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年12月19日
地点：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会议主题：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
主持人 冒大卫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老师、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光华战略合作伙伴一汽大众奥迪独家支持的“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又到一年岁末时，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相聚北大，共聚光华，共同关注中国热点，探讨中国的未来发展，共享思想的饕餮盛宴。2015年正值北大光华建院30周年，今年我们给大家也准备了建院30周年的纪念册。30年来，我们始终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汇聚各界的智慧，为社会贡献我们的力量。2015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关键年，各项改革措施陆续出台，“十三五”规划为中国未来指明了发展方向。本次新年论坛正是以“中国发展2020——改革新征程”为主题，深入研讨国家“十三五”规划，为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首先，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嘉宾，他们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教授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吴志攀教授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吴晓青先生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刘振亚先生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 杨志明先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徐宪平先生
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袁明女士
我们还很荣幸地请到几位出席高峰对话的嘉宾，我会在随后的环节一一为大家介绍。今天到场的还有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各界朋友、北京大学各兄弟院系代表、各位媒体朋友以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师生和校友们。欢迎你们的光临！
历届光华新年论坛都得到北京大学的高度重视，今年我们有幸邀请到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参加本次新年论坛，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志攀教授致辞！
吴志攀：尊敬的厉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很荣幸代表学校在论坛致辞。首先，向厉老师致敬！今年是厉老师从教60周年纪念。60年来，厉老师在北大的讲堂教书育人、诲人不倦，给我们这些后学无穷的智慧和温暖的力量。在这里衷心地祝愿厉老师永葆学术青春，也祝愿厉老师开创的事业繁荣兴旺！同时，我也向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同学们致敬，对大家在2015年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表示祝贺，感谢大家对北大所作出的贡献！
2015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真是不平淡，发生了很多在我们看来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许多人的命运在这一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们看到了许多兴衰沉浮、悲欢离合，也看到了中国经济和社会正在发生重要的转型。唐德刚先生曾经做过一个比喻：“近代来的中国就像是一艘船要通过历史的三峡，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也许再过若干年，我们回头再看这段历史，我们会认为2015年就是中国穿过历史三峡的关键一年。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着许多问题，尤其经济增速放缓之后，各方面的压力和挑战都变得更大、危机感更强。中国的前景十分光明，但是，中国的问题十分复杂，这种状况令政府、社会和公众都非常期待，同时又感到又非常纠结。到底该怎么来认识中国现实，有什么样的良方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众说纷纭。幸运的是，我们共同认识到，许多问题到了无法回避的关头，我们必须直面、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中国问题靠什么？我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给了一个答案——法治中国。只有法治的中国，才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只有法治的政府，才是真正有能力、有信用的政府；只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才是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法治中国的建设需要耐心，我们不能太急。我主张法治首先要跟得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不能落后太多。所谓“跟得上”，不一定要求立法要多么快，立法再快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主张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从法治的角度来表明立场和态度，按照法治的原则提出思路和办法。法治不能缺席，法治也不能失声。
我举几个例子。今年央行取消了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限，全国法院系统同期100多万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突然就无法可依了。1991年8月13号，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颁布过《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若干意见》，今年6月23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个决定，把挤压的100多万件案子很快解决了。
再如今年的10月10号，交通部发布了《出租汽车改革和专车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一个多月的时间征集了5000多条意见和建议，紧接着交通部将这些意见和建议整理出了《征求意见总体情况分析报告》向社会公布。尽管社会群体对征求意见稿有这样那样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批评甚至非常尖锐。但这是好事，说明全社会关心这个问题。让大家说话，让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然后政府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按照大多数人的利益、长远的利益，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想办法寻求共识、凝聚智慧。我认为这就是符合法治的精神——法治往往意味着公平与合作。
还有一个大家更为关注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商业、金融，以及对其他服务行业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作为十分重要的创新，既前景广阔，又充满了风险。最近我们已经看到太多类似的案例影响了一些老百姓的金融财产。因此，监管措施及时跟进变得极端重要，加强监管是对创新的保护而不是限制。目前看来，我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还有野蛮生长的成分，监管还不够到位，法治的声音还不够大。这真是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呼吁。我国的互联网精英在国内都是英雄，受到崇拜，在国外的某些媒体中，他们也可能是枭雄，有褒有贬。但是潮起潮落、大浪淘沙之后，一些英雄很可能会变成悲剧性的人物。判断的标准不是赚了多少钱、把企业规模做到多大，而是诚信、质量、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这些都需要靠法律规范来保护。我们十分关注股市、关注民营企业家、关注国企改革，让大家有信心、有安全感、有正确的预期，只能靠法治。
十八届四中全会很好地阐述了法治中国，对未来也作了一个很好的、大家都拥护的规划。我们学习法律的人都熟悉孟子的那句话“徒善不足以为政”，这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在座的有很多领导、很多企业家，还有很多学者和同学。我们的同学也是未来的企业家，或者未来为企业家提供培训以及咨询意见的专家和学者。让我们一起努力！从我们自己做起，严格守法、严格要求，督促我们自己守法，同时也监督我们社会的执法。保护好我们自己，约束好我们自己，通过建立对法制的信仰，促进法制中国的建成，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吴志攀教授，吴志攀常务副校长是法学专家，从法治建设的角度阐述了发展应该以法治为基础。今天我们展望2020年，共话“十三五”，这是一个全新的征程，今年是光华建院30周年，同时也是著名经济学家、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从教60年。在过去的几十年，厉以宁老师带领他的研究团队，经邦济世、心系民生。从林权改革到低碳经济，每件事情的推动都折射出他的心血与智慧。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厉老师也在各个场合表达了他的思想和见解。今天厉以宁老师将与我们重点分享的是“中国企业转型过程中如何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让我们掌声有请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我今天要发言的题目和内容都已经印在发给大家的小册子里面，所以，我今天不照着那个内容讲了，大家回去看。我这里关键要讲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强调职业经理人制度。
第一个问题，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人是总经理，而不是董事长。因为董事长和董事会作为股东的代理人，均负责企业的战略决策和对经理层的监督。董事长只是董事会的召集人，在这个方面，董事长是企业的监督者，而不是干预者，这个关系一定要明确。企业由谁来管呢？企业要给总经理独立权力，让其独立承担责任。要加快建设职业经理人市场，并且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来选聘经理人。我们首先把这点认清楚。
第二个问题，选择总经理的权力在董事会。因为根据《公司法》，股东——包括控股的股东——都没有选择以总经理为代表的经理层的权力。经营者的产生是要经董事会聘任的。所以，董事长直接指挥、干预企业是不合法的。在这里我们要认识到，选择经理人，包括总经理，是董事会的责任、是董事长的责任。我们要谈，能不能从民营经济中选择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国外有这个例子。法国的国有企业可以选民营企业家，他们把私营企业家叫做总经理。因为你来之后，就不是私人企业家了，而是作为公司的聘任者，以聘任者的身份在企业从事自己的职业。这对法国国有企业的管理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要把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区别开，因为非竞争性行业有它的特殊性。如果是竞争性行业，完全有可能由董事会在市面上找到合适的、懂业务的、能够认真负责的人来做总经理。在这里还应该讲明的是，为了做到不管你从哪里聘人，从民营企业家队伍里聘人，或者自己聘人，一定要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因为行政级别实际上妨碍选拔有用的、有责任感的人才来从事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管理。
最近国务院所公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就包括竞争性的行业可以改为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国有资本没有界限。只有在非竞争性行业，在那些要害行业中，国家才要控股。竞争性行业，国家不一定控股，它没有资本的界限。行政级别的存在妨碍了优秀人才进入混合所有制企业的领导层，这点是我们在今后要注意的。
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哪里？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有个职业经理人市场，中国还没有。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就已经在试用职业经理人制度；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加快了这个过程。所以，他们有很多年的历史经验，而中国没有。中国现在最缺的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所以，我们一定要为职业经理人市场做准备，这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所有愿意担任职业经理人的现有国有企业高管人员辞去自己的职务，不再用自己的行政级别来参与职业经理人的竞争。
第二、如果现在企业中的经营人员无论认为自己适合本行业，还是适合另一个行业，都可以自己提出申请，通过请咨询公司或者其他机构来帮忙介绍。一旦介绍成功，谈完之后，经营人员辞去原来的职务，不再使用原来的行政级别。这就使更多人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
第三、要培养大量年轻人。年轻人可能没有实际经验，但经验锻炼一段时间就有了。因此，年轻人在得到学位，包括学士、硕士、博士，在一定期限之后，可以加入到职业经理人的市场中去来供大家选择。选择以后也不一定就当总经理，可以先开始做总经理助理，或者其他的高管，中间有一个锻炼的过程。
这样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就可以形成了，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对以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加快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形成，中国需要发展两个重要的产业。一个产业就是企业咨询公司，因为能够做一个企业高管的人，有面子、有身份，他不会带着自己的简历到处跑、到处找人。在国外也是这样，这类人有专门的企业咨询公司来帮他做。比如，我找企业咨询公司看我适合在什么行业，他们会拿掌握的资料来进行寻找。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今后来说是很重要的。
另外，对过去业绩的考核是重要的建立基础。你如果在哪个企业，哪个企业赔；你到那个企业，那个企业又赔，当然赔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你自己还有责任吧。所以，这个对职业经理人是很重要的。今后凡是在简历上造假的人不能进入职业经理人市场，以信义为准、诚信为本，这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最后能够成功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仿照国外的经验，干到一定时间以后，对职业经理人要采取产权激励制度，把职业经理人变成合伙人，这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已经考虑到高管的产权激励制度，当然需要经过试验。但是，中央有一个精神是对的，不搞平均主义，在产权激励这个问题、股权的问题上不搞平均主义。为什么不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有一条叫做“岗变股变”，你的岗位变了，股也在变，不是终身制的。
为什么不能搞平均主义？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按照平均主义搞过普惠制的入股，结果没人关心企业经营状况，只关心自己股票涨了就卖掉。所以说，这种情况对中国股市不好。一定要把真正的产权激励搞好。产权激励制度的提出，实际上是符合现在经济学中的“共享经济”原则。为什么呢？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一点，就是说，社会财富利润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共同创造的，这点没有问题。光有物质资本的投入，不能产生社会财富；光有人力资本的投入，也不能产生社会财富。
现在就要问了，既然承认这样一点是大家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利润按照现在的企业制度和章程是归物质资本投入者所有？我入股，我有钱了、有股份了，按股分红。而人力资本的投入者只能够从公司的成本中的工资部分取得自己的报酬。合理吗？既然是两者共同创造的，为什么只能够由物质资本的投入者来分享股利呢？所以共享的概念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无论是物质资本的投入者，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者，都应该参与红利的分配，这才合理，才能调动人力资本投入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了，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可以试点的。试点总结经验，慢慢走向成熟。我们不要寄太快的希望，要循序渐进。但是规则一定要有，规则大家都得服从。这样随着中国股份制的进一步深入，一直到“共享经济”的完成，将会出现新的情况。
最后，这个问题讲完了，我再讲一点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当前对经济形势有各种观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期。新的发展理念已明确指出了，我们今后一定要根据新的发展理念来调整我们的经济。创新是摆在新发展理念第一位的，我们一定要注意创新。别看现在的这些年轻人，30年前比尔盖茨不是跟现在年轻人一样吗？也在大学城周围做咖啡馆、跟人家聊天。今天这些年轻人都有了创意、创业、创新的愿望了，这就是中国未来的理念。在中国的发展中一定要看懂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旧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因为劳动力成本高了。
举个例子，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对务农、办家庭农场的积极性高了。所以，我们在农村做调查时就发现，农民希望进职业培训班，希望要懂农业技术、要会使用农业机械、要会管理农场、要会营销农产品，这在全国要有上亿人。这就是人力资本深化提高的方式，也是中国新人口红利产生的源泉——注重职业技术教学。我从贵州刚回来，我们光华学院年纪大一点的老师们可能都记得，十来年前，我刚接任贵州毕节试验区专家组组长的时候，曾经在光华学院给大家布置了一个任务，希望有条件的老师们到毕节学院去讲几个月课。很多教员都响应了，轮流去了。这次我到毕节去参观毕节学院，学院没有了，房子还在，而且房子比过去更大了、更多了。毕节学院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毕节学院是综合性的学院，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改了，一个大招牌，挂着叫“贵州工程综合学院”，变成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了。它变身后，有的是车床，有的是更高级的生产设备，90%的学生都找到工作了，这就是一个大变化。
在贵州毕节我们专门去参观了一个区，这个区是职业教育区。职业教育改变了一个区。政府在这个区里面盖中专院校、盖高等管理学院，学生在这里大量集中。集中以后干嘛？向贵州以外的省输送技术人员。这是一个新的情况，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形成，这就意味着我们有继续前进的可能。所以我们对前景是乐观的，谢谢大家！
冒大卫：再次感谢厉老师的精彩演讲，我想今天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关心一下今天的雾霾指数，考虑一下出门要不要戴口罩、今天要不要开车。在我的印象中，十年前“霾”这个词还只是用来形容我们的心情，没想到十年之后，这个词已经从我们心中走到了现实世界。处在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环境问题成为阻碍发展的巨大障碍。“十三五”期间，我们的环境会得到改善吗？我们会呼吸到更清洁的空气吗？这些疑问也许我们能从下面这位演讲嘉宾中找到答案，有请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吴晓青：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在“第十七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发言，也很高兴就我国尽快推进绿色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大家一起交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首次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为统领，提出绿色发展的目标要求。《建议》全面部署了推进绿色发展的六大措施，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体系，还特别强调要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坚持绿色发展。这是党中央全面立足于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新常态”全面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就我个人的理解，绿色发展主要是为了平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资源环境约束强化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我国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我国突出的环境问题是什么呢？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先从发生在近期的一些事件说起。从今年的11月以来，先后在我国东北地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连续出现了大范围的雾霾天气，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它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东北地区从11月1号开始，到11月14号才基本结束，持续了两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重污染天气，第一次是从11月26号开始到12月2月才结束。但是，从12月6号到10号又再次出现重污染，北京首次启动了红色预警。不幸的是，从今天开始，北京又再次拉响了红色预警。这次雾霾的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正在评估之中。
第二、影响范围广。东北地区36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的城市达到28个城市，也就是36个城市有28个超过了重度雾霾，灰霾的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及周边地方7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重度及以上污染的城市达到39个，面积超过了53万平方公里。
第三、污染程度重。许多城市PM2.5的日均浓度值连续超过250，部分城市超过500，个别的PM2.5小时浓度值甚至达到1000。频繁重污染的天气污染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给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
以上事实反映出，我国要在“十三五”实现环境问题的改善，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这是因为我国面临的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速度、幅度与公众预期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距。
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的扭转。2014年我国74个重点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标，31个省份城市中仅有2个城市达标。在32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有123个城市的PM10浓度不降反升，大范围的灰霾天气不断发生。我国地表水监测断面近10%为重污染，主要的江河湖流按功能计算，达标的只有60%左右，城市的黑臭水体大量存在。我国土壤污染的总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点位的超标率达到19.4%，重化工业废弃产地的土壤污染严重。区域性、布局性、结构性的环境风险日益显现，12%的危险化学品企业距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不足一公里。
另一方面，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的现状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3%，但消耗了全球23%的能源、46%的钢、接近60%的铁矿石和水泥，煤炭消费总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污染物排放量处于高位，2014年我国主要的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分别为1900多万吨、2000多万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居于世界第一位。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个区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国43%的煤炭，生产了55%的钢铁、40%的水泥、52%的汽柴油，同期产生的主要污染占了全国的30%以上，成为我国污染最重的区域。夏天臭氧超标、冬天雾霾污染随之而来，原因显而易见。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环境支撑了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我认为，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再也无法支撑粗放式的发展需求。因为已经没有多少环境容量可供我们使用。实际上，我国还是世界环境压力最大、环境矛盾最多、环境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因此，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加快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当然，从当前的情况和发展的态势来看，我们推进绿色发展已经具备许多有利的因素和良好的基础，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实践可供借鉴。
对此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十三五”时期被列为我国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机遇期，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转变发展的理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接受和遵循，成为全党、全社会的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将近十七八年，我感觉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领导干部增强了绿色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他们认识到，什么样的保护要有所作为，什么样的发展要有所不为，自觉地做到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从发展生态经济中获益，在生态建设上由“要我做”变成“我要做”，环境保护成为老百姓的自觉行动，生态自觉进一步增强。
其次，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并不断完善。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相关方案陆续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1+1”的方式加快推进。今年以来，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的督察、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等6个配套方案。这些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国家将逐步建立地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的离任审计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企业探索建立赔偿制度；对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对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实行最严格的责任追求制度，而且是终身追究；建立全国统一的实时在线环境监控系统，实现各级各类监测数据协同的互联共享。而且从明年开始，国家将对省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以中央巡视组的方式来进行，推动地方政府落实保护环境的主体责任。随着相关方案的相继出台和实施，其引导、归置、激励、约束等功能将得到充分发挥，为促进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提供有力和重要的保障。
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绿色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制，保护生态环境实践的深度不断提高，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汇集。我认为在“十三五”和今后更长一段时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进绿色发展。
一是增强绿色发展的定力，转变发展观和发展理念是当务之急。越是经济增速下行，越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守住环保的底线，充分发挥好环境对经济的优化作用，促进绿色转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供应。
二是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推动多污染物的联合防治，联防联控和流域的共治。
三是加快工业的绿色化升级，努力改变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局面，全面推动绿色生产，推动传统制造业和工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和绿色化升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绿色产业，加快培育节能环保市场，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节能环保主干企业。
四是推动绿色消费的革命。积极倡导环境友好型的消费，实现能耗和环保绩效的领跑者制度，推动引导公众向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方式转变。绿色发展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的变革，将超越和摒弃现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模式，改变经济腿长，环境腿短的状况，塑造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坚持绿色发展是我国13亿人口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和必由之路，生态是最公平的福利，环境是最基本的民生。守护绿水青山，留住蓝天白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这就是“十三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
最后，祝本届新年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冒大卫：谢谢吴晓青副部长，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每个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保卫我们的绿水青山。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的支持，习近平主席此前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方式满足全球电力需求。这一构想对中国和世界能源发展有何战略意义，“十三五”期间我们会有哪些举措？下面有请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刘振亚先生给我们分享他对全球能源的思考。
刘振亚：尊敬的厉老师，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次论坛聚焦中国发展2020，研讨“十三五”的发展改革、创新等重要的议题，这对于凝聚发展共识，促进经济转变方式、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能源是经济社会的血液。今年9月2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的发展峰会上倡议，探讨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推动以清洁和绿色的方式满足全球的电力需求。这对于推动能源革命，促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下面，我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的实践，向大家汇报并介绍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有关情况。
第一个方面，为什么要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源的发展史是一种伴随人类社会进步的变革史，18世纪的中期，煤炭取代了薪柴，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9世纪中后期，石油的开发和电的发明，催生了现代工业、化石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但是，化石能源的大量开发和使用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资源增长。2014年全球的消费煤炭是82亿吨、石油336亿吨、天然气3.5万亿吨。按照目前的开采程度，全球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可开发部分别只能再开采110年、53年和54年。就连生产石油的沙特这样的国家，世界对它的油产量比较乐观的估计是64年，比较保守的估计只有48年。其实这个危机已经存在，但人们的意识是很不够的。
二是环境污染。全球的能源化石消费总量从51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014年159亿吨标准煤，在生产、运输、存储、使用的各个环节，对大气、水质、土壤、地貌等造成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三是气候变化。刚刚结束的巴黎气候大会已经达成协议，提出将全球的温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的目标，并为控制在1.5度以内而努力。化石能源的碳排放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本世纪末温升将超过四度，造成海面上升、粮食减产、物种灭绝等灾害，将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自1995年第一次柏林气候大会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持续谈判，采用碳定价、碳交易等方式来解决问题。但是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仍旧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最近100年来，全球的气温已经上升了0.74度，实践和事实证明，根本的出路是加快清洁能源发展，实施两个替代：即能源开放实施清洁替代、以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能源的消费实施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电是清洁发电，尽快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实现清洁能源占主导。
新世纪以来以清洁能源为基础的新一轮能源变革蓬勃兴起，2000-2014年全球的风电、太阳能发电分别增长了26%和45%，我国年均增速也分别达到49%和68%。目前，我国的风电装机达到了1.1亿千瓦，光伏装机达到3800万千瓦，比2000年分别增长了322倍、1770倍。新能源发展的势头比人们预期的更快、更猛，全球新能源只需要开发万分之五就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清洁资源是极其丰富的，要实现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必须构建全球能源的生态，即全球能源互联网，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一次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能，各种终端能源都可以用电能替代，电为中心是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全球能源互联网依然是电网。
为什么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电网，而不是其他网？因为所有一次能源都可以转化为电，终端的能源消费都可以用电来代替，所以决定了全球能源互联网不是铁路网、也不是公路网、也不是石油管道，而应该是电网。
第二方面，什么是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是全球能源在全球范围大规模开发、配置、利用的基础平台，实际上就是“特高压电网+智能电网+清洁能源”。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特高压电网是管电，清洁能源是给煤(以限制)，全球能源互联网是集能源传输、市场交易、信息交互、智能服务等于一体的互联网，是共建共享，互联互通开放的系统，是创造巨大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价值的平台。全球能源互联网和信息互联网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全球能源互联网就像人的血管系统，信息互联网就像人的生理系统。
大家知道信息互联网通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将全球连在了一起。信息互联网已经建起来了，全球能源互联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也一定会建起来。信息系统连了以后，大家说有副作用、有黑客，但是利大于弊。联合国一个副秘书长曾这样问我，全球能源互联网政治上敌对的美国和俄罗斯能连吗？我说能连，信息网就是这个例子，利大于弊，有黑客是副作用，但是也有办法来解决。不接受也得承受。
第三方面，如何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分为三个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加快各国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国内电网的互联建设；到2030年，推动能源基地的开发和电网的跨国互联；到2050年，加快能源基地的开发和电网的跨入互联，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连接北极和赤道。北极的风电资源十分丰富，年设备利用小时可以接近5000小时。中国的风电设备一般2200-2300小时，这都是我们经过考察研究论证的。我国自主创新的特高压电网技术实现了中国创造和中国引领，累计已经形成14项国际标准和50项国家标准，拥有授权专利700多项。国家电网公司已经建成投运形象特高压工程，新建了2100座智能变电站，3.5万座变电站实现无人职守，累计实现用电信息自动采集3.2亿户，建成电动汽车充电桩2.5万个。国家电网公司成为全球接入风电规模最大、太阳能发电最快的电网。
我们正在落实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落地工程，欧洲的超级电网、北非向欧洲输电的沙漠计划等互联计划正在推进，这些都将是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条件已经具备，但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提高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根据国际能能源署的数据，预计2020年无论风电还是太阳能，都可以降到每度电三毛五分钱左右。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正在研发的储能电池有望在未来的五年把能量一度提高到目前的五倍，成本降低到目前的1/5。清洁能源的经济性和竞争力有望在2020年前后超过化石能源。
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中国的新疆风电，每度电相当于五毛钱的人民币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把这个电输送到目前缺电的德国，在新疆的风电8美分，输送4-5美分，到那边12-13美分，而德国的电价平均是25美分及以上。大家看，我们经常说的国际贸易，在将来的国际贸易中重要的是电。为什么？有差价，有利润，就有国际贸易，就有跨州的贸易。
第四方面，全球能源互联网将创造巨大的效应。
一是从现在起到2050年，无论世界和中国，清洁能源的比重将占到整个能源使用的80%以上。到2030年、2050年，我国清洁能源的装机将分别达到18.9亿千瓦和54亿千瓦，将占到整个装机容量的57%和90%。火电装机将在2025年前达到12亿千瓦左右的峰值，因此现在必须严格控制东中部的煤电，以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而且已经有的煤电厂也应该逐步减少发电。
二是应对气候变化。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到2050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仅为上世纪90年代初一半左右的水平，如果这样，完全可以使全球的温升控制在两度以内，甚至1.5度以内。目前零排放解决的主要是解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问题，无法解决碳排放的问题。
三是拉动经济增长。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球新增电力投资将超过50万亿美元。2016年到2030年，我国特高压交直流工程总投资将达到2.2万亿元，10KV到750KV的配套电网投资将达到4.5万亿元，西部地区清洁能源的开发投资将达到5.6万亿元，合计投资12.4万亿元。这样每年可以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提供就业岗位140万个左右。
四是创造美好生活。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满足水电气生活使用、电动汽车充电、移动终端缴费等各种需求。实现人人都可以生产能源、分享能源，为智慧国家、智慧地球服务。
五是促进世界和平。通过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增进南南合作、南北合作，将亚洲、非洲、美洲等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缩小地区差异，减少国际争端。为什么能减少国际争端？化石能源，无论天然气还是煤炭，都牵扯外交和局势。让世界成为一个能源重组，天南地北亮亮堂堂、和平和谐的地球村。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排放国，能源的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占到世界的23%和28%，单位GDP的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0%左右，是美国的3.3倍、日本的7倍。高消耗、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导致了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下行、雾霾上行的突出矛盾。经济下行要靠投资拉动、调整经济结构来解决，雾霾上行要靠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来解决。全球能源互联网能够有效解决经济下行、雾霾上行的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国内外对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反响强烈、广泛支持。我和联合国的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墉、国际能源署的署长法提赫•比罗尔等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他们都是非常支持的。
展望未来，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衷心希望全社会凝聚共识、积极参与、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为全人类创造巨大福祉，实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谢谢大家！
冒大卫：谢谢刘振亚先生，加快清洁能源的发展是发展问题中面临的很多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劳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中最重要的劳动力组成部分，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强有力的支撑。关注它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下面有请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先生发表主题演讲。
杨志明：尊敬的厉老师，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上午好！非常高兴农民工这个题目能够走入北大光华论坛。为什么呢？因为农民工举世瞩目。去年2.74亿人农民中进城务工经商的有1.6亿人，相当于去欧洲劳动力的总和。这可以说明其在世界上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流动范围之广。美国《时代周刊》2010年封面人物就刊登了中国东莞四个农民工，充分反映了中国农民工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对经济“起稳向好”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样，去年阿里巴巴美国上市，也选择了优秀的农民工快递员去美国敲钟。这也反映了马云以独特的眼光看到了农民工快递员在中国快递业崛起中有超常的竞争力。
一般中国快递员每天一个人可送货四五十件。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在工资、实物激励的多重作用下，快递员一天送货竟达到上百件，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6.8亿件的快递是靠三四百万农民工跑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服务千家万户换来的。所以，中国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目前正由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劳动大军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当前，我国速度增长的机遇变为质量提升的机遇，对应到农民工，正在发生着由过去规模扩张的机遇，转变为不断提升素质的人力资本机遇。我们可以预测，我们国家经济战略的调整，不仅仅是设备、技术、管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就这个题目，到2020年前，中国70%的农民工将由普工转成技工，将由人力资源优势加速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
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我就中国农民工的发展道路，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面临的新挑战和2020年前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位做一个交流。
先谈谈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道路。世界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共同的规律，这里有“两个同步”：第一，起飞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促进、基本同步；第二，进城就业和进城生活基本同步、互为促进。中国的特色在哪里呢？我们经过国际比较，认为最主要在这三点：
第一、就业的带动。中国引导农民工有序进城就业，鼓励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扶持有条件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十一五”期间，大体吸纳了4500万人。“十二五”马上收官了，大概是4000万，总体城乡之间流动能够进退有序。
第二、保障地权。世界上有好多的国家因为没有解决好“两个同步”，往往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贫民窟”“城市病”，比如在亚洲，我们到印度看看，新德里建设的还可以，但是到老德里，站在桥上一看，桥下就是有名的千人洗衣房，每天劳作十几小时。到孟买也是，60万人民居住的贫民区，一般人都不敢进去。南美也一样，巴西繁华的背后，也有10万个聚集的贫民区。更有甚者，委内瑞拉建了金融大厦，45层没有竣工，贫民窟人们就上去了，号称世界最大的贫民窟。
中国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为私有制，农民是卖了地进城，发展得好，进入中等社会，或者中产阶级，中等收入阶层；发展得不好，长期失业，进入到贫民区。而中国是保障地权，农民工既进得了城，又回得了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11、12月全国农民工近2000万失去工作岗位，1140万集中返乡。到2009年上半年，随着起稳向好，农民工逐步又回来了，到2009年10月份，一年的时间基本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看成一大奇迹，也是我们保留地权的一大亮点。
第三、我认为是渐进转移。从80年代，由于家庭联产承包制，农业生产力极大解放，农业劳动生产率极大提高，劳动力富裕外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下子农村工业化率先起步了。那时候放下锄头，拿起榔头是普遍的。到90年代，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加快，进行了异地转移，这个时候放下农具、开动机器，很多人放下镰刀、拿起瓦刀。进入新世纪，随着我们加入WTO、工业化的加速，大部分农民工走出黄土高坡，跨越大江南北，深圳农民工最多有一千万人。所以，是这样分阶段的推进使农民工现在到了融入城市的时候。这次“十三五”规划建议到2020年，有一亿人在城市落户也源于此。
那么，农民工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中作出哪些重大贡献呢？我们认为：
第一、为农民增加了收入。去年50%以上农民的家庭收入来自于打工收入。全部收入40%以上来源于打工，而且比例还在提高。可以说是农民工收入改变了农民家庭收入的结构，成为主要来源。大家对海归非常熟悉，现在同样“城归”发展迅速。农民工在城市里经过打工磨炼，有点技术、有点资金、有点能力、有点营销渠道，还和农村有感情的，当年坐着火车进城打工，现在开着汽车回乡创业。快到什么程度？蓝思科技就是回乡创业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手机屏制造商；中国最大的鞋业也是江西农民工到东莞打工学会了做鞋，到江西办起四万人的中国制鞋企业。
第二，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财富。目前制造业70%以上的是农民工，建筑业80%以上的是农民工，一般服务业50%以上的是农民工。北京街上跑的，一汽合资的奥迪、广汽合资的本田，到一线看一下，80%的装配工都是农民。我们刚刚去格力空调看了一下，格力空调七万人，除了一万人搞管理以外，六万人都是农民工。中国高铁1.6万公里、纵横交错的道路桥梁、民用汽车的中国制造，还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都是农民工辛勤劳动汗水所得。
第三、农民工还为改革发展增添了活力。农民工具有城乡双向流动的特点，率先打破二元经济结构。由过去计划经济一场定终生，到现在一技养一生。所以，农民工勤劳优秀品质和我们市场改革取向高度契合。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成为我国的宝贵资源。我们通常把80后、90后出生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人叫做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融入城市的希望较高，确切也需要和老一代农民工一样经过一个长期的劳动磨炼。二三十岁年轻有文化，加大对他们的技能投入，也就是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2025中国制造到中国精造、中国创造，农民工将是重要的人力资源支撑。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诉求上有哪些不同？老一代农民工要求进城挣钱、回乡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要求进城就业、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新一代农民工要求分享城市发展成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拓展；老一代农民工是注重家庭责任，新一代农民工是要追求归属感觉延伸；老一代农民工遇到事情忍耐，新一代农民工追求权益平等。所以说，满足新生代农民工新期待就是我们在2020年前新理念发展下的重大社会事件。我的看法是这样。
我第二点给大家简要地谈一谈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农民工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同样经济“新常态”下首先遇到的是经济增长放缓对农民工就业总量的压力。但是，最近几年出现什么情况？就业难和招工难“两难”的矛盾将成为常态，也就是农民工总量增长，增幅下降，布局变化。最高峰去年仅仅501万，今年恐怕还达不到这个数字。东部地区基本上低增长、微增长、零增长，个别还是负增长；中西部地区的加快增长，才使总量保持了适度增长。
我们也分析，为什么呢？一些普工的短缺，反映农民工有限性所致。从根本上说，农民工已经在中国由无限供给进入有限供给，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和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讲的它的第一个拐点基本相近。
第二、工资收入将由过去的大幅增长转入稳步提高。“十一五”“十二五”前期都是20%的增长。经过“十二五”的中期，2013年增长13.4%，去年增长9.8%，今年也不会超过这个数。农民工将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收入稳步增长。上世纪后半叶，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也曾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第一、低工资拉动经济起飞；第二、企业转型和工人要求加薪交织在一起，叫罢工潮，我们叫加薪潮；第三、产业升级和工资增长良性互动。似乎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演进过程中。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在“新常态”呼唤着农民工的技能提升。虽然速度由高速变到中高速，但是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进入加速。农民工以过去二产为主，现在快速地向三产聚集。两个行业逆势上升：一个行业是电子商务，拉动了快递业上升，农民工投入进去；第二是家庭服务业逆势上升，近几年每年新增都在一百万以上。中国人勤劳，世界上30%家庭有家庭服务需求，中国只有15%的家庭需求，约两亿家庭，创造三千万的就业需求量。这几年已快速发展已经发展到2000万，到2020年前，1000万也将快速的成长起来。
那么，农民工融入城市，市民化过程中遇到哪些难题？概括的讲有三大难题：
第一、缺少技能，稳定就业难。农民工要成长为现代产业工人，最大难题是缺少技能，有技能先落户，少技能后落户，没技能难落户。给农民工加大技能提升，是当务之急，是解决面临关键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这次“十三五”规划把农民工进城计划写了进去。
第二、改善住宿条件难，包括在大城市落户难。农民工大多数住宿条件简陋，住在地下室，住在城郊小产权房，住在简易的集体宿舍。2013年检查北京地下室住着一百四五十万人，中央下决心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满足新市民需求。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有望破解盖房子的人住房难，建起房子的人买房难的现象。
第三、维护权益难。农民工现在仍然面临着小微企业劳动合同率签定低、工资总体偏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偏低、劳动争议发生率高、商死亡事故发生率高。必须加大力度解决。
第三方面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对策。作为路线图和时间表，2020年有一个目标，四个着力。到2020年前，每年培训两千万人，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就近落户，一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就近就业。还有改造一亿人的住宿条件，着力扩大就业，着力权益保护，着力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等。所以，要进城有工作、报酬有保障、维权有渠道、发展有目标，也就是新时代农民工要市民化。两个基本转变：一个是由普工成长为技工，有条件成长为技师，优秀的成长为高级技师；然后，向新市民转变，有条件落户，使农民工的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农民工融入城市。我们可以说，农民工预测到2020年将会达到3亿，基本平衡。我们预测3亿农民工勤劳智慧形成的磅礴力量将是实现“中国梦”最大的奋斗群体和最大的受益群体。我非常赞成厉老师刚刚讲的，有了物质的投入，还得有人力资本的投入。
这十几年，谁能引来大企业、大项目的，谁发展快。今后谁能聚住农民工这个宝贵的短缺资源提升技能的，谁发展快。目前走在前面的富士康120万人，100万农民工。中国最大的建筑企业中建集团，150万农民工，这两年阿里巴巴100万农民工快递员支撑他迅速地在互联网领域崛起。所以来到北大光华学院新年论坛以后，我热切地希望在座各位精英关注农民工，有意愿的还可以深入农民工，有能力的可以组织农民工，有魅力的可以引领农民工。
北大光华论坛社会上广为赞誉，是交流新观点、传递新思想、启迪新思维、探索新热点的场所，我诚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关注农民工，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提出积极的新的建议，为中国农民工的发展助力，谢谢！
冒大卫：就业是衡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保质保量地解决好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必须要解决好的问题。下面要请出的这位主题演讲嘉宾，他组织编制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基本思路等国家重点战略规划，今天在光华新年论坛上，他对于未来发展新的增长点在哪里？有哪些解读，有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徐宪平先生发言。
徐宪平：尊敬的厉老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上周我回到工作过多年的湖南省岳阳市，参加洞庭湖国际观鸟节，场面十分壮观。由此我联想到不少城市持续出现的重污染天气，我们不可能像鸟那样集体迁徙，寻找适宜的生存点，不可能逃离现实，只能面对现实，改造现实。因此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必须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旧模式、老办法，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这样一个抉择的阶段、重要的关口。
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把创新发展的理念摆到五大理念之首，强调创新发展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摆在核心位置，贯穿一切。“十三五”时期如何让创新发展的理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谈三点看法。
首先，要推动思想观念的创新，这是当务之急。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如同闪电出现在雷鸣之前一样，创新源于不同思想的碰撞，不同文化的融合，要扫除阻碍创新的各种思想障碍，就必须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弘扬敢想敢干，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充分激励的创新文化。让每一个怀抱雄心和梦想的人有足够的创新机会和空间，要真正地认识到市场和企业是创新的根本力量。要围绕企业来优化创新环境，配置创新资源，让企业真正担当起创新主体的责任，让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特别是要尊重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的财产权和创新收入。政府在创新上不可能包打天下，政府的首要任务，我认为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实施普惠性的创新政策，为所有的创新者鸣锣开道，排忧解难，最大限度地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政府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坚持有宪有为的举国机制，聚焦最重要的领域和问题，强化基础研究，攻克关键技术，破解重大的瓶颈制约，形成我们的杀手锏。
第二、推动技术领域的突破，无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还是国家竞争理论，都认为技术进步才是持久的增长动力源泉。蒸汽机的出现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诞生了信息经济，让我们步入了奇妙的互联网时代。现在技术领域的突破正在引领一些重大的变革，比如低碳技术引领能源生产消费的变革，生物技术引领健康和农业领域的变革，智能技术引领制造业的变革，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互联网的变革等等。前一段社会上有些人在争论、讨论，“互联网+”还是“+互联网”的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度的争论和解读。制造业是我们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的重要平台，两者都是创新发展的战略重点，融合起来，前途无限。
我们要从供给端的改善为主，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互联网为创新要素推动技术管理、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催生更多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服务，从而提升我们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未来世界无数的智能机器和无数的智慧大脑在同一个网络平台上互联互通互动，将改变经济社会的生态，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
第三、要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根本保障。推动创新最重要、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我们目前存在的科技经济两张皮、创新人才动力不足、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要素价格扭曲等等问题，都与我们的体制机制有关。记得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很多，为了冲破壁垒，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遇到绿灯抢先走，遇到黄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加大改革力度，以制度创新激励市场创新。让创新走上快车道，要多一些绿灯，少一些红灯，让创新不要走弯道，不要走小道。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5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表明，中国营商便利度排在第90名。我在地方政府工作多年，深感政府四大职能，经济职能太强，服务职能薄弱，监管职能滞后，管理职能不足。新一轮政府大刀阔斧，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但是，行政审批事项只是一个方面，在政府常常的权力清单中，还有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行政监察、行政裁决等等很多项，能不能够缩减到四五个项，并且真正地放给市场和社会。这说明政府转变职能还任重而道远，制度创新还大有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我到深圳调研，看到了创新发展的希望，深受鼓舞。深圳以全面创新、重构创新生态体系来推动经济转型。近五年GDP接近翻番，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36倍，人们关心的PM2.5平均浓度每立方米只有3.36微克，背后支撑的数据是什么？深圳投资率只有17%，远远低于全国46%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率水平。深圳研发投入是国家平均投资水平的2倍，战略性新兴产业占GDP的比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6倍。这一连串的数字说明深圳已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走近了创新驱动的新阶段。
“十三五”时期，如果有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像深圳那样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指日可待。顺便说说深圳市的市长也是我们光华的校友。深圳转型的背后，有着许多立志的故事，我在华为参观，给我来下最深印象的是任正非先生推崇的一张照片，也是他公司的形象广告，是一个芭蕾舞演员的双脚，有一只脚没穿鞋袜，裸露在外，看上去伤痕累累，照片上写着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伟大的背后都是苦难”。像我们13亿人口的大国，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这是一个伟大的目标，也是一个伟大的征程，充满着艰难，也充满着风险。我们唯有历尽苦难，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别无他图。谢谢大家！
冒大卫：谢谢徐宪平主任，创新发展需要凝聚共识，大胆实践。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大势所趋，中国主动实现经济全球化，实现国内与国际精准衔接是顺势而为。从文化层面看，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也是大势所趋。下面有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袁明教授，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有请！
袁明：尊敬的厉先生，老师们，同学们，2002年我跟着厉先生在这个百年讲堂做了未来的人类文明多学科的考察主题演讲，13年了，那次是吴校长主持的。13年过去，今天能够再跟厉先生在北大的百年讲堂，在光华新年论坛上讲我的看法，我觉得很美好。13年前我的题目是全球化中的文化自觉。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从人类文明的大框架下来看，生命力在哪里？我觉得文化的生命力到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到了网络时代的今天，恐怕曙光是能看到一点文化的生命力，我觉得最要紧的要有现代能力。所有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但是那是过去，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要经受现代洗礼。
刚才杨主任讲到农民工，使我想起了中央美术学院徐兵教授在几年以前，带着他的团队创作的一个铁凤凰。也就是用几年时间，他在每一个建筑工地上，收集工业废料、建筑废料，最后堆起了十几米长，用建筑废料做成的艺术品，凤凰的冠是农民工戴的安全帽，凤凰的翅膀是农民工在工地上用的铁锹。凤凰的尾是工地上的围栏布做出来的。这个作品，我们国内有的人说不好看，灰头土脸，但是得到了国际上最高奖。因为国际上很多评委说，他显示了当代中国转型当中的艰难。在高楼大厦的后面有那么多农民工的汗水和辛劳。我觉得这就是文化的现代能力，他能让现代人感受。前不久在江南水乡乌镇，就是在前两天，举行了世界互联网大会。大家想想，在那么乡土、那么传统的地方举办互联网大会，世界互联网是未来的，这景象很奇妙。再想想，在过去的30多年，有多少像这样的国际论坛，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行？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是在谈论现在的题目，这个是不是现代能力呢？这就是我思考的第一点，文化生命力。
第二、要有跨文化的能力，这个跨文化要建立在学习之上，要自信，要向前看。我有一些数字，时间关系，不多展开。我讲两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的统计，2014年各国向国外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69.8万人；第二是印度，为18.2万人。再下来都是10万以下，美国排第七，5.8万人，中国可以派出69.8万人，这么一个数字遥遥领先。第二个例子，据全球化与中国(一个智库)和国务院研究中心联合发表的蓝皮书显示，2014年全世界接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第一是美国，第二是英国，第三是中国。就在2001年，如果这么来对比，美国是第一，英国是第二，日本是第三，还有德国等等，中国根本不在十名之内。但是，到2014年中国成了第三大留学生的接收国。这个数字，这种跨文化和国际交流的能力，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背后非常生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我看来，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世界文化不是简单的西方对非西方，各个主要文化都在自我审视、自我表达、重新定位、扩大影响。所以，跨文化的能力，学习别人的能力，接纳他者的能力，就体现这个文化的生命力，这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我认为文化的能力要有倾听青年、理解青年的能力。青年尤其是我们现在讲的80后、90后，他们是随着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追求和梦想，和我们或者年纪更大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未来，要懂得倾听他们，理解他们，这也是一种文化的能力。
我举两个很具体的例子。第一、北大去年开始成立，今年正式新生入学的燕京学堂，来了一批非常优秀的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英国人，23岁，叫詹姆斯，他就问我说：“袁老师，我在英国一直很好奇中国的茶文化，中国有不同品牌的茶，有龙井，有普洱……”。他说的很顺溜，而且他说自己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茶圣，叫陆羽，他没来过中国，但是他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他说中国有这么深厚的茶文化，怎么中国茶在国际市场上就做不过英国的立顿呢？这个年轻人的提问深深地触动了我，这是一个年轻的英国人，他在很远的地方关注着一种和他本体文化不同的文化，他在产生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带到现在，带到全球的市场。
还有一个例子，也是燕京学堂，一个来自美国女学生，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以后到中东做自由撰稿人，她有很多思考和反思，对自己在美国精英大学接受的教育有了重新的思考。她只有24岁，叫艾伦斯。在三个星期以前，我在北大一个演讲当中，讲大国青年，她在地下听，她站起来挑战我。她说了一段话，她的中文不那么流利，但是可以基本表达清楚。我第二天正好碰到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我跟他说，昨天有一个北大燕京学堂的女学生，她跟我讲她在中东跟难民在一起的感受。安南先生说，我能不能得到一份发言稿？我回来就说，艾伦斯，你用你的母语英文再写一遍。她写了，今天我又把她的英文再变成中文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说，生活教育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我们习惯被看成是精英，是未来领袖。到中东，我住在约旦，但是每天采访工作几乎都在伊拉克、黎巴嫩、突尼斯、巴勒斯坦。两年的生活我改变了许多。在伊拉克北部有一个部落，一天半夜，伊斯兰极端组织袭击了他们，他们顷刻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在山间跋涉了七天，许多老人和孩子死去了，我和妇女们席地而坐，听他们哭着向我诉说失去的亲人的名字，我就和他们一起哭，我觉得自己是那么无能，我是什么未来领袖？我能做什么？我难道就是用这些名字去为一个美国的著名杂志，或者报纸发表一篇文章吗？我在中东学会了谦卑，在难民中间我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只有背上的毯子和怀中的婴儿，但是他们还是坚持活着，他们还在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袁明教授讲大国青年，我就来自一个大国，美国，但是大国是很容易傲慢，大国更要学会倾听。
艾伦斯这个讲话我非常感动。我是在中国的语境下跟中国的年轻人说要做大国青年，要有理想。但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她用她的经历给我上了一堂课。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倾听青年的声音，要理解他们。
最后，关于文化的生命力。我觉得要在网络时代，在技术力量这么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还要想怎么用人的灵性去把握技术？技术本来就是人的灵性创造的，但是怎么能够驾驭好这样的一种由人的灵性而来的新局面。人的灵性是什么？我还是呼吁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多一点诗意，我们不要完全成为技术的奴隶。诗意是什么？厉以宁先生写过很多美好的诗词，就是一个生动的榜样，但是今天我要用光华管理学院一位年轻老师，就是上个月蔡洪滨院长我们一起开会，我听到金李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在教育，在北大，面对的每个年轻学生，就像一棵棵树苗、小树一样，我们做的就是要在他们的树当中增加一道道的年轮。我觉得这个话讲的就非常的有诗意。我想我用这样的愿望结束我今天的讲话，谢谢大家！
冒大卫：下面我们进行圆桌对话，我按照座位顺序拔他们一一请上台，他们是：高峰论坛的主持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蔡洪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吴绍明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刘烈宏
IGD资本创始合伙人、IDG全球常务副总裁 熊晓鸽
58赶集集团CEO 姚劲波
携程旅行网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 梁建章
蔡洪滨：时间宝贵，按照这个顺序我先提一些问题，在座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最讲效率，所以请以最短的时间把您的核心思想给我们做分享。
首先，我想问一下吴总，吴总一直在汽车行业，做高级管理人员，现在又做汽车工业协会的秘书长，中国的汽车业可以说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从数量上讲，2000多万的常量，2000多万的销量，世界第一。但是，在转型升级方面，也面临相当的挑战。吴总给我们展望一下汽车行业未来五年的发展，重大的挑战和你认为的解决之道。
吴绍明：我现在已经不是企业家，汽车产业是一个大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家知道它大而不强，它不强的原因就是创新能力滞后于产业发展。所以，跟咱们今天的几位嘉宾讲的主题，跟咱们今天论坛的主题是非常契合的。我们怎么样面临这个挑战，就是解决创新能力滞后与产业发展的问题。这是汽车产业的一个大课题。中国制造2025，包括“十三五”规划，创新驱动、转型升级，都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蔡洪滨：原来他负责红旗本土品牌汽车的研发销售，中国自主品牌的汽车五年之后能不能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
吴绍明：按照中国制造2025整个国家战略的部署，把汽车产业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先导产业，结构调整的引领产业，如果自主品牌，或者我们现在叫中国品牌，它实现不了这三大作用，对中国制造2025都是重大影响。所以，通过我在一汽做红旗的经验来说，中国品牌有基础，有能力，但是怎么做，这是关键。今天的主题第一是改革，第二是创新。改革，首先汽车产业涉及的产业链比较长，政府要改革，政府的改革要解决生产关系，解决创新的动力问题。通过创新来解决，包括我刚才说改革是政府改革，创新政府也要创新，政府简政放权了，政府也在做。像环保部长刚才讲的，以前卖车之前，汽车要上目录，上环保公告、交通部的友好公告。那么，通过政府的改革，现在环保的公告已经变成不上公告了，跟工信部一个公告了，所以举这个例子，我们从政府层面是下了决心，是有希望的。
第二、企业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民企改革。包括国企的创新和民企的创新。国企改革，大家有目共睹，必须改。要解决创新的源动力问题，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可持续创新的源动力问题。汽车产业是一个完全的充分竞争性产业，包括民企的加入，包括国企改革的要求，混合所有制的要求，我们一定把民企和国企各自的优势在企业产业里充分发挥。这样才能够实现合力、进行协同，这也是创新和改革需要做的。作为民企来讲，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在，其实民企发展到一定阶段也需要改革，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了解汽车产业的民企，民企能干到一定程度，开始是靠企业家、家族，它可以做到一定的程度，一定的规模，但是再往大做，再往强做，也同样按照刚才厉教授说的，也得需要引进职业经理人，他只能做董事长了。所以一定能够实现，因为国家的战略，咱们这个优势，整个的经济发展形势，基本面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包括对外合作的多样化，“一带一路”各种多样化，机遇看我们怎么抓。
蔡洪滨：烈宏红领导了一系列我们熟悉的品牌，熊猫电子、长城电脑、中国软件，当然也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这个集团的发展在这些年也在探索走向国际市场，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之下，中国的企业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面临着“走出去”的挑战，相当一部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也有不少是教训。烈宏，你从国企行业“走出去”发展的体验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刘烈宏：谢谢蔡院长，中国电子国际化业务的程度比较高，我们来自于国际市场的收入大概占到总收入比重的60%左右。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的体会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你企业的实践一定是和国家“走出去”的宏观战略紧密结合的。我总结我们之所以在南美，在非洲取得重要的“走出去”成果，获得一批重要的合同，可归结为“外交搭台、金融铺路、企业唱戏”。新一轮的发展，国家制定“一带一路”的发展政策，并且建立了金融和“一带一路”相互支撑的这样一种体系，对我们实体企业“走出去”很有帮助，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现在我们逐渐在从单一产品的出口变为系统的出口，比如我们在拉美、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地的城市的安防系统，整个国家的安防系统，解决了当地信息化的问题，解决了当地治安的问题。通过信息技术提升了他们的安全管理能力，包括网络安全的能力，收到很好的成效。
在这种系统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中国电子一直倡导发挥中国企业整体力量和整体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些系统跟华为合作，跟联想合作。所以，中国电子的“走出去”是一个具有带动效应的“走出去”，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把中国最好的解决方案和最好的服务呈现给拉美和非洲。这是中国的产品和服务有比较竞争力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说到教训，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教训，因为每次的“走出去”都伴随着成功和失败，当然我们一定要让成功大于失败。我觉得汇率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新兴国家汇率不断的变化甚至有的国家出现恶化，实际上导致你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感觉有时候做得越好，实际上赔的越多。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怎么样来管理汇率的风险，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走出去”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决人才国际化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多实践，过去在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的公司，基本上所有都是从中国派出的员工，发展到这个阶段，我们也走上了融合发展的道路。比如我们在很多南美国家，可能只有大概10%到15%的员工是我们从中国派去的，剩下的员工是在南美或者当地工作过的员工。所以，要解决好应对金融风险的问题，解决好文化和人才的国际化问题。谢谢！
蔡洪滨：非常感谢！关于国际化方面，刘总介绍的经验和教训都很有共性。说到后面碰到的问题，其实说到底，最终还是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包括回到袁老师说的跨文化交流的人才，对国际经济的了解、国际政治的了解、国际金融形势的了解，真正了解市场和商业混淆的人才的问题。
继续问一下，国企的改革，像以中国电子信息集团为代表相当一部分是在国际国内的竞争性的领域。国企改革这几年应该说是有相当多的讨论，也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政策。那么， 2016年开始，应该说这是我们政府着力推动的改革之一。你作为国企的领导，在国企改革方面，你认为最大的突破口应该是什么？有一些人讲到，为什么我再一次提人才？就是国企内部的机制，尤其对人才的使用机制、用人机制，可能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点，你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谈谈您的看法。
刘烈宏：我同意蔡院长的观点。国企新一轮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增强活力和如何加强监管，都是现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的话题。增强活力方面，中国电子也有一些成功的实践，中国电子母公司一级是百分之百国有控股的企业。但是二级子企业，或者二级子集团，普遍采取投资主体多元化。现在有16家上市公司，我们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比例占到总资产比重的75%左右。下一阶段的改革，我们将坚定地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管理层的持股和管理层的激励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比如二级企业层面，特别是现在新办的企业，大部分采用这种方式推进，我们也积极探索集体层面改革主体的多元化。
从实践来看，往往一个公司有关键的二股东和关键的三股东会导致公司的治理相对比较理智，或者换句话说，激励和约束相对比较到位。所以，从国有企业的改革来看，混合所有制，特别是推进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如何让员工和经营管理的骨干来参股、参与公司治理，我觉得这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蔡洪滨：谢谢，我们下面想问一下晓鸽，晓鸽在20多年前开始回到国内做中国的风险投资，他在推动中国第一代的互联网创业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现在又是一个新的时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新的时代潮流之下，创新的环境在你看来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在未来的五年里头去完善？另外，刚才袁老师讲到跟年轻人的对话，现在一轮的创业主体好像变成了80后、90后，听说你对90后的创业者也有很多关注，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想法和心得。
熊晓鸽：谢谢，正好大家对现在的创新都是讲“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我们其中几位刚从乌镇回来，乌镇就是美元的基金2009年投进去的，2004年最开始开张时习主席还去指导过。我们当时投的时候，乌镇本身是一个很传统的旅游目的地，有客栈、餐饮、文化，现在还有艺术节，还有博物馆等等这样的东西。那么，我们那时候投入能做什么呢？那时候就看到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未来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我们投的钱主要用于对它的光纤、无线通信这方面，做了很多基础设施的投入。
第二、对它的管理团队、他们的机制做了一定的变化。因为我们进来以后，发现这个行业必须要竞争力非常强，所以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去做，这样效果非常好。当然，现在有了乌镇？。
在差不多四年以前，乌镇这个团队和我们原来的几个股东一起，在密云搞的现在古北水镇，规模完全弄完以后是乌镇的两倍。大家最近如果有机会，尤其放假可以到古北水镇参观一下，你发现他那个地方WIFI全覆盖的速度可能比北京任何一个五星级酒店还快，不久前我请劲波一家子去过那个地方，WIFI还不错吧？到司马台长城顶上，WIFI速度非常快。一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地方呢？改变了人们过去做传统行业的一个习惯。很多东西，尤其像旅游这种靠口碑来行销的，我去了特别好，就请我的朋友也去。现在有WIFI技术，尤其移动手机，大家拍了照片，马上转给一帮朋友，朋友们马上就可以分享，不管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使得既不需要很多广告，同时大家感觉特别好、跟你很多朋友在一起分享。
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五年，传统行业一定是“+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所以这一点上，中国有很大的优势，因为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已经六亿七千万了，是美国总人口的两倍以上。所以，中国现在到国外去旅游的也特别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方向。同时，因为中国又加入了SDR，这样花钱也比较容易了。
最近我正好在过去三个月中间到德国、欧洲待了一段时间、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跑了很多地方。我发现咱们中国的游客，尤其在德国正好赶上啤酒节，很多地方看到咱们的中国人，都在狂买东西，狂拍照片。
蔡洪滨：那都是建章的客户。
熊晓鸽：很有意思，在美国很多人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经常发现用美国的电话没有那么清晰，我有两个电话，我说你打我中国电话，中国电话更清晰。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互联网这个时代，在基础的技术和设施方面跟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比都不会差，甚至很多方面都是领先的，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或者需要加强的地方在哪里？也许是投资的机会，我们这些互联网公司，包括BAT也好，当然我们很荣幸投了BAT中间两个公司，一个百度、一个腾讯。
蔡洪滨：没有投中间的A。
熊晓鸽：对，这是我最大的失败，还包括建章的携程。我们现在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这些公司它的客户应该说差不多百分之百都是国内的，可是我们这些公司上市，它的主要股东和股民都是老外、都在国外。像这种消费类的互联网公司，我认为他们应该最好是就在国内，上市在国内的市场上，这是我认为。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公司拿回来、拆了结构做这个事。我们在五年前融了一个人民币的基金，我们拆了一个原来用美元投的叫暴风科技的公司以后拿回来做的，这个基金于今年3月份在国内上市了，IPO的，现在股市下来了，还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回报。更多的一批消费类的互联网公司，可能应该拿回来在国内上市，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谈到年轻，很多人跟我说，你们弄90后基金，我们去年成立一个90后基金，专门投资90后、85后，为什么做这个事呢？其实你从国外来看，很多很厉害的创业公司，创业的时候都是随着主导技术的出现成长起来的。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包括乔布斯，他们创业都是在25岁以前，相当于90后。所以，移动互联网技术就是在过去五年中间普遍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这个平台，他们的年龄有他们的优势，所以他们是真正做“互联网+”的时代。
现在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瓶颈，我们现在的主板也好，创业板也好，中小板也好，现在都不能支持。如果当年我们像携程上市的时候，携程2003年上市，还不算靠前，当年的搜狐我们也投了，他去上个市，根本不知道怎么挣钱。中国那时候互联网用户才两千万，不知道怎么挣钱，可是可以在美国上市。现在的公司必须有几千万的利润、连续三年的盈利才能上市，但是这种要求早期公司根本达不到。所以，我们中国应该有一块，把国外纳斯达克的规则拿过来就OK了，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大的修改。甚至中国香港有一个创业板，其实主要是大陆去的公司，可是咱们也没有办法买他的股票，他也没有流量。用这个规则使得我们能够解决这个东西。所以，一些移动互联网的小型公司可以在这里上市，否则只能被人家并购——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
蔡洪滨：给晓鸽总结一下，去掉你的植入广告部分，市场、技术、硬件、环境都不错了，软件尤其是软体环境、资本市场需要改进，年轻人创业是未来的希望。下一个嘉宾劲波。
熊晓鸽：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的移动互联网未来的发展。刚才袁老师谈到文化、内容制作，还有它的方向。大家都爱看电影，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成长很快，但是并不是我们的电影拍的如何如何好，我今年也投了几个很好的电影。但是，我认为未来移动互联网时代一定会出现一批比方说更适合人们在不同的时候、在碎片的时间看的电影。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蔡洪滨：劲波十年前创办了58同城，作为一个70后的创业者在创建和领导着一个成长迅速的企业、规模相当大的企业，我相信对年轻的想创业的同学校友来讲，你的经验体会会非常的有价值。所以你对想要正在创业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给他们提一些经验的分享。另外，现在在你做的这个行业，58赶集、58同城到家，是城市服务的各个方面，大家也在争论线上、线下谁重要，O2O的第一个O重要，还是第二个O重要，这些商业模式未来形势的变化，请你谈谈看法。
姚劲波：谢谢蔡院长，每次来北大都很激动，当年考没考上，后来让我太太读了EMBA。我创业十年，十年前我们在这个行业相当不被关注，我记得我找过晓鸽下面的人，当时见到晓鸽就被打回来了，那会儿晓鸽还不重视年轻人。58不被关注，直到上市。我们现在市值接近100亿。当时IPO前一天，我还在跟我们的CFO说，我们如果上市没有10亿美金，不好看，我们争取有1Billion的市值。事实上这两年，恰恰我们行业爆炸的两年。从不被关注到移动互联网消费起来，我们突然处在风暴的中心，整个资本市场给我们的市值，包括我们的增长很高。大家可以看我们三季度的季报，我们增长197%，BAT今天的增长是20%到40%，我们是197%。而且是在对冲到我们很多收入的情况下，比如到家、二手车。我可以非常形象地讲，今天我们这个行业在爆炸，很多创业者也好、很多资金也好，突然很关注这个行业。今天每两起投资案例，就有一个在生活服务。我们十年前并不知道今天会这样，或者预期可能没有这么火，但是可能在我们创业三年的时候，就应该有一点小小的成就，事实上我们做第三年的时候，恰恰是最困难的时候，差点死掉了。
我们见了二三十个投资者，没有人投我们，后来还是我自己投了一些钱活下来了。当然那些投资者，后来见到我也装作不认识我。所以，北大是一个创业非常密集的地方，你永远做未来的事情，不要嫌早。作为创业者，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你的时间也不值钱。如果你相信未来会是这个样子，你越早越好，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只要你早做了，会走很多弯路，知道什么路是不通的、什么路是有效的，另外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不管他有很多资源和背景，先行的优势会给你加分。所以，要选一个你未来认可这个世界、或者这个商业形态、或者这个组织，你认准了，越早做越好。这是第一个建议。
我也是在反思，我一个人创业的，没有合作伙伴。创业到几年以后，我原来是一个个人站长，就是什么都自己干，写程序自己做，做过美工、全服务器，做服务都是自己，还是需要一个团队。我后来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花了很多时间、当时我找VC要，给他一定的股份，VC说，凭什么让我们出。后来我说，我个人的股份转给他，才组了一个团队。所以，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块儿创业还是蛮重要的。
蔡院长提的第三个问题，关于整个生活服务，在这个大的板块，也很多垂直类的公司，也有很多不同形态的公司在崛起，我自己认为两个大的前提。第一、过去十年是中国创业的黄金十年，确实是造就了很多伟大的公司、伟大的人，也造就了很多新的商业的业态。那么，下一个十年，我自己的判断只会更好。当然，竞争会更激烈，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不像原来。原来我们创业，基本拿到VC的投资就Game over了，因为一个行业很大，但是只有两三家拿到投资；现在是你拿到投资，就表示你有资格参赛了，原来你能拿到投资，就是游戏结束了。现在创业就是整个社会的环境，包括成本、包括舆论、包括融资的环境都是极其宽松的。相比在创业的过去十几年里面，我觉得历史上是，现在依然是，现在很多人在说资本寒冬，资本怎么不容易融钱。但是，如果放在十年前来看，有可能现在不如去年，但是现在比前年远远好。所以，现在应该说，对创业的资本环境，整个大环境是相当好的时期。
另外，整个社会的架构在发生巨大变化。移动互联网、互联网让很多人对很多传统品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原来理解一个公司大、一个公司小，可能是你有多少万员工、你开了多少个店，然后你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是不是在A股、在美国上市的大公司。那么，今天的消费者可能反而会认为那些是包袱，那样的企业是包袱。今天他们会认为，手机里面一个APP很酷，名字也很怪的一个品牌，或者认为老在朋友圈出现的一些活动，他认为那个是我们该用的服务，而且非常有传播性。今天一个服务从默默无闻到被传播开来，可能需要的时间就是一两个星期。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公司，58用十年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但是今天像滴滴打车，像很多公司，可能一两年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在用。所以，整个社会变化的步伐，包括用户、消费者对过去的不满足、对过去的不认可正在让这个进展变的更快。
所以，第二就是不管环境还是进展的速度都在变的更快。尤其在生活服务领域，生活服务领域所有人都是人跟人提供服务，不管是洗脚、还是租车、还是教育。所以，生活服务过去大的品牌、大的公司，不管新东方也好，都是中介性质。他们过去把自己的成本搞的很高，有很多物理网点，很多做的很重。但是，整体来说，移动互联网进来以后，它会让这个连接，把人跟人连接的过程变得更薄、变得更轻。如果有一个办法，你用一种方式，能够把这个过程变薄，你相比传统公司就有很大优势。所以，我们也创办了一个公司叫做58到家，成长速度飞快，成立不到一年，我们最近融了一轮资，一年时间超过十亿美金，而且它的用户口碑是99%点几的好评率，因为比线下的家政公司提供的服务远远要好。比如58到家直接请菲律宾家政的培训老师到中国进行培训，把劳动者和需要服务的人连接在一起，接受服务的人评价这个阿姨好还是不好，你拿到的奖金报酬完全跟用户的报酬相关。所以，机构有很大的动力，把每个人的空闲时间都卖出去，而不完全遵照市场的选择。所以，生活服务的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小的板块，不管是开锁、修鞋、洗衣服，任何一个板块可能都存在诞生十亿，甚至百亿美金的公司。所以我个人非常看好下一个十年，我们自己也轻松参与到一些板块，我们也愿意投资到更多的板块里面去。
蔡洪滨：谢谢劲波的分享。建章是三位一体。首先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家，创办了携程，现在又在领导携程，携程现在市值将近一千亿人民币。这些年据我了解，他整合国内的旅游，线上的旅游预定现在走向世界，所以在领导着一个大规模，增长非常迅速的企业，这是他的一个身份。另一个身份，几年前他突发奇想，跑到斯坦福大学读了个经济学的博士，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我的师弟。我问我以前的老师，说他怎么样？大家一致反映，原来只以为他是来玩一玩的，没想到他真的很认真，确实后来很认真，光华把他聘为研究教授，用业绩评估来讲，非常的优秀，以及在国际最顶尖的经济学杂志上连续地在发文章，这是他第二个身份，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第三个身份，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现在有点变成贬义词，但是我用褒义词描述他，公共知识分子。这些年他热心推动一个公共政策的改革，就是中国人口政策的改革。他通过自己写书、自己写文章研究、组织研讨会、参与各种各样的讨论，在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方面，应该说作出了自己实实在在的贡献。在座各位，未来有国家允许多生，你要想想梁建章背后的贡献。梁建章谈谈人口政策应该在未来五年、十年还应该有一些什么重要的变化？
梁建章：我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中国人口方面政策的问题，所以这两年也花了很多心思，包括蔡院长也帮我一起做了很多呼吁的工作。现在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仅仅是整个未来中国人口政策改革180度转弯的一个开始。因为在现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下，即使在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它的生育率也会远远低于一对夫妇生两个的登记水平。现在中国的生育率大概只有1.2%左右，二胎政策可能使得每年多一两百万人，可能到1.4%-1.5%，未来进一步城市化还会下降，即使完全放开，生三胎的人很少，所以最多1.5%的水平。这个水平下是不可持续的，如果在世界范围内看，也都被认为是超过低生育的一个水平。所以，未来实际上还是会有更多的人口政策的调整，包括一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才会使更多人敢生二胎。现在其实问很多年轻人，政策很好，但是我没有这个能力去生二胎，因为房价这么高、入学这么难等。所以，未来中国还需要很多配套的政策。
我最近也在做这些方面的研究。其他国家已经有很多这部分的经验，大部分发达国家，欧美国家，他们最近十年，二十年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生育率也非常低，他们也推出各种各样的鼓励生育、鼓励家庭养更多小孩的政策，有一些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了欧美的一些数据，现在大部分生育率比较低的国家(1.6%以下的国家，叫做低生育率国家)都有各种各样鼓励生育的政策，基本上花GDP 1%到5%用于支持家庭抚养小孩。当然他们也是逐步渐进的过程，一开始觉得花一点钱1%可能就够了，现在不断的加码，前几年情况不是太好。最近几年稍微可喜的有几个国家，最近几年甚至加到GDP的4%甚至5%提供非常好的育儿的福利，5%就是可能一个月两三百欧元这样的水平。最近北欧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的。中国未来可能也需要这样一个力度。
另外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他们的入学，他们当然教育已经都是12年，但是18岁以前、学龄前，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提供这样的福利，就是入托入学变得非常方便。现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优秀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民工，但是由于我们现在的户籍政策，这些人口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人能够落户在北京。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是精英，应该是能够在北京生活下来，要么就是非常有才能，要么就是非常有毅力、非常有进取心，要么就是身体很好、呼吸道防御能力非常好。如果这些人能在北京生活下来，能够交税，他们的小孩无论从公平角度来讲，还是从未来人力资源投入非常好的回报角度来讲，我们都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让小孩能够入学、入幼这样的设施。所以这是我们未来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未来总的来说，其实我们人口政策，还是有更多其他的配套政策，其实也是我们整个人力资源的一个继续投入，使得我们整体的中国人才的规模优势、结构优势跟质量优势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未来人口政策需要考虑的改革的方向。
蔡洪滨：谢谢建章的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本来有好几个共同的问题想问几位嘉宾，我们现在选一个问题。“十三五”规划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今天前面的主题发言，基本上前几个都提到了，最后一个也都有提及，但是作为企业家我想听一下各位如何理解“共享发展”，这个理解我希望是一两个关键词。建章你刚才讲了人口，其实就是现在“共享发展”理念阐述里头，人口政策其实属于共享的一部分。但是除了你刚才说的人口政策，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化和现在应该做的事情以外，“共享发展”你认为哪几个是关键词作为描述这个理念。
梁建章：我觉得共享其实除了信息的交流，现在通讯非常发达，我觉得进一步的就是人员之间的交流是关键。中国现在跟世界上的交流，物品上的交流非常密切了，中国是第一大出口国。但是，我觉得在服务贸易、在投资领域，其实还有很多的壁垒。最好的国际上的一些先进的公司并不能进来，中国其实到外面去也碰到这样的壁垒。所以，全球如果能够更好把这些壁垒降下来，全球化就更进一步了，使得国际的分工更加密切。我觉得在这个密切的合作过程当中，中国跟全世界能够共同的繁荣。当然，也会有更多人去旅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蔡洪滨：所以通过开放和市场的效率的提升，实现了所有人的这种共同的发展，这是你理解的共享。劲波。
姚劲波：我没有看“十三五”的规划，我还是比较关注创业本身。不久前我在跟写《共享经济》这本书的作者做了一个对话，我讲讲“共享经济”。中国的环境里面，原来所有的人，不管房子、车，任何东西都是直接买一份，拥有它。但是，现在的环境下，通过移动互联网这种工具，可能可以共享一辆车，比如滴滴也好，比如Airbnb也好，很多东西不再拥有，使用它就可以了，使用的成本非常低。这个物品本身，不管房子、还是车、还是别的东西，比如58到家也是一种阿姨的共享。可能原来一个阿姨要住在你家里面，其实你家里也没有那么多活干，你家里只需要请两个小时而已，现在可以共享一个阿姨。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它会让整个社会，比如让很多人，可能收入不高，一个月就几千块钱，但是可以享受跟马云、马化腾一样的待遇——有专门的司机，有专门的人给他服务，甚至一个电话都不用自己去打，就可以把你的形成安排好，通过云端的一些服务。这也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新经济结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产物。我们公司也特别看好这个板块，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板块，叫蚂蚁导租，是中国的Airbnb，发展也特别快，到任何一个城市，除了住酒店，可以选择住在别人家里面。这种“共享经济”发展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信用，要把国家层面，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机构能够把这个信用机制很好的建立起来，往往需要一个企业个体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蔡洪滨：所以，就是从技术的应用，另外一个更恰当的翻译叫“分享经济”，就是把社会的资源在需求端、供给端更好地结合起来，使得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率，最后实现每个人福利的增加。
姚劲波：浪费更少，更加节能环保，同时整个社会的福祉也会大幅度的提高。
熊晓鸽：我觉得这个题目我蛮有感触，现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共享我认为主要是共享信息，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不是做广告，我们还要共享你的一些资源，现在通过互联网技术。我特别想分享的一点是什么？几个方面，一个是教育怎么个弄法，甚至怎么管理。谈到孩子，刚才说两个孩子也好，教育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很大的挑战。我在波士顿大学当了很多年的留学校长，2005年我刚当的时候，中国去的学生申请报名本科生的只有100个，今年达到5000。像我们去留学的时候，拿奖学金，现在中国政府去的本科生，主要指望你交学费。可是很多学生，尤其本科生，能不能很快融到那个里面去，大部分到美国去读本科的是考不上北大的。谈到未来以后，现在就业也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这种训练也找不到工作，回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因为他国内也不熟。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读书要考虑一个工业。
第二个共享汽车，咱们的汽车不得了。谈到汽车，汽车怎么个做法，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生产电能、各种汽车，反而不是传统的生产商在做，比如乐视在美国做的这个车。
蔡洪滨：汽车和58同城和空气污染由吴总最后报告。
熊晓鸽：我特别关注这个，我在洛杉矶做了那么多年，又经常去伦敦出差。我在想，当年这些地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刘烈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我认为共享其实是消除发展的不平衡、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一招，也是出发点和落脚点。跟他们前面相比，显然我们是认真学习和贯彻。
蔡洪滨：国企领导比较讲政治。
刘烈宏：我理解共享在企业层面的实践，像国家是很重要的，其实个人也很重要，企业的实践我觉得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随着产业的梯次转移，实际上我们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过去我们只要在东部投资，现在在中部和西部的投资。刚才我跟徐主任讲，我们现在在长沙的投资很大，长沙、西安、成都、武汉等几个新兴的发展聚集区，所以从产业的梯次专业，企业在消除发展的不平衡方面，实际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其次，企业的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比如企业的经济责任，中国电子这样的国有企业，我们每年纳税占利润总额的比重1.4-1.5倍。美国全社会平均0.8左右，我们是1.4-1.5，这个对消除不平衡，企业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我们把提高员工的收入也写到每年的绩效合同里，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三个层面的努力，应该对发展理念，共享是有帮助，有作用的。谢谢！
吴绍明：我来协会之前在一汽正好分管规划，我还是真学了“十三五”规划。确实是最后一个共享的理念，从官方的说法就是解决我们发展为了谁、依靠谁。厉老师讲，我们要共享发展机会，包括刚才杨部长讲的农民工，这些发展机会要怎么能够实现共享。
另外，共享发展成果。包括刚才提到的汽车，汽车是现代文明，我们共享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共享了汽车产生的雾霾和污染。但是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初衷，是汽车发展的初衷，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说，包括刚才提的教育，要通过共享解决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包括民生，包括整个汽车社会，这些环境治理、交通治理，要通过共享去解决，这样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我的理解。
蔡洪滨：感谢，显然文件学的很好，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很快就要结束。之所以最后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共享发展供大家思考，因为我们自己的理解，作为一个学者的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排第一，共享排最后。但是，共享发展可能是最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因为其他的可能都是你的理念怎么去实现目标，共享在最后。你仔细想，人类社会最大的理想其实就是一个共享社会，我们中国人说，天下大同，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所以发展的目标其实是这样一种理想。
同时，在中国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共享又是发展的道路，其他所有国家跨国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不平等同时的加剧，同时还实现很好的增长，所以这个阶段提出共享，对我们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第三、我们共享的实现必定要通过发展来实现、通过增长来实现，而不是通过重新掠夺某一部分人实现，所以共享和发展的关系需要从这几个角度辩证去看。当然最后我们展望“十三五”的规划，未来五年的蓝图，所有的几大理念的实现。最终只要我们坚信，坚定的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家的精神就会是推动我们所有这些理念发展最重要的一支力量。所以，非常感谢在座的几位优秀的企业家，非常有思想，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给我们做出的分享，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感谢他们，
冒大卫：谢谢蔡院长，也谢谢几位对话嘉宾，再次感谢在论坛做主题发言的各位领导和专家，你们的思想碰撞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些思想也会不断激励我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中国未来发展的脉络，为中国发展助力。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各位来宾，各位校友，感谢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感谢对于本次论坛提供支持的媒体朋友们，同时我也想对为这个论坛举办付出巨大心血的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感谢，还要特别感谢对论坛顺利进行提供支持服务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相关的工作人员。今天上午的论坛环节到此结束，但思想盛宴远未终止，下面还有六场分论坛期待大家关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