西)、长堤(现人民南路口)、观音山路口前等处。永汉路财厅前,曾搭过一座牌楼为最大最好。牌楼的盖搭,随地形而异,有双面、单面的分别,而以双面的最为流行,由是上行下效,蔚成风气,民间喜庆也搭牌楼。甚至名伶演出也是如此,梅兰芳初来广州献技,海珠戏院门前所搭一座“三山五幢”的牌楼,亦非常精彩。 当孙科任广州市长时,曾在财政厅前搭一座牌楼,造价是1000元毫银。它的成本计算除人工竹篾、物料损耗外,所余部分就属棚面、竹、木的租赁代价。故利润高达30%以上。利之所在,棚铺老板不惜工本,添置精美棚面,以求优势,压倒同业,争取更大的利润。如陈祥记拥有各种棚面共300余箱,在同业中,质量和数量都占绝对优势,差不多垄断了牌楼业务,广州的彩牌楼声誉实由其开始,把简单的棚架,配上精致的棚面,变成一座座绚丽的艺术造型。使古老的手工艺重放异彩,也是棚业的一个突破。难怪1920年香港总督司徒拔来访,竖起大拇指说:“中国有两个先生,一个是做象牙的,一个是做牌楼的。”此外,不少中外人士说,广州牌楼确有特色。广州牌楼造型新颖,棚面美丽。在国内是较突出的,富有艺术性,在棚业中是一个出色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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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承搭机关单位的棚要用“黑钱”,殷实的棚铺多不愿意冒此风险

  抗战初期,又有创造性的时代产品。当时日本飞机日夜滥炸市区,不少高层建筑物采用竹搭防空棚,棚架五层至七层,其效显著的,有解放北路(原称中华路)),旧霍芝庭大楼(现省文史馆)的防空棚,卡住了炸弹没有爆炸。旧市政府的防空棚,把一枚巨型炸弹,从屋顶上斜斜滑下,落在“市府”对面的中央园(人民公园)后门前面地面爆炸,炸开有几丈阔,六七尺深的大洞,保全了上述两座建筑物。陈祥记全盛时期(抗战前十数年),员工吃饭人数,有13围台之多。老板陈鹤俦,坐小轿车出入,排场十足。而中户是一两十人,小户只两三个人,实质是老板兼师傅,带一两个徒弟仔,当伙计而已。同是棚铺,大、中、小户之间,其规模悬殊很远。

  在旧社会,凡承搭机关单位的棚要用“黑钱”(贿赂)。殷实的棚铺,多不愿意冒此风险。但有些“亡命之徒”,却靠此延揽生意。显著的如文明路招见利棚铺,老板招某,诨号“大炮招”,原是一名“滚友”(专靠虚伪、胡混过活的人),无真本钱,专以行贿手段,承接各机关单位的棚务。以先收工本费为资本,以偷工减料的办法,赚得不少非法利润(共有六个老婆)。这样行为,能支持几年之久。后因事败,一走了之。可见当日衙门机关,受贿之风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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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合聚散,棚业公会难见“搭棚大王”了

  1938年秋,广州沦陷,棚铺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大的老板有些到外地(港、澳)避乱,中小户也多离市转业,旧字号的棚铺40余家,一下子走了八成,只余下七八家(曾和记、黎北记、祥兴、兴记等家);新字号约10家左右。由于西江、北江交通不便,竹、木货源不继,有些狡狯之徒,勾结流氓偷拆人家的防空棚等的竹木材料,作为货源。这时,也有少数几家新开的,但相对来说,棚铺是少了很多,一大群棚工失业,四散到各地谋生,或留市做散工,生活非常困苦。

  广州沦陷后,日本人建造工事,统由日本人自己招工,自筹材料解决。他们的材料来源,是靠拆一些单位残存的防空棚和一些民房、公产的竹木。在旧陆军医院附近(环市路),及市内西湖路口,建造仓库(现西湖商场)时,设立两个招工站,一个就在西湖路口,招工负责人名叫高贤;一个设在河南海珠桥脚,负责人叫王锦,每日工钱一元八角(军票)。在工场四周设有岗哨和巡逻,警卫森严,工人带饭盒入场,除收工得以出场外,其他时间不得擅自出入,亦不能越工区走动乱跑,否则,轻者臭骂,重者毒打。接近工事禁区的地方,就不准下棚,连小便也要在棚上解决。这种特殊的苛求,棚工非常憎恶,但为了维持生活,只有“唯命是从”。用慢吞吞的工作效率——“磨洋工”来消极抵抗。

  1945年秋,抗战胜利了。初时棚铺恢复缓慢。旧字号只有陈祥记、祥兴、新昌、梁源记等十余家,这些“复员”店,经过多年战乱,环境变了,没有多大资金。以陈粹记为例,复业至解散后,全行业合营时,清产核资,资金约为6000元左右。其他可想而知了。行业中的材料储备也不多,就以当时欢迎国军进城所搭的“欢迎棚”来说。棚面简单、粗陋,比抗战前逊色多了。同时社会风气也变了,“神功棚”之类减少,甚至淘汰。以后回市的人日多,工商业也逐步恢复,棚铺也随之增加。特别是西堤灾区(现文化公园范围),建有临时的大批简单的店铺。当时政府扬言要重建灾区,要所在地的店铺一律拆迁。由是棚铺、棚工开始吃香,临工每天工资为港币10元左右。

  当时新开的棚铺连同旧字号一共发展将近百家左右。棚业公会由王麟(王水和栅铺)任理事长,阮基(阮基记栅铺)、刘日光(刘昌记棚铺)任理事。王麟奔走于当时市商会长何辑屏门下,专承各单位生意,棚务颇为活跃,他姓王,乃自称“搭棚王”,而与“搭棚大王”寓意相关。

  • 来源:羊城晚报 作者:何锦标
  • 编辑:孙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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