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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解密能源官员落马因由

  • 发布时间:2014-07-30 08:25:14  来源:新华网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马巾坷

  多年之后,当刘杨和他的合作伙伴在创业之路上驭风疾行之际,不知是否还会记起,当年那段奔波于北京月坛南街38号院的日子。

  月坛南街本是北京西城一条长不过五六百米的宁谧小路,却因周围星罗棋布着23家副部级以上单位而收获外号“部委街”。作为整条街上最具人气的所在,38号院内则坐落着两大实权部门——国家发改委及其旗下的能源局。

  彼时,刘杨还是某民营能源企业负责政府公关的专员,这座大院自然要三天两头前往拜访。

  “企业里做政府关系、对外合作的,平时的工作就是跑能源局。有时恨不得每天都去。去了其实也就是找领导吃个饭顺便咨询一下,问问对某个拟申报项目的看法、打听最新的行业政策。”刘杨说。

  在他看来,去了未必有多大用,“但公司给工资就是让你干这个。有事没事都得联系人家,吃顿饭也不一定是为了办事。”

  这样的日子直到一年前刘杨开始创业才告一段落。那之后,他再也没踏足38号院。不仅他不去,那些当初和他一样频繁跑能源局的同行们也明显疏懒。

  “最近的确冷清多了。”尽管已置身局外,刘杨对局里的事仍了如指掌,“听说里面的人现在都很谨慎,该干啥干啥,没其他想法。”

  这样的转变源自能源局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故:

  就在刘杨开始创业的一个月后——2013年8月份,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开除党籍和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今年5月21日,最高检通报了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司长郝卫平、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立案侦查。仅仅两天后,最高检又宣布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王骏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到了6月份,有消息称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梁波被带走调查,后者成为今年能源局第5名落马的官员。

  如果加上石油、电力系统的落马人员,整个能源系统过去一年多来“出事”的官员及高管不下20人。

  一时间,能源圈几成“腐败圈”,圈内人人自危、噤若寒蝉。

  王骏那些事儿

  6月下旬的一天,记者赶到月坛南街38号时已临近正午。周围嘈杂不休的蝉鸣衬着大院里那栋巍峨肃穆的高大建筑,在湿热的天气中令人愈感烦闷。楼下大门外,十余级台阶上,进出者行色匆匆,有的甚至还提着拉杆箱,但每个人脸上却挂着同样焦灼不安的表情。

  外人并不知道,就在这栋大楼的顶层其实还有个阳光房,里面配置了数个可供打羽毛球和乒乓球的场地。

  “发改委和能源局经常组织自己人打球,每周都会固定打几场,有时也会请我们去观战。”有着多年部委跑项目经历的白符凡(化名)说。

  据说,以往能源局是打乒乓的人多,尤其一些上岁数的男性官员,但最近风向陡变——几乎没人打乒乓,全改打羽毛球了。

  “那是因为江湖上传当年打乒乓的人中有不少被‘干掉’了,而至今没出事的那帮人都是打羽毛球的。”白符凡道出个中真相。

  于是乎,一些跑项目的人也开始练起了羽毛球。

  而在之前被立案侦查的能源局官员中,王骏确是出了名地爱打乒乓。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胡学浩证实了王骏爱打乒乓的说法,“原先周末还和他经常在一起打。”

  在他看来,尽管王骏乒乓球技不错,很多观点却不足为数,“平时碰到还会和他理论理论。”

  他给记者叙述了一则关于王骏的小故事:“有次开智能电网论坛,会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家应大力发展新能源。王骏当时是最后一个发言,因为他官最大。他却说,‘你们都要发展新能源,但需要钱,需要补贴,这些钱从哪里来?还不是来自老百姓?’”

  “他意思是光伏不可能太快发展。这话一说大家也无可辩驳,因为他是制定政策的人。但其实我和他的看法并不一样。2005年,我们为发改委做个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项目,当时提出的装机目标是2020年要达到3000万千瓦。这个目标还算保守,也受到太阳能学会专家的认可。没想到,最后发改委批下来的数字只有180万千瓦。”胡学浩说。

  这个规划其实就是2007年那份饱受争议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其规定:太阳能发电到2010年达30万千瓦,到2020年达180万千瓦。

  耐人寻味的是,王骏原本到今年6月就可以退休。不料就在退休前的一个月,他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任上落马。也正因此,不少舆论都认为他“出事”与主政新能源有关,甚至怀疑祸起金太阳工程中的招标腐败。

  记者从多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处证实,王骏此次“出事”与新能源几无关系,完全是由于当年在电力审批过程中出的问题所致。

  神秘的电站“路条”

  事实上,今年以来能源局被带走调查的5人中有4人都曾在或仍在电力司(电力处)任职。

  以王骏为例,他早在2001年就担任国家计委基础司电力处处长,在2002年升任国家计委基础司副司长后,接替他的则是郝卫平。郝与许永盛又都在2008年进入电力司领导层,分别担任电力司副司长与司长。

  至于5人中唯一长年分管煤炭口的魏鹏远亦因上下游关系与电力有所交集。而这些人之所以“出事”无不与当年的项目审批有关。

  “当年电力处权力很大,各省做能源投资公司、电站、燃煤电厂都要他们批,就是所谓批电源点。”江苏一家大型火电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他透露,一个项目要通过审批,首先需要拿到发改委的预核准文件,即发改委同意开展前期工作的函,俗称“大路条”。

  而要拿到这么一个“大路条”,没有3、5年跑不下来,有些甚至要跑20多年。对项目业主来说,只有在拿到“路条”后,才能进一步申请环评、水土保持、矿产压覆、地质灾害、土地预审、电网接入等其他支持性文件,最后才是等待发改委的正式核准。

  “对电力司来说,别说一个司长,就是处长权力也非常大,原因在于项目初选要经过他们之手。如果处长认为这个项目不行,甚至都不会往上报。有时,即便司长、局长打过招呼的项目,处长也有可能从专业角度提出否定意见。”该负责人说。

  除了发改委外,项目报批过程中也会遭遇其他部门的“卡壳”。“说到底,‘衙门’实在太多,使得要拿一个核准批文难度非常大。”白符凡说。

  但在刘杨看来,很多项目并非一开始就那么难,恰恰是争的人越多导致权力介入越深。

  “本来领导没反应过来,突然一下有十个人去找他,他就会觉得这事儿含金量高,不用着急办。事实上本来是很容易办的,但他一定要显得很不容易办,拖着你,因为拖你对他自己肯定有好处——你就会来找他。”刘杨说。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审批的过程变得阻隔重重,以至于有了核准个项目平均要盖48个章的说法,且这个数字只多不少。

  但白符凡认为,就算48个章一个个敲也不要紧,不用花太长时间,“关键是每个部门的各级领导、甚至小到一个科员都可以来卡你”。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同行来竞争,“你不通路子,别人通路子,他要是先批了你还会有戏吗?”

  “当然,也不是绝对拿不到,就需要费点钱了。”白符凡语带调侃。

  他举了个20MW电站项目的例子。正常情况下,申报成功的话全部费用至少要200多万。这其中,约75%是花在刚性用途上,如可研报告等;剩下的25%中很多是冤枉钱,如被中介黑、用于灰色目的等。

  “有些钱是说不清楚的,比如开评审会要请很多专家、领导,每个人都要给费用,有时开一次就过,但有时候就‘老得开会’。还有些时候,不是先收,而是后收。项目成了,你再给。给不给那是你的事。你也可以不给,但以后就别混了。”白符凡说。

  也正是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心照不宣中,大量利益被悄然输送。

  “过去十年搞电力审批的官员几乎被抓空了。就这几个人,过去十年批出去几万亿,只要占上一点点便宜就数目惊人,更何况他们那几年几乎天天都在干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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