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题：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开幕式

　　会议时间：2015-10-19 上午

　　会议地点：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胡必亮：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现在开幕。第一项，举办方领导致辞，首先我们有请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李小林会长致辞。大家欢迎。

　　李小林：尊敬的秘鲁前总统托莱多阁下，尊敬的吉尔吉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阁下，尊敬的孟加拉国前总统艾哈迈德阁下，尊敬的肯尼亚前总理奥廷加阁下，尊敬的美国新兴市场论坛执行主席哈瑞尔达·考利先生，尊敬的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川生女士，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北京隆重召开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新兴市场论坛联合举办的首届北京新兴市场论坛，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预祝本次论坛的顺利召开，并对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的全国性人民团体之一，自1954年五月成立以来，我会一直以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广交深交朋友，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大业，致力于促进人类团结进步的事业。目前，我会与世界上157个国家的五百多个民间团体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并已设立46个中外地区国别友好协会。我会在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的声音，努力用外国朋友容易接受的语言和形式介绍中国的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今天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今天，各新兴市场国家前政要、学者、企业家在一起共同探讨深化市场合作，寻求发展共赢的途径，这对于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重塑世界格局，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会愿就切实加强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与发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充分利用“一带一路”的战略资源与机会，实现新兴市场国家的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们应当努力寻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切实落实正确的义利观，真正做到宏义容利，我会一贯秉持和平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积极将民间外交融入“一带一路”的建设。近年来，我会陆续举办了“一带一路”地方领导人对话会，中国·阿拉伯城市论坛，中国·东亚城市论坛，中国·印度地方合作论坛，中国·非洲地方政府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省市长对话，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大会等活动。

　　通过这些对话交流，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互沟通和了解，推动了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今天召开的新兴市场论坛，也是我会旨在用实际行动助力“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和沟通。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搭建交流的平台。

　　第二，切实加强生态型合作与践行绿色发展观念。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在于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绝不应当与生态环境相分离。在发展过程中，要正确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树立生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繁荣发展市场的同时，为子孙后代留住身边的青山绿水。

　　第三，持续推动新兴市场国家间人文交流与合作，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习总书记指出加强人文交流，不断增进人民感情，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唯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国家发展说到底要靠人们心通意合，在全球化浪潮中，新兴市场国家创新和深化区域性合作，合作形式应当从政府间合作、经济贸易网络拓展到全方位的人文、城市间交流合作，新兴市场国家间的合作不应仅限于政府层面，公共舆论和社会大众，更应增加相互认识与友谊，我会积极发挥外交实力，大力推动与智库、媒体、商界、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的沟通与交流。

　　第四，实现创新型的新兴市场国家间友好城市合作，在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的城市也随着国际一体化趋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国际化市场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不同国家间的城市已经建立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合作关系。以城市合作为载体，国家间的市场合作才得以真正落地。例如广西钦州市和泰国龙仔厝府于2007年3月成为了友好城市，随着双方积极拓展了海洋捕捞业，种植业等多项合作，也促进了双方文化、教育和体育等方面的交流。山西晋城市和南非卡卡杜市曾因瓦斯防爆炸技术而结缘，双方在技术合作中感情迅速升温及进而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因此，我们建议借新兴市场论坛的平台建立新兴市场城市群，通过新兴市场群，实现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相信这对直接扩大并夯实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利益基础，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会在城市合作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城市交流也是我会重要工作内容。1973年，我国天井和日本神户建立了中国第一队国际友好城市。截止2015年9月1日，我国对外结好友城的数量达到了199对，成为世界上拥有正式友城数量最多的国家，40多年来，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在配合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同时，有利的促进了地方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

　　因此，我们也希望通过建立新兴市场国家城市群希望带动城市经贸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

　　我期待各位嘉宾通过交流对话，广执人脉网络，通过包容互鉴，增加彼此友谊，通过共同进步实现互利共赢。我们相信新兴市场国家一定能够积累信心，积聚信任，走上一条共同发展的光明大道，谢谢大家。

　　胡必亮：谢谢李小林会长，下面我们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刘川生女士致辞，大家欢迎。

　　刘川生：尊敬的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尊敬的孟加拉国前总理法赫尔丁·艾哈迈德，尊敬的肯尼亚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尊敬的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以及尊敬的李小林会长和哈瑞尔达·考利主席，以及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大会堂这个隆重的地方举行2015年北京新兴市场论坛，首先我也代表主办方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各国前政要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现任和前任的行长、副行长，专家和媒体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

　　新兴市场市场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推动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前进，其经济增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经济增量的三分之二。GDP总量占全世界的50%，新兴市场国家对促进全球经济秩序调整，和社会治理变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此次论坛在中国举办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首次这个论坛在中国举办，三十多年来，中国始终坚信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断的推进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

　　中国的市场空间潜力巨大，发展前景良好，中国的需求已经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中国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但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现在世界经济遇到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中国能够探索出一条从不发达到发达的成功之路，那不仅仅是中国的成功，也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探寻一条成功之路很有借鉴意义。所以在中国开这个会议，也更具借鉴意义；各个国家不同的经验，同样也非常有意义。

　　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刚刚李小林会长所讲的“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参与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所以这些重大举措都是为促进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提供了广泛的空间，也为彼此增进理解、信任，加强全方位的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金融危机的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遇到的困难和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也越来越多，对自身发展规律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出现了新常态，各国都在积极的加强战略协调，推进务实合作，推动本国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今年九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高峰会上提出深化南南合作的建议，并且在南南合作圆桌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的促进合作的中国方案，包括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免除对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5万个奖学金名额等等。这些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平等、互信、共同互利共赢、团结、互助的合作关系，共同找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道路。北京师范大学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至今已有113年的历史，我校始终致力于拓展国际视野，寻求国际合作，搭建国际平台。2011年我校与美国新兴市场论坛合作，成立了新兴市场研究院，共建国际性的综合智库。四年来在胡必亮院长的带领下，研究院深入研究中国与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新兴市场全球论坛、亚洲论坛、欧亚论坛，产生了一系列的重要的研究成果。

　　今年，研究院一次推出《2040年的拉丁美洲》《2050年的亚洲》《2050年的非洲》等七部译作和专著，有力地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进程。研究院还承担了培养、培训大量新兴市场国家的高端人才的任务。目前，有来自23个亚非拉国家的40名学员在我校攻读硕士，积极推动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交流，也成为我校推进国际化建设与对外交流的高端学术平台。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新兴市场，今天与会的都是国内外的顶级专家，大家总结新兴市场国家的变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研究适合不同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的成功之路。我认为我不是专家，但是我认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如果用六个字来概括就是发展、合作、多元。

　　那么，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途径，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发展道路也一定不是一元的，是多元的。各个国家都应立足本国的实际，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突出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比喻为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可以通过相互交流与合作，分享成功经验，走出失败的教训，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与水平，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

　　我们相信今天的头脑风暴，不同声音的碰撞，不同文化的交流会产生出很好的讨论结果，而今天的讨论结果也许会变成明天的政策与行动方案。我们就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找到光明的前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希望新兴市场论坛应当为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为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而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预祝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让我们的友谊长存，谢谢大家。

　　胡必亮：感谢刘川生书记，下面我们有请美国新兴市场论坛，首席执行官哈瑞尔达·考利先生致辞，大家欢迎。

　　哈瑞尔达·考利：非常感谢，感谢胡博士、李小林会长，刘川生主任，政要阁下们：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总统，法赫尔丁·艾哈迈德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总理，拉伊拉·奥廷加总理，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还有媒体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欢迎大家。

　　今天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和李会长、刘主任一起欢迎大家参加此次“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开幕式。人民大会堂非常美丽，历史悠久，我认为这是给我们开会的完美场所：我们可以讨论很多在全球非常重要的议题：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以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动——中国不仅仅是最大的新兴市场，也是最成功的新兴市场。

　　阁下们，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感谢邀请我们来到中国参加这次的论坛，由于你们的努力让这次论坛成为可能。我们还要感谢主办方，感谢主办方主持了这个会议，在现在的关键时刻。很多全球经济发展的传统动力，即所谓G7国家，他们经济陷入了困境。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新兴市场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才能够保持全球经济稳定的发展。新兴市场论坛今年已经有十岁了，我们在2005年12月份在英国的牛津大学成立。目前为止我们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在撒拉哈以南的非洲、北非、中亚、南亚、拉丁美洲、欧洲、北美洲都举行过会议。在我们的会议中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大概有二十多位前政要或现政要、政府首脑参加会议。有一百多个央行的行长以及总理参加过我们的会议，有些代表是来自于智库，还有一些其他非常重量级的嘉宾，以及全球各个国家非常重要的意见领袖、知识分子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

　　我们论坛上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讨论工作，我们论坛的讨论结果已一共出版了九本书，其中很多书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俄语、法语。

　　我们的学术报刊每年发行三次，现在已经发行出版了第七年了。所以我们的历史非常成功。最终，我们来到了中国今天在这里召开了新兴市场论坛，在我们创建第十年后。通过今天和明天的会议，我们希望我们三家主办方能够继续开下去；我们的数位联合主席都希望再次来到中国，现在，请允许我向大家传达一下我们联合主席霍斯特·克勒的问候，他非常遗憾不能亲自前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因为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能远行。但是他非常希望下一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能够到场。其他的联合主席今天随后会作发言。阁下们，我想向大家表达我们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论坛，参加今天的开幕式。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中国举办这样的论坛。

　　我们希望能够给大家传达一个信号：中国对于其他新市场的发展来说非常关键、非常重要，中国已经出台了一些措施和政策，这些对于新兴市场来说非常关键、非常重要，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我们有着非常大的发展潜力，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在其他的新兴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和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新兴市场论坛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至少包括好几个方面。首先，最重要的是，中国可以继续扮演其他的新兴市场的榜样——不仅是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也包括亚洲、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对这些经济体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就，也能够在未来继续这种成功的经验。

　　中国可以给最穷的国家带来一些希望，也将让他们脱离极端贫困，尽快地发展经济。中国能示范“和平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在接下来的三十年当中，中国将会完成从外向出口推动型经济向提高生产率的经济转型，从年轻的社会转变成老龄化社会，会经历很多的变化，中国要应对这些变化，其应对的经验也将会为世界所用。

　　第二点，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中国在建立的现代的基础设施方面比任何的其他国家做得都要多；这包括铁路、公路、卫生设施、交通、通讯设施。基础设施满足了快速发展的经济的需求，而基础设施正是其他的新兴市场所遇到的发展瓶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提供一些技术援助、资金援助给其他的新兴国家。

　　第三点，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非常重要，为了一些全球共同的问题应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包括气候的变化问题。中国最近也做出了一些决定，在这方面也为其他的国家起到示范作用。

　　最近，中国也制订了一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计划。现在中国已经更多的使用太阳能等新型能源，这给其他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共同解决该全球共同问题提供了榜样。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中国凭借着其雄厚的资金，可以给其他的新兴市场提供一些帮助、支持其发展项目。现在中国已经成立了亚投行，还有金砖国家发展机构。这些建议非常受各国欢迎；它们和中国传统地对于多边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一起，将会建立起全世界新的经济秩序，有益于世界其他国家。

　　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请接受我最衷心的感谢，感谢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论坛的观点，讨论中国对于新兴市场发展的贡献，我非常期待我们接下来的讨论，谢谢大家。

　　胡必亮：感谢哈瑞尔达·考利先生，开幕式第二项，外国前政要发表演讲。首先邀请秘鲁前总统亚历杭施罗·托莱多先生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亚历杭施罗·托莱多：非常的抱歉，我有一点矮。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我衷心的感谢。今年是新兴市场论坛十周年；我要祝贺我的朋友哈瑞尔达·考利主席和其他的领导、朋友们。我们政府也非常感谢能出席此次的会议，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出席今天的论坛。我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会长；也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刘川生，北师大是一所非常了不起的大学。也感谢前政要们，请允许我跟大家分享我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的幸运，我的妻子今天也来到这里，她是我人生中的美好伴侣。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论坛，已经走了十年。这个论坛一直在教导我们：我们新新兴市场国家必须要做出必要的变革，然后才能够持续地前进。我也感谢中国主席习近平，我们刚才从李会长、刘书记那里听到了习主席的高瞻远瞩。我们各位学者和研究员一直在使用各种各样的模型去预测。今天我想稍微的冒一下险，不谈过去而是预测未来。

　　我最近一直在读有关未来的书。最近我还犯了个错误，写了一本畅销书来展望未来的书。我从北京师范大学这里学到了很多；除了高等教育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更加有效的武器能帮助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没有更有效的武器去消灭不平等、贫穷、排外。我觉得最好的武器是高质量的教育，教育直接关系营养、保健、高质量的教育。

　　我今天听起来好象有点武断。但是这并不是斯坦福大学或者是哈佛大学教授的一个理论，这是我通过我的一生所总结的经验。我有16个兄弟姐妹，我所出生的家庭非常非常的贫困，我有七个兄弟姐妹没有活过一岁，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水、保健、卫生，更不要提高质量的教育了。所以，每个听到这里的人就会问我一个问题，那么你怎么走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很好。我回答，我是一个统计错误。统计学上有误差；我就是这样一个误差，大概是3-4%的概率。既然我是一个统计学上的错误，那么当我展望未来时，我希望我的余生应该献给如下事业：人们成功的原因，不应仅是“统计误差”。人们有权利获得保健、营养、高质量教育。高质量教育，高质量的教育，高质量的教育，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我们不要等着成为统计误差。新兴市场的人们，他们不能等着获得他们的权利。人权不仅仅是防止要命的子弹的呼啸，人权也包括一个体面的童年：儿童应该可以获得知识，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我们了解了如今的事实是什么样的，让我们去用几分钟去想一下未来。

　　今天，世界为石油和狂热的宗教发动战争。但是，我告诉大家，斯坦福大学和谷歌已经创造了一项发明，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我们手里的iPhone、iPad，或者雅虎和Facebook等。他们创造了一辆可以用太阳能板来驱动的汽车，这意味着，现在油价已经从100元一桶降到40元一桶，油特别多的国家不得不自己把这些油喝了。2015年现在我们在这里，再过三十年之后，你们不会还是年轻人。35年之后，当205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可能会有九十亿人，比现在要多出很多人，然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许会对我们产生质疑，这些挑战都由我们今天的决定所影响的。这也是我们领导人、这个论坛的责任所在。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等在2050年的时候所要面临的挑战。

　　第一点，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就没有清洁的饮用水了。

　　我们会在世界上为了争夺清洁的水打仗，为了争抢粮食打仗。所以人会更多，淡水又不够，而且更别说我们所需要的农业的灌溉水了。我们的孩子还会去面临着全球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而对于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并没有做多少工作，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我们已经是有了《京都议定书》，但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哥本哈根也没有任何的结果。希望法国巴黎的会议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只有做出一些什么，我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才能够去应对在2050年的时候所面临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就要有决心去做出决定，而不是说要等到2050年的时候再做出这个决定，新兴市场上的人口和领导人肩负着重大的责任现在就做出决定。我们知道这些决定是中长期的决定:高质量的教育，清洁的水，去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今年就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在我所写的书中，拉丁美洲是世界上以后的35年中会是最繁荣富强的土地之一。为什么我对拉丁美洲这么乐观呢？第一点，拉丁美洲有世界上47%的清洁水——比如亚马逊河。第二点，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还有着原始丛林——可以让人们呼吸的丛林的大洲，我国跟阿根廷、哥伦比亚共同分享这些丛林。第三点，拉丁美洲也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上最好的土地之一。我们生产各种各样的食品。有很多的国家由于气候的原因，生产不出这些东西。我们是世界上最绿色的能源国家之一。所以中国的朋友，我可以向大家说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

　　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定：我们不仅提供原材料、采矿业的矿产、原油，我也希望我们新兴市场可以提供科技和创新。如果只是原材料，前景是有限的；如果是在科技和创新上的合作，前景是无限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在两天到达印度、去东京，但我们不能随身带着金矿。如果我们不去履行我们的社会经济责任，我们就会去破坏环境、破坏未来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我在思考未来的时候，我们的风险并不是像衡量市场不平等的基尼系数那么精确。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减贫的成就，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其他的的地方的减贫成就，抱着扬扬自得的心态。基尼系数衡量人的工资：如果你一天只挣一两美元，你是穷人，你是赤贫者。但是这个计算方法没有捕捉到水和卫生方面的不平等我。的七个兄弟姐妹没有活过一岁，就是因为水和卫生的问题，七个兄弟姐妹啊！但是还活过来八个兄弟姐妹。但是我不能只为我自己、我家着想。2050年我们地球上会有90亿人，到时候我可能不在了。但是，我们在座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和知识上的背景，你们可以看到未来。

　　现在，这个世界比以前更加迫切地需要更多的领导力，而不是更多的政治游戏，现在我们所做的决定，可能是对下次大选没有太多的帮助，但是对于我们下一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非常荣幸能够获得高等教育，这样的话我可以过上好的日子。斯坦福大学所出版的书上面写了我的经历。北京师范大学已经答应把它快速的翻译成中文，该书将会被翻译成十种语言。我相信统计学家们，将来可能会有更好的畅销书，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我知道我已经看不到2050年了，但是我们有责任现在就做出决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的领导人，现在就要做出决定。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应该现在做出决定。

　　我们从学术方面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工作有助于世界发展。再次感谢论坛给我这次机会。

　　胡必亮：非常感谢亚历杭施罗·托莱多总统，下面有请孟加拉国前总理法赫尔丁·艾哈迈德先生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法赫尔丁·艾哈迈德：尊敬的阁下、尊敬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这次论坛的组织者——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论坛，组织这个非常盛大的论坛，让大家一起畅谈新兴市场的各种问题，以及我们怎么在合作中共同应对未来的问题。

　　托莱多总统刚才的发言引人深省，我同意他的说法——展望未来。我们并不是仅仅看到明天或者是后天，而是展望以后三十年是什么样。我到中国来第一次是在1977年，至今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每次我访问中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也在不断的追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经济社会的发展都非常的快，这给其他的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它们也希望能够像中国一样，取得这样的成就。

　　现在我们也在北京庆祝新兴市场论坛十周岁的生日。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正在崛起，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三亿多人脱离贫困。虽然中国面临着很多挑战，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减少国内贫困的同时，也给其它的国家的减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过去一直为这些国家提供很多的经济支持、建设它们急需的基础设施，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南南合作案例。

　　孟加拉国和中国非常相似。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减贫，我们在过去的25年当中取得了进展和进步，让我们实现了减贫一半的目标，我们的一些经济社会的指标也达到了语气。很多相似的国家可能都没有像孟加拉做得这么好。有人把孟加拉描述成很好的范例；我们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孟加拉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波动比较低，我们的经济增长大约为年均6%。近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不断地提高。

　　我们在减少贫困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大力支持，尤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和电厂以及道路的修建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中国和南亚的联系可以回溯到几百年之前，我们从历史上就可以知道中国有很多人曾到访印度，这是几个世纪以前所留下的遗产，至今我们依然受益其中。

　　同样，印度也有很多人在很多年前到中国来求知。虽然丝绸之路也促进了中国和中亚，以及与欧洲之间的联系，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的联系，可能不算特别的发达。不过，我们如果回顾过去，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就我们南南合作的成就来看的话，我们应该看一下刚才托莱多总统讲的，我们未来能够做些什么，能够做得好。我们的合作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深化。虽然发展是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的。但是他也受到了其他的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我认为一个国家的经验是可以被另外一个国家所学习的。那么就中国来讲，中国是可以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塑造其它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对于这些国家的重要影响是什么，在这个背景下，我想提出一些具体的事项：中国可以对区域的一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的支持。我建议从昆明建一条路经过缅甸修到孟加拉。我们也要提升我们的公路网络，这样的话就能够让云南快速地进入这个东南亚地区，一旦这个路修好之后，那么从塔卡到加尔各答到德里都可以实现，甚至可以到伊朗、阿富汗。我们也可以像发展过去的丝绸之路一样，建立起新的丝绸之路，路修好之后，对于贸易的发展会带来巨大的好处，我们可以加强人员之间的交流。

　　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建立起未来的、非常强大的文化的联系，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文化的联系。在基础设施的发展方面中国有着非常好的经验，无论是技术还是资金的支持，都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支持，我们都知道基础设施在东南亚有着很多机会，私营经济也可以来加入基础设施的发展当中，中国可能会继续并扩大在基础设施方面和东南亚各国的合作。

　　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也在上升，我们怎样能够做些事情来加速这种增长呢？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像在孟加拉国这样的国家，我们希望可以获得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我认为这种投资将对于我们两个国家是互赢的局面。中国可能也面临着希望能够进行这个海外投资。

　　中国希望能够利用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外一个问题是城镇化。中国也在进行的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中。我认为这个城镇化的过程，中国管控得非常好，在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方面也取得了很多的经验。

　　它也在维持着这种基础设施的维护，也是非常好的。在提供优秀的城市服务方面，中国可以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因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着快速的城市化的进程。

　　托莱多总统还谈到了教育问题，我确实非常赞同他的观点，教育是最好的减贫方式，也能够减少不平等。中国作为这个方面的领军国，可以给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东南亚的国家和其他的国家，提供知识，以便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教育，并且也可以给不同的国家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期待接下来两天会议的发言。我相信这个论坛将会提供路线图，以便加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我们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在北京相聚，谢谢大家。

　　胡必亮：非常感谢法赫尔丁·艾哈迈德总理的发言，下面我们有请肯尼亚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胡必亮：非常感谢法赫尔丁·艾哈迈德总理的发言，下面我们有请肯尼亚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拉伊拉·奥廷加：同事们，阁下们，各国前政要们，刘川生女士，李小林会长，以及新兴市场论坛的主办方，所有的参与论坛准备工作的同事们，尊敬的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好机会参加此次的论坛。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对于新兴市场的总体观点。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非洲的情况、非洲发展的近况。我们非洲的土地，我们非洲广袤的大地，我想在其他的地方都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知道非洲的历史；或者是说非洲的故事是由非洲人民来写就的。其他的人是不知道的。这个非洲的故事只能由我们自己来表达，比如说其他的媒体，像CNN，VOA等，他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艾滋病的问题，非洲的冲突问题。还有这些种族的战争，贫穷等等问题。从他们的报道中看不到任何关于非洲正面的报道。同时对于新兴市场来讲，他们要自己表达自己的声音，这个是其他人没有办法代表他们来说的，新兴市场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过去不是这么好，现在开始发展，开始崛起，这就是新兴的意思。也就是说其他人都在你上边，现在你开始慢慢的升起，而这个崛起的新兴故事也应该由人们自己来讲，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中国。中国的作用在新兴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好几个原因，中国对于新兴市场来说非常重要。无论是对于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来讲都非常的关键。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大陆有着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意识到我们应该加强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的合作，这个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有一些新兴经济体他们还获益于中国的经验。中国总共有几亿人脱离贫困，在非常短的时间实现了这个目标，这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有着巨大的意义，南南合作可以带来新的机会。这个机会是来自于学习的过程中，来自于援助项目的执行，还有来自于我们的贸易的合作，对于新兴市场来说，中国将会继续成为非常重要的发展力量，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非洲本身正在建立着非常重大的变革和变化。我们的经济在增长，我们在减贫，获得最基础的社会服务和人的发展等等，在各个领域取得发展。

　　今天我们每十个新兴经济体当中有六个来自于非洲，我们在未来还将继续发展，我们将继续学习中国的经验。非洲以及中国其实也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我们要让人脱贫，还有就是经济不平等，当然还有环境的问题。

　　在非洲，年轻人正在增加，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几百万的就业机会。非常是一块非常年轻的大陆——就人口来讲。以我们自己国家来讲，肯尼亚为例，我们人口的平均年龄是45岁以下。跟欧洲或者是北美国家相比我们比较年轻——就人口的年龄来讲。

　　但是，非洲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就业机会。国际劳工组织认为，非洲每年需要创造1800多个就业机会，才能更好的和全球的经济发展实现联动。非洲需要在人口红利当中获利，非洲的年轻人应该是非洲的福音，而不是诅咒；如果年轻人不能获得权利，如果青少年变成罪犯，服用毒品的话，就不会成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投资与青年的发展，我们需要提供培训和技能。

　　人是不能离开土地的，因此农业的发展，对于减贫和食品安全来说非常关键。我们也需要学习中国在这个方面的经验。我们的农业可以获益与中国对于非洲农业的投资，中国可以提供非常多的农产品的经验，以及食品加工业发展的经验。我们非洲的农业可能还会受到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且农业产品的价格也在出现一些浮动。

　　现在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主要是原材料的贸易，而且原油依然是中国进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这一点需要改变。制造业对于非洲的GDP的贡献大概是12-14%，而非洲的制造是在世界制造中的价值链中最低的一环。

　　非洲可以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可以建立起来以出口导向的制造业。那么也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来去做出新的利用，这样的话中国和其他的新兴市场之间进一步加强合作，因为现在中国不是世界上的廉价工厂了，非洲可以向中国看齐，这也要确保非洲和中国之间的合作。非洲需要非常强大的国家政策，包括基础设施和科技方面的国家政策。

　　中国现在的教育也在不断的崛飞。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习近平主席在九月访美的时候，决定宣布中国用20亿的援非基金在这里解决各种问题，同时向非洲派遣五千多位专家。

　　中国正在不断提高对外援助方面的投资，我们尤其是注意到中国对于南南合作的重要，并且愿意将他们的资源和专业技能给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分享，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是非常有效的发展方向。在习主席的主持下，北京已经启动了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然后去在中亚，在南亚等地方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将会建立起来新的金砖开发银行，总部在上海。中国的开发银行还有进出口银行将会进一步的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足迹，将为更多的发展项目供资。中国将来会更加注重直接投资。我们也注意到习总书记宣布中国将会加速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在六百多个农业项目还有贸易促进项目等等。

　　同时，他也宣布取消了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这是非常必要的举措。我也要在最后指出两点，非洲在资源上是最富饶的地方。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非洲又是最贫困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悖论，我们现在是在以后的二十年中我们的贸易会从十万亿增加到二十万亿。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潜力没有被开发。我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在非洲内部的贸易只有5%，我们更多的是非洲内部的贸易。因为我们没有基础设施，所以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很难去在自己之间进行贸易。

　　所以我们必须扩大基础设施，和其他的国家，比如中国一起合作，我们在肯尼亚有一个项目，我们称这个项目为(拉姆赛特 音-)，是南苏丹和(桑品 音)之间的走廊。那是拉姆城，我们将会把南苏丹、阻帕和极乌帕-联系起来，他会有一条河道通过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和喀麦隆。然后把大西洋和印度洋连接起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两个大洲中间建立起来一个大陆桥，这样的话就可以遍地贸易，这样的话可以便于货物之间的流动。

　　这个领域也是我们完全可以取得成就的地方，可以和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像中国进行合作来去进一步的发掘我们的潜力。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变成现实的。

　　最后我讲一下关于非洲大陆的故事。我们讲过亚洲四小龙的故事，亚洲四小龙已经是起舞很久了。然后我们在刚果的丛林中，非洲已经觉醒了，我们中间有刚果、尼日利亚，一直向西，一直向南，还有在西边的阿特拉斯和乞力马扎罗。在寻找非洲的钻石，非洲的矿物质，非洲的铜，非洲的油。我们愿意和你们一起合作，把所有的这些财富变成非洲人民的繁荣，那就是非洲大陆对于亚洲，这条腾飞的龙，所要传达的信息。谢谢。

　　胡必亮：非常感谢拉伊拉·奥廷加总理，下面我们有请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先生，大家欢迎。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尊敬的中国对外友协的李小林女士，尊敬的党委书记刘川生女士，各位阁下，各位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首先，我对于我们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首先，我要去祝贺我们的东道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你们对于这次会议的组织非常的成功。今年将会是我们新兴市场论坛第十年。我们今天在北京的这次会议非常的重要。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国家。今天我们的论坛也成为了全球论坛，中国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我要对我们所有人，对于这种成就表示祝贺。大家也就已经听到了21世纪将会成为亚洲的世纪，中国、中国的经济将会在这个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我们都要非常努力的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是我们的邻国，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寄于重望。自1997年开始，我就不断的来中国，几乎每年都要来两次，我们是邻国，而中国也是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的源头，我每次来都会看到有很多的积极变化。

　　首先，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是你们的邻居，我们为你们高兴，为你们骄傲，我们看到中国的变化，在内心充满了骄傲。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我要强调，在北京的新兴市场论坛非常适时，因为有两个根本的原因：两年前习主席宣布中国将会建立一项基金来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并且会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种新的举措将会包括亚洲、欧洲、俄罗斯、中东。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有五十多个国家加入，我们国家也是这个银行的成员国之一，我为此感到非常的骄傲。

　　我还要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我要非常清楚的去说出这一点。我们都是内陆国家，而内陆国家是有不同的思维，有很多的国家是不理解我们这种思维方式的。我们需要向外的渠道，才能够去进行贸易和交流。

　　但是，如果没有海洋的话，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的世界观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建立一条走廊，把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联系起来，这样才有运输、能源、沟通。

　　在这个方面我们非常愿意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联系起来——他会把中亚和外界联系起来，建立高效的连接，我们也是这种举措的直接的经济受益者之一。另外要指出的事实是，印巴上海合作组织，也给了这个项目非常大的帮助。伊朗已经不再犹豫了，我们看到中亚所有的道路，都会相互的连接起来，我们会有现代的能源和交通走廊连接起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在中亚现代非常急于建立起来经济共同体。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公平发展，它才能更加的繁荣，更加的现代，更加的帮助人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共同体市场，涵盖1.8亿消费者。我们希望在外面以一体化的形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两项举措：一个是欧亚经济共同体和我们的“一带一路”两个举措，两者是相互相容的。

　　事实上，中亚将会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的投资，我们同时认为这对于中国短期来说也非常有益。托莱多总统已经讲过了我们在35年中的绿色举措，我们也会采用这样的方式，这一点我向你们保证，但是我们还需要度过这35年，还要依赖于像油气这样的资源。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我想跟大家说一些统计学的数字，中国油的进口、能源的进口占总体消费的66%，其中一半是通过海由中东运来的，但是除了这些原油和气的供应，在未来需要在中亚将会找到更多的答案，如果中国的经济保持这样的增速，这个国家将会在2020年的有28%的能源缺口，如果中亚能够成为中国的能源来源，17%的中国的能源需求将会在2020年得到满足，2030年会满足所有的能源需求。现在中国进口只有8%到10%的进口是来自于中亚。所以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多的潜力。

　　各位尊敬的阁下，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感激我有机会向你们讲几句话，我非常高兴能够参加今明两天的讨论。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们有非常高质量的沟通和讨论。我非常的直白，我们在这里不仅是要去享受这里的招待，我们来到这里是学习的，我们之前所有的发言人都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我非常高兴能够遇到这么多高级别的政客、学者、专家，商业界和媒体界的朋友，期望着跟你们在这两天之间有高质量的讨论。让我们去不断的改善我们的论坛，我们的新兴市场论坛和新兴市场以后会有更加繁荣的未来，谢谢。

　　胡必亮：谢谢您，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总统，我们有请特邀嘉宾发表演讲，首先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主席米歇尔·康德苏先生发表演讲。

　　米歇尔·康德苏：主席女士，各位阁下，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来自各国的嘉宾。

　　我在长期的工作中已经认识在座的朋友。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尊贵的人民大会堂。我们将会进行非常高质量的对话和交流，明天我们将会庆祝南南合作中心的成立，这是明天要做的事情，但是这让我们的讨论得以聚焦。我们也非常期待展望未来30年是什么样的，以及30年以后、更长久的未来是什么样的，接下来我们的南南合作中心可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给国际社会提供非常新的观点。我们的论坛不可取代，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之前也经历了一些危机，比如金融危机，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危机，当然，我们在思考未来时，我一直在考虑这些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托莱多总统刚才也讲到了高质量的教育，我也觉得非常重要，还有水的问题和卫生问题，这些问题我之前一直在思考。另外，国际货币系统的稳定非常重要，今天我将主要谈这个内容。

　　今天早上我只想来说三点：首先第一点非常简单，但是也是个提醒：国际货币系统的稳定有利于全球，它正逐渐地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系统和体系的稳定对每个主要的国家都是如此。当然，每个主要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都应该非常小心、非常审慎地考虑它的国际责任，以及其国内利益能否有益于全球。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由中国邀请来分享我们的一些观点。我之前也参加了北京、广东、上海的会议。这些会议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非常关注这一问题。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以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验：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独特性体现在有以上两个方面，第一个大家之前已经提到了很多，比如说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非常成功的改革经验。经济政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的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发展非常的成功，而这个成功毫无疑问的也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也得益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实现了经济的最大的发展。

　　我再说第二点，第二点可能大家提到的不是特别多。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虽然外部环境在不断的变化，中国已经展现了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和意愿，致力于国际资本市场的稳定，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自从2005年以来，汇率非常的透明，汇率的管理非常的透明，也非常的稳定。这包括人民币的汇率，还有最近宣布的人民币的国际化。

　　还有最近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加速了，这也非常稳定。

　　再往前看的话，我还可以提到一些事情：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非常赞赏中国政府当时的镇定，他们拒绝了当时一些外国顾问的建议，避免了一些国内的风险。与此相似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也避免了汇率政策的不稳定。中国的领导人他们身上充满了自信心，他们对于整个国际金融货币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在欧元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同样非常的镇定。中国的决策者非常支持欧洲各国解决欧元危机的决定。因此，总的来讲，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非常的稳定。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中国的经济政策一直非常的稳定，而且非常地致力于全球的利益，以及努力保持全球货币体系的稳定。中国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历史和经验。那么在未来它将会扮演什么样的作用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观点或者是已经成型了：在一个新的货币体系中，一个真正的货币体系中，中国以及人民币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人民币将会越来越重要，而且这个新的货币体系将会涵盖人民币：它将会基于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的合作，并且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也将会进行深刻的改革。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我们将会在治理方面进行大幅度的改革，这样的话才能够很好的应对新世界的需求。

　　当然了，这可能会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考虑的是，如果不进行改革，就目前的形势继续下去，会有很大的风险。我们要采取初步的行动，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的话，这将是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所以我最后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最初的改革设计将需要一些非常好的想法，我们要为了世界共同的利益而努力。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不能让目前不可持续的体系进行下去，我们需要一些愿景，正如刚才托莱多总统讲的一样，我们需要新的体系。大家可能还记得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有一些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现在风险越来越多，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变革。我们要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进行改革，时代要求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新的倡议、新的措施，而且我们也要给政府提供一些建议，怎么样进行一些初步的改革，能够保证新的体系形成的时候，我们需要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实现成功。

　　成功在我的脑海中意味着IMF的改革，世界经济体系的改革。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愿景，成为全球的央行。今天下午我更详细地介绍这个目标，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实现这个目标。

　　胡必亮：谢谢米歇尔·康德苏先生，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胡必亮：谢谢康德苏先生，下面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蔡昉：大家上午好！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使中国的城镇化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知道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分享型经济发展的一个载体，因此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不希望城镇化逆转。但是，这个话题的针对性是什么，有没有意义？我想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话题是有意义的。我们先看几个情形：第一个是中国的城镇化目前已经达到了54%。因为有很多的外宾在这里，我们要说明，说中国定义的城镇化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也就是说你在什么地方住6个月或更久，你就是什么地方的人，因此如果你在城镇住了6个月或者更久，你就被统计为城市人口。因此我们城镇化率是指这种常住人口。按照这定义，我们现在是54%，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说我们有户籍制度。也许你在城镇打工、城镇居住，但是如果你的户口还是在农村的话，那么你的身份也就还是农民，我们把它叫做农民工。

　　按照后者来计算，即按照户籍来计算，我们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率现在只有38%。那么，现实的城镇化和户籍的城镇化两者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

　　因此说，农民工对中国的城镇化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比如说我们目前城镇全部就业人口中大概40%是农民工，不是本地具有户口的居民。那么，每年能够新增的城镇就业几乎全部是农民工。因此，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大概有25%是由农民工做出的贡献，也就是说我们的城镇人口比重提高的过程中，里边有25%来自于农民工进城，这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过去30多年，我们中国是全世界有史以来各个国家城镇化做得最快的，这是我比较研究得出的结果。但是这样的速度，我预计它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不太可能维持了：我们还会有全世界来讲很快的城镇化速度，但是不会有过去那样的速度了。一定会降下来。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城镇化是靠农民工进城推动的，很大的比重上靠他们推动。如果农民工进程的速度下降，城镇化速度一定会下降。

　　城镇化进程速度由什么决定呢？第一个是由农村要进城的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来决定。那么，这些人是什么？其实不是那些正在务农的老农民，他们不会转出来了，老农民的大多数，甚至会退回去。真正想进城的是谁？是年轻的学生，也就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的学生。因此说16-19岁这个年龄段的农村人口是未来进城的主力军。

　　我们对这部分人做了判断，无论是按照农村常住人口的理念来看，还是说按照农业户口这个口径来看，农村16-19岁的人口在去年(2014年)已经到达了它的峰值，今年开始两者都是负增长的，今后也将是负增长的。既然主要的进城人口数目已经开始负增长了，我们就能够想象农民工外出的速度一定是减慢，甚至是停滞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年农民工外出的增长速度，2005-2010年之间每年是4%，去年，就降到只有1.3%，今年上半年只有0.1%，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口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劳动力外出的变化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城镇化的速度。

　　刚才已经提到了中国的城镇化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另一个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因此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别，就是我们的中国特色，就是这个户口制度带来的。也就是说54%减掉38%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间的16个百分点的差别基本上就是农民工。目前是1.7亿人。那么1.7亿人已经转移了他们的岗位，他们实现了城镇的就业，甚至是很多人已经在城镇待了很多年。

　　但是他们仍然有一些不同于城镇劳动力的特点，首先，他们没有均等的公共服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预期的养老，他们的孩子进入中国的义务教育系统还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所有的这些因素导致了他的劳动力供给是不稳定的。那么在这个年轻段，16-19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们说我不仅要打工，挣钱，我还要去见见世界，因此他们愿意到城市来。

　　但是，随着年龄的提高，一般来说到了40岁以后，他还说，每年春节还要回家，回家以后决定春节以后还去不去，可能要多想两次，可能去，也有可能不去，一般来说40岁以后不再外出打工的可能性明显提高。因此，就是说未来城镇化的速度靠什么？靠的是年轻的人口，农民工的比重和40岁以后的农民工的人数和比重两者之间关系。

　　那么我们看到了，现在数据显示，在2008年到2014年期间，农民工中年龄偏低的人群，他们的数量和比重都在下降。那么，年龄偏大的，40岁以上的人群的比重是明显的提高的。比如说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的比重是从2008的30%提高到了2014年的43.5%。同期，16-20岁这部分的农民工的比重从2008年的11%，降到了去年的3.5%，从具体的人数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了，2014年在城镇的农民工中，16-20岁的人群有1400万，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有意愿待下去，而且刚刚转进来。但是那些可能想回去的人，也就是说40岁到45岁的这个人群，目前有2700万，也就是说这个想回去的意愿是大于想进来的意愿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年龄大一些农民工返乡过程。这个提到了前面我说到的城镇化过程可能会逆转。为什么？

　　我们知道城镇化的涵义就是说人们从生产率低的部门，从农业生产率低的地区，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这种转移带来的资源的重新配制，可以带来效率的提高，提高了生产率。这种生产率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转变，同样增加了这个中国的经济增长。

　　这个过程我们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所说的，这就是产业结构转变带来的效率，也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说如果农民工不能解决身份的话，到了40岁以后就要回去，回去的人比进来的人多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出现一个逆库兹涅茨(Kuznets)的过程，就是说与库兹涅茨(Kuznets)资源效率改善的过程相悖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已经在经济增长速度减速之上会加上一个更进一步的下降的因素；这个因素应该避免。

　　如何防止城镇化的可逆，现在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新型城镇化，这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再详细一点说就是以农民工的市民化，农民工得到市民的户口，成为真正的市民，享受到均等的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这是一个核心。那么我们的习总书记也具体的说，就是说要让转移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容得进，能就业和创业。这些因素和目标达到了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也就是说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那么新型城镇化，大家可以自然的想象是必须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的。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是降下来了，第三季度为止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6.9%，与过去的两位数的增长率相比降了很多，但是这是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我们要适应它适度的减速。但是潜在增长率不是我们的命运，不是我们的宿命，我们不是说到这里为止了，我们未来将维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还有来源，来源就是说改革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是改革红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非常的显著的部分，我称之为“立竿见影”“一石三鸟”。那么也就说是我们的测算表明了理论上来说，户籍制度的比较完整的改革能够使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即使假如说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6%了，那么如果户籍制度充分的得到了改革，增加一个百分点，甚至是更多，也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这是纯理论上的东西，实际上血药我们通过推进改革以变成现实。那么，我讲的这个所谓的一石三鸟的改革，至少可以列举出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两项明显的效果。

　　第一，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因为我们的增长速度下滑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成本提高。那么，农民工是未来几乎是唯一的劳动力供给来源，稳定住了农民工，让他40岁以后还在城市待着，那么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了。

　　第二个，你让他有更好的制度条件，能够从生产率低的地区和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地区和部门，那么他的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率，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就会继续的显现，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1.7亿的进城农民工，还有在这个数字之外1亿在农村、本乡镇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加起来有2.7亿，如果这部分人改变了他的身份和消费模式的话，变成了像城里人一样的消费，我们可以想象，内需会提高多少。

　　因此，这个效果非常明显。那么我们如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呢？我可能也没有时间说更多了。我想就是说，第一要认准了户籍制度改革是必须推进的，因为不是按照理想模式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推进，而是说我们应该应对当前中国经济挑战必须要做的事情，因此这个要下定政治决心。第二我们要有政治智慧推进这个改革，为什么推进这个改革？怎么做？现在大家看到改革好像还、没有及时的推进，原因是在于说能够直接的推动改革的地方政府，不知道谁应该支付这个改革的成本、谁能够得到改革的收益。

　　我前面说了，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带来改革红利，表现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潜在增长率。但是这个改革红利，不是被每一个地方政府均等得到的。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成本，而且这个成本要由每一个地方政府，每一个城市政府去具体的支出。因此我们发现改革就像其他的所有的改革事业一样，是一个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的。因此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应该看到了巨大的改革红利，因此，它要出来买单。一句话来说，就是要让户籍制度的改革的成本能够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能够在社会、个人、企业之间合理的分担。同时，让改革的红利，潜在的红利能够预先有确定的期望值，能够在各个群体之间合理的分享。只有这样才会实质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继续的库兹涅茨(Kuznets)过程，保持中国未来的高速经济增长。

　　谢谢大家！

　　胡必亮：感谢蔡昉院长，下面我们有请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加西亚先生致辞，发表演讲，大家欢迎。

　　恩里克·加西亚：非常感谢，非常荣幸和高兴来到这里！

　　刚才的发言非常的棒，而且之前的发言把重要的话都说完了，所以在他们之后的发言非常难，我们几乎什么都不用说了。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成功的组织了这样一个论坛！毋庸置疑，在当下的情况下，有这样的论坛去反思和分析世界上的情况，不仅是经济上的情况，还有社会上的情况，同时还要去共同讨论世界各地地缘政治的问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世界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我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是7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我还很年轻。当时我们是希望能够去重新建立起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们在80年代的时候又回来了，代表了我们的社会经济、政府代表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几乎每年都来。

　　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变化是惊天动地的，这个国家的变化对世界的各地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我们必须要去不断地改变，中国一直是拉丁美洲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尤其是过去的20年中，中国是拉美成功的一部分，拉丁美洲也发出了宏观经济稳定的信号，也能够去挺过了金融危机，那么我们现在也能够去很好的管理世界上的变革，跟中国的伙伴关系非常好，而中国也成为了世界贸易中关键的贸易国，在金融上和直接投资上都是拉美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像托莱多刚才所说的，我们不能够自满，不仅要考虑过去，也要考虑未来，现在要讲几点，首先看一下拉丁美洲，毋庸置疑，我们在过去的15年中非常的成功，增长非常合理。比起中国和亚洲的增长，也许不算什么，但是我们平均的增速是5%，而且通胀低，最重要的一点是大幅度的减贫。

　　今天已经提到了现在我们有了新的中产阶级。他们已经进入了世界的视线，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停滞不前了？就这么自满的话，当然不行。我们有一些短期的问题，现在这个世界还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稍微预测一下拉丁美洲的未来，所有的预测都显示，拉丁美洲在未来短期内正常的增速为3%。

　　首先，拉丁美洲要跟亚洲、美国进行合作，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如果拉丁美洲在20年、30年内赶上跟工业国家，5%的增长是不够的，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增长。所以这是我们的前提。我们应该应对中产阶级新的需求，如果只有3%的增长，就满足不了这种需求。所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面前是非常大的挑战。

　　我们需要像亚洲国家那样要把几个因素联系在一起。首先不要影响市场的稳定，我知道大家都明白这一点：如果是市场的稳定被打破，增长平等就会被牺牲，第二点，必须要有新型的增长，要从这种传统的增长模式转换，从原材料、低工资模式变成科技上的增长、孵化器的增长、机构的增长、教育的增长，就像是托莱多总统所说的那样。

　　另外我们不仅有高速的增长，还要有包容的增长，这并不是说要去增长，而且要给所有的公民增长机会，繁荣机会、创业机会。

　　还有第四点考虑到环境和可持续的发展，拉丁美洲把20%的GDP在这个方面，我们的生产力在增长。

　　还要说一点的是中国和拉丁美洲必须要加强持续的伙伴的关系，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们不仅应该出口原材料，我们还要提高生产力效率，并且有更加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这非常具有挑战性。以后的两天中我们将会讨论这些问题。那么，关于我们的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要说一点，我们是新兴国家中的成功的典范，我们是唯一一个传统的、由拉丁美洲国家主导的开发银行，有20个成员国，真正是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发展银行，20年前我们非常小，但是我们现在的发展和运作可以和世行相比。

　　我们在中国,和中国的进出口银行和开发银行关系都非常好，我们想进一步拉近我们的关系，刚才我们提到基础设施对于拉丁美洲来说非常关键，我们只把3%的GDP用于基础设施，我们希望这个数字能去翻番。这将会非常关键。我们要有信托基金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促进机制建设和基金建设，所以借此机会再次表示祝贺！

　　我们这次会议非常的重要，谢谢大家！

　　胡必亮：感谢加西亚行长，下面我们有请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行长渡边博史先生发表演讲。

　　渡边博史：女士们，先生们，阁下们，早上好。非常感谢中方的主办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北京师范大学。

　　现在是金秋时节，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北京，来到中国。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年份，我也是在1949年出生的，所以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

　　2015年的10月份非常的重要，现在世界经济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每个人都在非常密切的关注美国的美联储会怎样做，中国将会怎样做，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讲非常关键。

　　今天中国也将宣布其的新举措：今天和明天将会进行非常关于全球情况的讨论。我们此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新兴市场，也就是说中国和新兴市场的联系、将有什么样的合作。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和世界市场非常重要，中国的人口占到世界人口的20%，GDP占到了世界的50%。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中国的GDP将会占到世界经济的20%。中国现在的GDP占世界的15%，在世界经济中中国经济已经非常重要。

　　如果看一下东亚地区，东盟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占到了中国GDP的15%，其他的国家中有的只占中国经济的1%或者是5%，这也说明了新兴市场在未来的发展方向和中国密切相关。

　　今天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中讨论一些问题。但是我想我也要谈一些新兴市场面临的长期的挑战以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长期的挑战。

　　第一个是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怎样能够在其经济增长中和周边的国家和区域保持联系。这关系到劳动力的分配问题，即便中国能够自给自足，但也应该和邻国保持着非常好的联系，与东南亚以及全球经济保持着联系，这样的一种协作非常重要。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应扮演自己的角色。

　　第二点就是说中国要在怎么样在解决老龄化社会方面成为好的范例。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洲和日本都面临着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中国近年来才面临老龄化的问题，所以怎么样解决挑战呢？

　　有些年轻的国家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但是几十年之后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老龄化问题。所以新兴经济体中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表明老龄化社会带来的问题该如何的解决，人们怎么样能够在未来享受到非常体面的生活。

　　第三，就是为了能够非常好地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问题，我们需要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基础。所以政府和当地社区要有非常好的经济实力。收入的分配，以及收入的质量是非常的关键的。

　　我认为政府需要足够的资金来维持着医疗体系的运作，怎么样能够实现包容性的发展是非常的关键的。我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个方面起到非常好的示范作用。

　　当然，之前的发言人也讲到了环境的问题。我认为保护环境，发展有利于促进环境友好的行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非常关键。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可以起到很好的示范的作用。保持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保护之间达到平衡对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来说非常重要。

　　最后也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为止，中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非常巨大的进展，中国工业的发展很像教科书式的范例。很多国家可能会走上另外一条发展的道路，其中一个原因是现在人和计算机、人和机器人之间存在竞争。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机器和人进行竞争。所以，经济的增长并不会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增长。因此，我们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发展农业和服务业，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我认为制造业将会由机器人占主导作用，中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也会对其他的国家起到非常大的示范作用。

　　今天和明天的讨论，我们有非常多的发言人作精彩的发言，这些人来自于不同行业，来自于学界、商界、政界。我们今天的讨论不止是讨论五年后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的问题，这对中国和全球的关系非常关键，谢谢大家。

　　胡必亮：非常感谢您，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开幕式，感谢各位演讲嘉宾的非常精彩的演讲，感谢各位嘉宾朋友的参加，感谢我们媒体朋友的大力支持。

　　会议议题：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

　　会议时间：2015-10-19 下午

　　会议地点：中国国际友好协会

　　第一场研讨 - 中国与新兴市场的新常态、新挑战与新机遇

　　哈瑞尔达·考利：老大说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大家下午好，女士们，先生们。对我来讲我们午饭之后开会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因为大家都非常困，让大家每个人都保持清醒比较困难。更大的挑战是我现在担任的角色是主持人，我要站在大家面前，如果大家觉得有点困了，请大家帮我，让我清醒一点。所以我想说的是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会议，我们的工作研讨会，我今天的工作是主持人这个角色。我们这一节探讨的是世界的新常态，新的挑战，以及新的机会。我必须要说今天我们的研讨会比较有挑战性，但是我们的嘉宾也是非常重量级的。参加此节讨论的嘉宾来自于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他们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决策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领导国家方面也是有很丰富的经验，有一些是来自于学界，来自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地方，当然也有来自于中国的嘉宾。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介绍第一个是最困难的。他是亚历杭施罗·托莱多总统，大家今天早上也知道他是出生在秘鲁。他的家庭中有18个兄弟姐妹，他的出身非常贫寒，来自于秘鲁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但是他们最终战胜了这种极端贫困。而且也发生了奇迹，就像一个奇迹一样，上了笔录最好的学校。我之前也在这个学校上学，但是我们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所以我不是最聪明的一个学生，也就是说我们都去过在哈佛大学上过学，但是我的这个校友后来成为了秘鲁的总统，现在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政界人士还是学界人士，今天早上他发表了非常杰出的演讲，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讲到了一些挑战。

　　其他的嘉宾们，包括张维为教授，他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主任，复旦大学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李实先生是坐在我们会场的另外端，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金砖论坛，他是来自于北京师范大学，他的专业领域是收入分配研究，他今天有非常杰出的观点跟我们分享，大家都知道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收入分配或者是收入不平等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说实话，不仅仅在发展中国家有这个问题，那些最近在过去十年中一个非常畅销的好书也在讲这个问题，讲到的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包括美国。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他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观点。

　　另外一位嘉宾是郝福满，他来自于世界银行，我在世界银行业工作过很长时间，他将给我们分享世界银行的观点。他们对于世界的新常态的看法。

　　还有一位嘉宾是毛教授，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作为主持人我要好好的介绍他，我想他也是另外一个非常知名大学，来自于塔吉克斯坦大学之前是银行的副行长，现在在塔吉克斯坦大学是学校的校长，他将跟我们分享他的观点，所以我们的议题是新常态、新挑战、新机遇。

　　首先我跟大家谈一下我们的观点，现在世界经济将进行历史性变革，大概有三百多年的时间，我们开始着工业革命，我们经历的这个阶段，现在就是世界经济在下滑，所谓的在全球经济当中，有新兴市场在升起。发达国家中首先是欧洲和美国，他们在发展过程中GDP在上升，生产率在上升。1700年的时候，大概占到全球GDP的很大比重，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1954年，西方的崛起到达一个顶峰，亚洲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4%，从过去相当大的比重中有了大幅度的下滑，然后日本兴起了，紧接着韩国、新加坡、香港兴起，然后是中国的兴起，接下来是印度，印度尼西亚，也在逐渐的兴起。现在我们看到新兴市场，总得来看，包括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已经占到了全球GDP的55%。

　　所以现在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过去的六十年当中，过去新兴市场的发展是否会继续。对我们来讲我们认为是可以继续下去的，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证。到了2050年，新兴市场，我再强调一下，可能占到全球GDP的三分之二，这是一种可能。到2050年，我们将会看到新兴市场的情况，所以我并不是说新兴市场就兴起了，我只会讲该他们兴起了，从过去一直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这种新常态是否会出现。亚历杭施罗·托莱多今天早上也讲过了，我是否可以引用一下总统观点。

　　总统先生，我要说在世界的变革会改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有儿童。以及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在十五年前，十四年前，世界上的顾虑是人口过多，除了欧洲世界上每一个区域的人口增长都非常快。当时人们觉得在发展中国家中，尤其是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太多了，没有足够的粮食。然后人口的发展已经失控了，但是今天我们生活的情况大有不同了，除了非洲之外，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的顾虑是人口的老龄化，而且老龄化非常快，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在2015年年底比20年前多了30%，欧洲已经稳定下来了，发达国家只有英国和美国的国家人口有所增加，如果是不计算人口的移民的话，我想也许在中国的老龄化有一天会比日本还快。

　　另外来讲非洲，到2050年人口可能会翻一番。现在到2050年80%的人口增长会来自于非洲，如果是那样的情况的话，在2050年的时候，这些十亿人口怎么样找工作，他们迁移到其他的国家，或者是说工作要挪到非洲，要有社会的包容性。

　　第二是人口的问题，我不会多讲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关于人口学的论文。明天关于人口的变化问题，60年前，世界主要是农村人口，尤其是对于新兴国家，现在几乎是世界一半的人口是生活在城市中，2050年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地方，可能主要的人口都是生活在城市地区。2050年的时候，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地区，两个地方的人口增长是最多的，一个是亚洲，主要是中国引领。接下来是印度，然后非常。这是人口变快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拉丁美洲和欧洲都已经稳定下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主要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型社会发展，我们需要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必要的服务，还要90%的GDP到2050年都是由这些区域，可能是80-90%的排放会来自于这些区域。

　　另外是全球化，全球化是过去五十年中是一个大趋势，而且现在依然是一个主流，是一个巨大力量。包括贸易的全球化。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改善了生产力和竞争力，以及理念技术的交流。他现在还在发展中，我们将来会越来越多的有这个相互的竞争，这也是一个趋势，我们讲的这个TPP和TIPP，我们将会继续推进全球化的进程，虽然说我们面前在过去的15年中遇到了很多的达成WTO协定之后的困难，对贸易的全球化，我们现在看到了金融的全球化的趋势非常大。

　　我承认这种全球化，尤其是私人资本全球化海啸将会继续下去，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威胁。这需要各个国家去合作，想到一些方法来提高韧性。

　　在这种资本流动的过程中抵抗外部冲击的韧性和抵抗力。所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来进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融合，也就是说新兴市场和全球GDP的分享，以及全球经济的变革，在2050年的时候，新兴市场将会在全球GDP中占三分之二。那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影响，包括在政府，还有在其他的部门，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全球的趋势。还以为这另外一点，如果是说在新型市场的人均GDP增加的话，那么他就会说明有发展中，包括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人成为中产阶级而不是穷人了。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中产阶级的爆炸性的增长，不仅是他们的数量，而且是他们的比例，不仅是拉丁美洲的总统，同时在东亚和中亚，不仅是数字的问题，不仅是消费的问题，还要一些其他的维度，就是他们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在突尼斯和埃及的阿拉伯之春，还有带来的这个社会动乱，不是来自于中东最穷的国家，而是来自于中等收入的国家，是中等收入人群最多的国家。所以这些中产阶级他们有新的价值，新的理念，然后他们不能容忍腐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带来颠覆性变革的重要力量，所以我们应该对此有所认识。

　　自然资源也是我们收入增加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们收入高了，消费也高了，所以大家就开始争夺自然资源。我想要给大家说的是，这不是一个新辩论，这是一个老的辩论。只要有贸易增加的地方，人们就会说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原材料，然后技术又开始提高。我们一遍一遍的循环。

　　还有挑战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能源的竞争，还有铜、金、水资源的竞争。这个时候我们的竞争还有关于减排的竞争，因为现在在减排方面，也需要用很多的力量，还有变革。我说我们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还有技术的发展，可以是很多问题的解决答案，我们可以去应用它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起取得进展，分享我们的技术，不管是农业技术，还是能源生产，消费技术。不仅是生产率会提高，同时还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包括保持人们的生活标准，以及足够的资源。

　　我们再说一下全球挑战，一个是气候变化的问题，大家可以更多讨论这个问题。

　　另外一点是很快的讲一下通讯的革命。几年前，一家有一台电话都已经是非常幸运，有的时候好几家有一个电话，现在每个人至少有一个电话和一个电脑，有的人有三个电话。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和别人连接着的，昨天我们住在一家非常现代的酒店里边，电邮一秒钟发出去，我们还觉得有一点慢，但是多年前我们还要等着36小时的传真。所以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人们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了，这都是一些挑战，这都是我们的新现实。

　　现在我要问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花五分钟讲一下未来的趋势和解决方案。由您先来。亚历杭施罗·托莱多总统。

　　亚历杭德罗·托莱多：我非常荣幸受我们的印度朋友邀请，参与到这个小组讨论中来。

　　选择的话题和背景非常发人深省。我稍稍讲一下我的想法。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不限于政治界。世界变得更加的多极化，现在世界上不是由一个国家领导。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经济也经过了很多的起伏，包括了美国、欧洲、中国。

　　在过去拉丁美洲和非洲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进口替代战略和通胀。我们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现在学会在经济上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国家。具体的实证就是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不是由拉丁美洲和非洲所造成的，而是美林、摩根大通、雷曼兄弟造成的，即便我很尊敬这些银行。

　　不仅如此，现在我们生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中，我们拉丁美洲有六百万人，没有被金融危机影响到太多，我们的恢复比美国、欧洲都要快。的确，经济正在重新出现新的架构，而且中国也受到了影响。中国也成为了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主体，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在非洲。所以通过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在中国产生的任何事情，都会影响到拉丁美洲和非洲和所有的新兴市场，这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那些穷人已经不耐烦继续当穷人了，显而易见，我们已经减贫了——当然这也取决于衡量标准。减贫虽有成就，但是，不平等并没有减少，即使是在美国也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拉丁美洲的贫困的确是减少了。因为我们已经汲取了我们的教训；但是拉美现在还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陆之一，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当然，只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是不够的。不管经济结构是什么样，我们必须要有平衡的经济。经济增长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应该是持续的发展的其中的一条途径。我们要把经济增长的好处平等的进行分配，来减少贫困，增加平等，让人们都能够平等的获得基础的需求，包括水、卫生、保健、教育，这是我们增长的原因。我们不能够把贫困再分配给其他的人，我们需要去消除贫困。我们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现在我说一下经济的问题，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在未来也预见了中国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的来应对我们的挑战，让经济增长更加多元化。

　　我们是印度安人，我在我们国家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我不愿意我们的国家仅仅靠我们的大宗商品而生活，我不愿意在国际市场上继续脆弱。所以我希望中国、新兴市场，和这个论坛，可以共同的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经济更加多元化，而不是说让我们那么脆弱。也许我们可以共同的去找到一些投资、技术、创新、制造业、附加价值，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年轻人带来更多的机会。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不断的发展，就能够不那么依赖于大宗商品的销售，比如说像矿产品等等的销售。

　　我们中国和拉丁美洲的关系我们充满着信心，我们也面临着一些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大家坐在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些答案，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已经决定在我余生，继续与贫穷作战，和不平等作战，能够真正的为新闻自由而战，能够建立起强大的民主国家，能够加强我们的能力，能够给人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挑战。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关注医疗、关注营养、关注高质量的教育的话，如果不做这些事情，就不能够应对这些挑战。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们有一些证据可以表明孩子需要解决营养不良的问题才能够健康的成长，因此我们要投资于科技，投资于创新，投资于技术。我们要有最基本的人力资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成功，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让经济增长的好处惠及所有人，解决不平等的问题。让我们人更加的独立，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和出生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性别，都可以受益于经济的发展。

　　朋友们，在座的嘉宾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观众也非常的出色，我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关注这些问题。在2008年，2009年的时候，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拉美国家花了480亿军费的支出，这是荒唐的，非常疯狂的，这么多钱可以把它用于建学校，可以把它建医院，可以用于孩子的医疗，我们可以给下一代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会达到90亿，我们这么多钱花在军费上，这是一个错误。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在我们疆界以外，敌人在我们的疆界以内，也就是贫穷和不平等，这些才是我们的敌人。贫穷和不平等对我们经济的增长带来一些非常坏的影响。我们需要投资，我们需要对人进行投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获得成功。社会保障网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获得经济的增长，而且我们也要让人们获益于经济的增长。

　　我的讲话也就是说社会的影响可能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或者是负面的影响。我们只有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才能够获得可持续性的增长。我们也需要将经济增长的好处进行重新的分配，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带来持久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感谢大家。

　　哈瑞尔达·考利：非常感谢亚历杭施罗·托莱多总统，你可能再次成为总统。我认为这个国家，这个地区都非常的希望您作为领导人。

　　下一位发言人是张维为教授。

　　张维为：非常感谢主持人先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到底中国模式是什么，显然中国是新兴市场中的主要国家，很多国家认为中国有非常成功的故事。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以及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和机会。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在一个会议上我当时有见到一些记者和学者，是CNN的主持人，他问我一些问题，他说张教授，你说西方模式在中国不可行，为什么？为什么其他亚洲国家都采用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只有中国是例外的，为什么这样？

　　我问我有多长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主席说我没有很长时间，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我说可能就一句话，就回答这个问题了，非常简单。因为中国表现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更好，超过了所有亚洲国家的表现的总和。背后的实质就是中国模式在发挥作用，虽然中国模式有一些缺点，但是这个模式非常有竞争力，可以和美国模式进行竞争。

　　所以现在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中国模式是什么？经济上来讲，我们把它叫做混合经济模式，就是可见的手和不可见的手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市场和政府联合主导经济，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共存。当然现在我们也在进行改革，改革的决心是非常大的。我们继续推进改革，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模式下，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是一个没有经历金融危机主要的国家，而很多其他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危机。

　　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相反，从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来看，大部分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而且积累了财富。

　　政治上来讲，我们甄选的系统和体制，我们的遴选系统非常重要，这个模式和西方的选举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体制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有七个常委来决定到底谁是中国的国家首脑。他们成为国家主席之前都曾经治理过至少一亿人的省份，在他们进入最高决策权以前，他们有非常广泛的经验。这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制度；这个模式我称之为非常积极的互动模式：国家、个人、社会之间的互动。它非常直接,这对于中国的成功来说非常关键。

　　以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介绍，我们说中国模式中另一项关键的要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很多人，包括了一些学者，都说中国有经济改革，但是没有政治改革。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这个问题的陷阱就是除非你采用西方模式，否则的话你就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认为这样说并不正确。我们政治改革一直在进行，有政治改革、行政改革，但是我们改革只有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在各个方面改进人们的生活。其实一党并不只是现代中国才有，我一直说在过去上千年中，中国就是一党专制。

　　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过去我们把很多的诸侯国集聚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国，在2000年前我们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然后我们采用了儒家的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超过了欧洲；在近代，由于工业革命，中国落后了，但是中国现在正在追赶上来。中国的体制非常适合中国的这个国情，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是最为理想的模式，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这样，我们也在代表着人民。所以这是两种政治结构的不同，中国模式的成功也是得益于这个政治模式，西方人比较担心中国的模式是否在挑战西方的模式，或者是说能够取代西方的模式。

　　中国人是比较谦虚的，我们并不想出口或者是输出我们的这种模式，我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信仰和习惯强加给其他人。

　　所以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非常谦虚，我们很多的想法和做法对于其他的国家来说可能也有借鉴意义，中国模式背后的哲理是实事求是；我们最关键的是要实事求是；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我们一直在进行不断的实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些试点，实验区，我们有混合所有制最为重要。当我们讨论人权的时候，中国认为最重要的人权就是与贫困作战。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

　　有一些美国的记者说中国的人权记录非常不好，我想你应该问一下中国人，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到底好还是不好，你就能够得到答案。我想中国很多人会认为我们的人权比过去好多了，不要忘记中国的出口在去年已经有一亿人次外出旅游，这是很多的人；他们几乎百分之百都回来了，没有人非法滞留在国外，这说明我们的人权状况非常好。

　　最后一点是想说一下整个国际形势。当然我们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不管是美国、中国、拉丁美洲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所以哪个国家或者是说哪种模式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些挑战？可能就是中国模式了。我对国际情况的观察发现，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都需要改革，他们需要不同的改革。相比而言，毫无疑问中国的模式是改革方面做得最好的。中国是改革方面的专家，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对于其他的模式来讲，改革非常困难，如果要改革的话可能会下台。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利益集团的问题，但是中国在一直改革。

　　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张维为先生，对于外国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启发的演讲。我希望我们能够有时间进行更多的探讨，因为刚才你讲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我有请人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教授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经验，你是人大经济研究所所长，人民大学也是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有请。

　　毛振华：我分享一下我关于中国经济的认识。那么我们知道了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现在到了我们叫做“新常态”的状态。今天我们中国统计局公布了我们上季度的GDP增长，这并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但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低的。1992年以来，我们只在2009年的第二和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低于这个。上个季度的增长在7%左右，以前我们认为今年会高于7%，现在来看的话也并不一定是7%，可能是7%以下，以下到什么时候，6.5%是不是也是左右，也有可能。对于我们来讲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过去，我们在10%以上的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能保持平衡，能保持比较好的稳定。因为对于我们来讲，从14%下滑到6.9%，应该说经济增长率跌了一半，在这种挑战的情况下，我们经济还能不能保持稳定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很大的成就，现在中国的GDP占了全球的13.4%，这是相当于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总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积累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积累了很多的问题，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没有经历市场经济国家几年就要来一次的经济调整，所以中国经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调整。现在积累了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但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核心，不是仅仅认识到中国经济有很多问题要解决，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解决。

　　我的分析就是说中国要怎么样利用现代已经有的基础进行调整。所以现在我们的问题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我们的问题是贫穷、落后、短缺、要发展，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调整。怎么样个调整法？我有一个词叫做“腾挪”，在现在的经济下进行比较大的结构性的挑战，实际上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这个里边有几个问题：首先是在产业上，过去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于工业制造业。工业制造业最近的形势比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慢，这个月的数据是5.7%，比我们6.9%的目标还要差很远，过去我们工业增长率高于整个增长率，工业问题比较多，现在我们更多的靠服务业。今天上午我们社科院的副院长讲城镇化的问题，中国的城镇化也有很大的转换，过去的城镇化靠工业，现在的城镇化也要靠服务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换。

　　另外是我们看我们中国的国家的债务结构。中国的过去是一个没有内债没有外债的国家，这些年份里面我们也学习利用债务工具来作为拉动经济需求，或者是说扩充经济供给的重要来源。所以中国现在也是债务率很高的国家，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采取了和西方差不多的扩张货币、扩张信贷、扩大投资的方法，使得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已经起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综合来看，把债务从中国政府的负债、企业的负债、中国居民的负债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中国政府的负债是大概60%左右，包括政府的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比较发达、比较大的经济体里,这个数字还是可以接受的、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美国已经超过了百分之百。第二个部门是企业部门，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率是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体里面是全球最高的，超过了GDP的70%，另外一个部门是中国的个人部门，这个负债率很低，中国有全世界差不多最大的居民储蓄。所以中国的问题是从全社会来看整个负债率的水平还是基本上接近于临界点，个人负债安全。但是，我们企业负债别太高，个人的负债别太低，有没有可能性让我们的居民负债率提高一些，而让我们的企业负债率降低一些，换言之，使我们居民储蓄转换为投资，转换为直接投资，而成为我们企业的资本和股本，来降低整个企业的负债。去年我们有个统计，把全中国的负债总水平，如果按照这个7%的利息来计算的话，中国要用相当于整个GDP的17%来支付利息，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有没有办法进行根本的调整。我们比较小范围的经济学家提出来，中国要研究把资产负债表进行腾挪，也就是说降低企业的负债表，扩大个人的负债表。扩大个人的负债表并不是那么容易。大概是20年前我就提出来了，那个时候中国没有负债的产品，比如说没有信用卡和按揭贷款。那个时候，我们认为中国的个人负债的增加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就能够有效的拉动中国经济15年，现在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快，现在很多居民都有自己的负债，有的贷款买房子，还有信用卡，还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挖掘。这是一个腾挪。

　　另外一个是中国经济在现有的基础上还有可挖掘的战略，就是现在我们在研究的“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从去年开始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是第一次出现了资本的流出大于了资本的流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也逐步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国，这是国际上发达国家都走过的常规道路，开始是商品输出，最后变成资本输出，最后才是文化和品牌的输出。我们刚才讲过了，暂时没有意愿做文化和品牌的输出，但是资本输出是肯定要做的，是天然的规律，因为中国经济到了这么大规模以后，国内投资机会相应减少，国内的制造业成本相应的上升，所以这样的话这个资本要走到更好获利的地方去，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资本流出到哪里，最好的方案是把中国的国家战略和中国的市场化的资本输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国家战略里面包括了我们自己构造自己的经济安全线和我们尽国际义务，对国际的发展和扶贫来进行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的战略推出既有中国自己的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寻求资本的投资这样一个变化，也有在国际上怎么样来平衡世界经济的发展的需要。所以这一点来说我觉得非常必要，所以我在这么一个大腾挪里边，这是非常复杂的，这不是一下子可以说明白的。

　　第三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我最近领头做立一项研究，研究我们所涉及到的“一带一路”国家或者是说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风险，因为我们走出去的是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是市场的因素，按照市场规则，按照市场所遵循的一般的流程，我们要来完成这样的投资，另外一面是我们中国来说由中国政府所主导的、或引导的，这个里面又要坚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非常值得研究，我们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研究的结果表明，我们所涉及到的“一带一路”国家，除了极少数的发达国家之外，都是在国际上被认为经济风险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很多的国家甚至是连统计数据都没有，联合国的机构也不会统计他们，也没有给过他什么钱，也不去统计他们。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些国家，以前的别的国家都不去，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余的资本，为什么他们不去这些国家，为什么说中国刚刚有一点富裕，我们就要去这些国家。去这些国家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风险，学者也需要认真研究。

　　从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这些国家的改革开放很重要。刚才讲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经验，并非每个人都完全赞同我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在经济方面，改革开放非常的重要。中国特色是什么，不是2000年带给我们的东西，也不是1978年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而是1978年以后我们学习了西方，遵循世界经济的规则，加入到国际经济的循环，大分工里面带来的结果。这个过程中我们坚持我们自己的特色，坚持我们基本政治制度，坚持文化里面很有竞争的东西，来结合构造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前提是学习西方，遵循世界经济的规则，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个里面的研究非常重要。

　　我们中国早期开放的时候学习了西方的经济，有很多的国家来跟我们提供咨询服务，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很希望在中国经济走出去的时候，中国的学者，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能够帮助这些国家或者是说把我们的认识，把我们的经验，把我们的经济转型的体会跟这些国家分享。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除了吸收中国资本之外，还能正常的吸收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使得中国在里边处于竞争的部分，而不是孤立的部分，孤立的部分意味着中国有风险，如果有竞争是更好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国家来讲要推动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国家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讲市场体系的建设和政府的作用值得注意，中国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参考：中国政府在自己有管制能力的情况下搞改革开放，这是非常好的经验。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市场的因素，把国际的惯例结合进来，使得整个经济体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投资，有效地推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要进行大腾挪，而在国际上来讲恰好有这么一个时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资本，把我们的产业，甚至是把我们的某一些我们自己成功的经验和这些国家分享，我相信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面对人类的贡献。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有可能推动世界经济的进步，这是我的一点分享。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毛教授，我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非常受启发的发言，中国怎么样和其他的新兴市场进行互动，同时让我们很好的理解了“一带一路”怎么样能够去在邻国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您刚刚讲到了，也许中国应该把他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新型市场，其他的国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从其他的国家经验中获益了。

　　现在我们请郝福满，他代表了世行，他是世行中国的办公室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在这个职位之前是东亚区和世界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前他也是曾经是印尼的理事，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在25年之前就在中国开始了，所以我们说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我经常会想到他，他是和中国一起长大的。那么我们听听他的国际视角。

　　郝福满：我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的工作导师刚刚离开了我们的嘉宾小组，我很荣幸曾与他一起工作。

　　我曾经在秘鲁的(宾巴 音)工作过。我非常喜欢秘鲁的美食。我们以前经常会讨论中国、中国的增长、市场上的波动和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增速正在减缓。大家都在注视着中国，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如果以平价购买力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如果用美元衡量，我们觉得2020-2030之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要看一下中国增长的速度和变革的情况。

　　中国之所以站在世界舞台上，一部分的原因是过去的三四十年中，中国的房地产增加了40%，所以说，以美元衡量，中国的增长非常快，在未来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日本在7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也追上了美国，这同样是经过变革以后追上了美国。所以，以美元计算，中国的追赶的速度，比国内的增长的速度往往要快很多。

　　世界的经济正在减速，中国现在的增长大概是7%，有很多人会问是7%还是更小一点，不管怎么说，就算是7%左右吧。我知道中国国家统计局非常专业，他们是有挑战的、但是也应对得不错，所以我非常相信国家统计局对于中国经济的统计的结果，就是7%左右的增长。这当然和之前的12%，13%不可同日而语。那是在2000-2007年之间的增速。但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依然没有减少。因为中国的总量已经远远高于十年前或者是七年前。所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的贡献，依然是最大的。现在还在追赶，因为经济总量最大的美国还在处理经济危机。

　　现在我们比较意外的是从10%减少到7%。但是,2010年的时候中国进行了增加内需的大幅度的举措,如果不这么做，经济的下滑还会来得更早一点，经济的减缓还会幅度更大。

　　虽然总体的增长速度虽然有一点低了，但是经济在正轨上。因为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不光是中国的经济的问题。虽然这几年世界经济表现依然令人失望，但是中国的增长还是实际的增长，根源是因为外部的需求没有这么高。

　　因此我们觉得这个今年年底“十二五”结束以后，我们会保持现在7-7.5%的增速，我们觉得下一个五年计划增长的速度还会再慢一点，大概是6-7%，或者是6-6.5%，再也不能保持以前的势头了，今年这个月底时候我们会知道中国的决策者们到底会发现哪些问题。因为我们在年底的“十三五”就要开始讨论了。政府的目标会比较高，可能是8-9%，和这个速度比较，这样的话会使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增速减缓。如果说我们去看一下新兴市场的历史，这种减速很难平稳地进行，大部分的经济减缓发生在人均GDP到了1万-1.5万美元的时候。比如，在亚洲80年代、1997年出现危机的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包括在1997年日本的经济也有所放缓，而且一直都没有喘过来气。所以如果中国能够慢慢减速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另外一个成就是中国以每年增速10%连续发展了35年，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但是，20年来，很多的国家没有发展这么快，很多的国家的总增长率只有30%，中国会继续的发展，继续的增长6%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增长现在正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和七年前是一样的。但是中国的经济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决策者想要的是什么，他们是想要平衡经济，还是说有另外的考虑。中国经济构成的大部分并不是服务业，服务业在去年大概只占很小的部分，制造业占到了42%，贸易的依赖大幅度的下降，而经常账户可能在2007年是10%，现在只占到了2%，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平衡内需，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消费的增长，消费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非常大的贡献。再平衡正在进行。

　　如果经济能够更健康更稳定的增长，再平衡非常重要，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非常有信心，中国的经济会继续的增长，如果看一下生产的状况，现在中国的生产结构正在进行升级转型，中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他们比较关注能够进一步的向生产价值链的上游转移，现在出口越来越复杂，也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增加值在出口方面。那么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方向。

　　实际上这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看到受到的全球化的影响，当然了，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中国的价值链也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有着非常巨大的增长潜力。

　　现在,研发越来越重要，现在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研发大国,但是美国还是最大的研发大国。中国实体专利数量也是在大幅度的上升，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所以中国的研发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景是非常光明的。快速追赶需要很多的创新和生产力的产出。

　　城镇化现在也是伴随着过去在70年代，城镇化率非常低，现在已经达到了58%，以后会更高，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也会会越来越好。还有私营部门和公有部门的关系。现在，制造业中，国有企业只占不到25%，大部分的都是私有经济，所以私营资本的比例已经很大。更多的现代的技术已经进口到中国，所以6%是可以实现增长的目标。我们要持续这种增长。刚才讲到了一些挑战，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很多国家的经济在下滑，受到了劳动力不足等一些问题。达到中等收入陷阱后，经济增长会下滑，我认为这个情况非常复杂。经济增速可能不是那么快，我们需要不断的改革，需要给经济注入不断的发展活力和动力。第二个挑战是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不平等的问题，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对中国非常有利，能够刺激消费。中国的中产阶级虽然生活水平还不是特别高。但是他们也是推动消费的主要的推动力。也推动着政治体系的发展，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非常大的问题，即中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坦率的说，中国的不平等其实非常严重，到达了拉丁美洲的水平，那么这样快速的不平等其实是很难来管控的。与此非常相似的是，环境也成为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好的环境，这个需求会越来越高，人们希望有更好的环境。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减少经济对于环境的影响。这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主题。

　　另外，一些中国领导人最近非常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中国现在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排放国，如果中国在过去十年没有采取措施的话，这个影响会更大，中国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来提高能效，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也在交通方面采取了措施，虽然北京的交通状况不好，但是比曼谷好多了。

　　中国还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做出了一些贡献。达到了2030年，中国也做出了相关的承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当然中国也是在这个方面进行了很多的投资。

　　中国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我想中国一定能够信守自己的承诺，能够采用很多的创新方式来应对气候变化，我就说这些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刚才很好的总结了外部世界怎么样看中国的，以及底限是我们要非常的有信心。还要需要关注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对的挑战，刚才你讲到了不平等的挑战，这是李实教授研究的领域。前几天我非常有幸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李教授最近的一个研究成果，主要关注不平等的问题。接下来有请李实教授。

　　李实：我总结一下我的PPT的内容。刚才郝福满先生，和胜茂夫先生都提到了，前天我在北师大一个论坛上讲到了中国收入差距的问题，他们比较感兴趣，也就是说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最近的这十年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大致到2008年的时候，中国的收入差距达到了最高的水平。用基尼系数来测量，这个时候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的水平。就是说接近0.5，应该说比较高。

　　但是从2008年以后，收入差距在逐步的缩小。到了2014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47左右，下降了不到3个百分点，幅度不是很明显，但是趋势是在有所下降。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判断收入差距？有人表示乐观，说可能我们的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对此我不是特别的同意，我认为我们的收入差距问题，甚至是包括了财富的差距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最近几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个解释了全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也就是说城市内部，农村内部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这样的扩大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就是说在整个的收入当中，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在不断的上升。比如说2002年，2007年，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不到2%，这个比例很低。到了2013年，这样一个比例达到了8%以上，财产性差距的扩大，主要是表现在少部分人的财产价值在不断的上升，所以从这个角度，财产分布的差距，在过去的十年中其扩大速度比收入的差距的扩大速度要快得多。

　　2002年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大概是0.55，到了2010年，财产差距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73。也就是说在八年的时间内，财产差距出现了急剧的扩大。基尼系数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果说把中国的财产差距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你会发现，中国的财产差距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也就是说财产差距超过0.8的国家有一些。但是中国财产差距已经达到了世界中等偏上的水平。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财产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十年以前，中国的财产差距在世界上是属于最低的，现在已经达到了中等偏上的水平，所以发展速度非常快。财产差距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迅速上升。比如说北京，北京的房价过去十年翻了四到五倍，这就意味着你房子多，你住在好的地方，那么你的房子价格就上升得很快。这个角度上来说，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推动了财产差距的扩大，而财产的差距的扩大，进一步会影响到收入的差距。如果说，过去几年中收入差距出现了缩小，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在起作用。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来自于政府在过去十年中推行的各种各样惠农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使农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收入的增长。

　　但是在未来的几年中，可能我们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一个是财产差距继续扩大，使得我们的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影响。如果说财产差距在不断的扩大，这样的话依靠财产获得收入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通过政府的一些再分配的措施，虽然有助于缩小差距，但是缩小的幅度，还可能抵消不了财产收入所带来的收入的扩大的幅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外是未来几年中，我们可能经济会进入新常态，新常态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可能会慢慢的会降低。这样一个降低还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影响。所谓正面的影响，就是说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在从2007年以来不断的下降。但是这个期间也是收入差距在缩小的过程。如果说把这几年的增长，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就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具有包容性的特点，如果具有包容性，就有可能有助于就业的扩大，就有可能有助于吸收更多的非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有助于吸收很多农民工就业。

　　所以过去几年农民工就业增加非常快，农民工工资增加得也很快，这样的情况下，增长速度即便是下来了，对就业没有产生影响。同时的话，还会使得很多的低学历、低技能的人工资增长会更快一些。

　　但是如果说产生负面的影响的话，就有可能影响我们选择增长速度和增长的模式，如果我们一味的强调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一味强调能够投资于很多的所谓高大上的项目，搞一些政绩工程，对就业并不一定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是我们进入了新常态，在经济增长的方式的选择上，一定要坚持：一个是就业优先，一个是使很多的、绝大部分的低技能的农民工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新常态以后，政府的收入会有所下降，现在已经体现出来了。中国政府的收入在慢慢的减少，这样的话政府会着急，着急什么？收入少了，想干的事很多，这样的话会不会，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再分配政策，比如说惠农政策，很多的社会福利的支出会不会减少。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迹象，政府是不是考虑不要承当过多的社会福利，怕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福利国家。是吧？实际上我们离福利国家远到不知道哪去了，但是有一些官员已经开始担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分配政策发生了改变，不是延续过去坚持的惠农政策，坚持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的改革方向，那么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未来几年中，我们面临的这种收入分配当中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政府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以及能不能有足够的决心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去进行下去，使得我们的收入分配在未来几年中，特别是收入差距能够有所缩小，社会分配变得更加的公平，让我们能够从中等收入国家尽快地成为高收入的国家，跨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经济的新发展阶段。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嘉宾问答环节

　　主持人(胜茂夫)：非常感谢，李教授刚才指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对于我们的消除不平等，以及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包括了社会重新分配的问题，一会儿还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各位观众，原则上来说我们的讨论结束了。

　　我个人从中国的发展中学到了很多。我听到了新的视角，我想向各位发言嘉宾提出一些问题：张教授，中国的模式非常的成功，您讲了成功，但是您没有告诉我们如果说其他的国家想效仿的话，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前提，哪些可以做，哪些避免做。郝福满，您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乐观的前景，但是以后的二十、三十年中，可持续发展、从碳的能源消费转型到新型能源的消费模式，会产生什么影响？李教授，您刚才说到不平等的挑战，今天早上我们从社会科学院蔡院长听到了新的观点。我想问李教授，户口改革对于消除不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听到了有关教育的问题。教育非常重要，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未来是什么样的？现在这个样子就行了，还是需要改革？从中亚或哈萨克斯坦来看，我们是新兴市场，同时面临三个问题：一个是俄罗斯的问题，俄罗斯的经济现在停滞不前，甚至是出现萧条；俄罗斯的动作比哈萨克斯坦要快很多，比如进行了货币的改革。如果没有任何的海关控制，哈萨克斯坦的工业很可能会受到俄罗斯工业的冲击，因为俄罗斯的产品可以毫无困难冲入哈萨克斯坦的市场。在哈萨克斯坦有很多顾虑，包括对于货币的顾虑，都有。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减速的问题，新常态的问题，使得哈萨克斯坦的出口必须要调整。

　　第三点就是说大宗商品价格的问题。对于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影响很大。现在的油价从90-100每桶降了一半，现在哈萨克斯坦要应对新常态应该怎么做？去年，在政府决定推出一个抗周期的措施，从中国和其他的亚洲经济学习经验，尤其是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内的基础设施，而且是跟外部连接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建立了哈萨克斯坦的吸引其他的地方贸易的潜力。

　　为了找到资金，一个方面哈萨克斯坦有石油基金，另外一个方面也跟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世行、亚行等等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我希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会能够跟哈萨克斯坦签订合作伙伴关系。今年开始起，哈萨克斯坦当局决定管理投资的问题。同时，还要有机构的改革，使哈萨克斯坦一方面能够在投资上面更具有吸引力，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的投资者；第二点，利用这次金融危机，使经济重新进行调整。并且认识到过去的增长模式和社会模式已经不适合现在发展了。

　　所以，要建立起来服务社会的模式，尽量的消除政治上的影响。

　　第二个和法治的可预测性和透明性相关，还包括法律的执行。

　　第三个是一系列的结构改革，包括了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改革，使得市场变得更好，这样的话让市场成为公平的竞争市场，同时也进行了人力资源的发展。

　　第四个是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国家,也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们应该有我们国家的特性。这是我们的优先事务，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让公民更多的是以哈萨克斯坦去自居，而不是以他们自己的民族自居，也有更加开放，更加透明和更加稳定的国家。所有的这些，哈萨克斯坦成为了对于东部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尤其是中国被视为我们非常关键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今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已经签署了两百多亿的投资协定，主要是由“一带一路”的倡议，所促成的，希望中国能够继续支持哈萨克斯坦的兴起。从一个内陆型的经济，变成一个内陆连接型的，或者是说内陆桥型的经济体，这就是我要讲的主要内容。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想要做一点自我推广，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我们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宣布了“一带一路”政策的要点，最近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政府同意在哈方建立一个中国研究中心，建在我们的学校；而中方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中国和中亚之间的共识，我们有一个中国发展的研究中心，我们将会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的进行合作。

　　我个人非常的仰仗于你们的集体的智慧，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研究上进行更多的未来的合作。我希望大家开始回答我的问题。

　　张维为：我要赶快回答一下，因为我要赶飞机，您刚才问了中国模式的前提。当然，其他国家不能一成不变的照搬中国模式，中国是非常特殊的，我们有这样的政策，可能也是其他的国家所没有的。

　　第二点，我们历史很长，我们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比如说这个善政，政府的管理所以在选择这个官员的时候，是根据他们的政绩来选择的，还有我们的工作的行为规则是非常好的，另外一点是还有一个目标性，你们希望能够实现什么的目标，从1949年开始，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就设定了目标，要解放妇女。可以看到我们的妇女解放做得非常好，还有土地改革，没有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村也不会繁荣。然后中国还在前三十年就建立起来了他的工业化。还有它的科技研究能力。而这些都很重要，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这也是中国特有的，其他的国家没有的。谢谢。

　　郝福满：我不是能源专家，我所知道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然后在生产成本上几乎是已经达到了极限。未来的能源发展一个重要的方向是电池的研究，我觉得中国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工作。一旦这个解决了，未来的能源的格局和今天会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可以更好的管理气候变化的挑战。还有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是尤其是上海教育系统的报告，上海的PISA考试是世界上得分最高的。

　　以前我们认为只有精英学校、非常昂贵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但是现在我发现中国的教育是管理得非常的高效，无论是校长还是说对于教师，他们把2.5%的GDP放在教育上。这个比例小于经合组织的国家比较小，但是取得的效果却如此之好。

　　不过，有些农村地区的教育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到底上海是例外还是上海将会成为常态？中国的教育发展非常的快，但是各地的教育的情况非常不均等。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教育经费机制。现在，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在什么地方、看你运气好不好了。如果说你生长在穷的地方，教育就会也非常差，出生在好的地方教育也会非常好。有许多人没有机会去加入到现在的劳动大军中。中国现在开始对劳动大军进行教育，20年之后这些在学校的人会成为中国的劳动力，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高质量的教育。

　　中国可以做到，但是这需要合作。

　　李实：户口，总体来说，我觉得户口系统的改革会对于减少收入不平等有积极的作用。因为如果中国把户口系统统一的话，那么它就会进一步的增强人们的流动性，让更多人从农村地区到城市地区，这样的话生活在农村的人会在城市地区找到更多的就业机会，找到高收入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户口改革对此会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事实上中国的户口改革，在有些中小型城市里已经开始了。大的城市有一些改革，但是还没有完成。比如说北京、上海，现在还有待进一步的改革户口系统。外地人户口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问题是有太多的人涌入几个巨型城市，这些城市人数太多，造成了交通上的沉重负担等等问题，背后的原因就是发展的不均等，在小的城市和大的城市的发展不均衡是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这种不均衡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

　　在小城市或者是中等城市，他们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没有大城市好，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提高和改进我们中小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待在这些中小城市，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那么再说到教育，我完全同意刚才郝福满讲到的，就是说教育的质量在农村地区、在偏远地区、在贫穷地区非常不好，我们要考虑我们怎么样能够提高教育的质量。在这些欠发达地区如何提高教育的质量。

　　另外他也提到了我们要改变资金，改变这个投入等等。那么我就想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给教师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给偏远地区的教师提供一些激励机制使得能够在落后地区任教。非常感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非常丰富的讨论。我们时间比较有限，我来总结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感谢刚才的发言者们。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发言。

　　第二场研讨 - 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与新兴市场

　　主持人：我们欢迎非洲发展银行的耶利泽行长谈谈非洲的未来；在他的后面，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前总经理高西庆将讲话。他的背景非常丰富，但是我只想请他谈区域基础设施，还有就是新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姚教授，非常欢迎您。他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我想请他谈谈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问题。我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的逐渐的增强，中国的货币自然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储蓄货币。还有北京大学的卢锋教授，是否可以请您来谈谈一些宏观经济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以及新兴市场的问题。中国是主要的推动力，但是中国对新兴市场有什么样的作用？哈米德·谢里夫，他来自于亚洲开发银行的国别代表，他会给大家分享区域的基础设施问题，因为亚洲开发银行积极参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如果可能的话也谈谈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问题。哈米德·谢里夫一直非常致力于关注法治问题，您也可以来谈谈机构体制和公平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开始诸位的发言，请每位把发言时间控制在七分内，五分钟时我会提醒您。接下来有请第一位发言人。

　　让维·耶利泽：非常感谢，我非常感谢能够有机会给非洲开发银行机会参与此次论坛。今天的议题主要是讲透明，我们正在进行一场非常好的讨论。今天上午有非常精彩的发言，我一定要说非洲大陆在不断的兴起。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发展，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但是现在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问题，比如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天我们来谈谈发展的问题，非洲的人均GDP从2000年到现在增长很大，得益于非洲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必须要承认我们这个经济的增长还是有限。基础设施的建设并不足够，我们还需要更多地投入基础设施。年轻人每年都要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关的问题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社会的可持续性问题。

　　经济的增长要持续，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和外部世界进行联系，而且我们要加强我们的管理和治理。非洲的经济处于转折点，其实这个转折点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了；现在我们要跨越这个转折点，我们需要加速我们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当然最重要的是治理，我们要改进政治的治理、改进机构，需要宏观经济的稳定。奥廷加总理今天上午也谈到了这些问题。然后，还有行业管理的问题：我们过去的经济都是以矿业为主，矿业每年给我们的政府带来大笔收入，所以对于矿业，我们要非常的重视，我们也要非常好的管理它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多样化非常重要，经济区域的一体化也非常重要。

　　接下来的几年当中，我们需要很多的投入，我们投入的缺口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更多的投资。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们需要利用我们的人口红利，显然我们也需要进行更多的投资和投入。现在非洲也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要勇敢的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些非洲的挑战，比如说像交通、能源、通讯方面，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是巨大的投资机会，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也是巨大的投资机会。我们很快非洲开发银行就会有新的行长，他将引领非洲的变革和改革。那么他将会提出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是：非洲的能源行业、农业、一体化、规模经济、价值链。最重要的是改进非洲的福利。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采取很快的动作。但是我们仅凭我们自己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对于中国来讲也是机会，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变革。非洲也希望得到一些资金，我们希望有两百亿左右的基金，也希望中方能够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融资。埃及有一个机场正在建，还有很多的类似的、非常大的其他项目。这个机场建立之后会吸引大量的乘客。我必须要说，非洲的繁荣是一定的，这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能大胆的梦想，到2050年非洲是什么样的。那么，我们希望在未来有更多人，有着体面的工作。未来的非洲将会有更好的经济增长，更多的人可以获得电，更多的非洲人可以在非洲的大陆上自由的流动，不需要签证。未来的非洲会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并且没有饥饿，这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非洲梦想。这个梦想是可能实现的。

　　李光耀曾经讲到，每一个成就都需要梦想才能够变成现实。中国也有很多有远见卓识的人，其中一位是邓小平，邓小平是中国现代化的设计师，他进行了改革开放。他也实现了中国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我想我们是可以共同努力建立起更好的非洲，实现非洲梦想。谢谢大家。

　　高西庆：主持人让我谈亚投行。亚投行的行长是我的好朋友、同事。我谈一些基础设施的项目，从本质上来讲，这需要规划和命令，这个并不是由自由精神或者是个人主义就可以实现的，是非常难的。如果说看一下现在的世界，如果看一下一些过去的十年中的基础设施项目，会发现主要的基础设施的奇迹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当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是三四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到美国时，我感到非常的震惊。美国的高速公路给我带来了文化的震惊。但是，现在我跟学生讲，他们又去到美国，他们说你在说什么，这些一点儿都不好，一些路的状况非常糟糕，机场也不好，美国怎么会这样呢？我在纽约住了很多年，纽约人不赞成任何的基础设施的改进，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些钱用在基础设施上，让纽约以外的人来享受他的好处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起到了带领的作用，建立了亚投行，让很多基础设施成为可能。这不是资本主义完成的，而是社会主义做的。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刚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上，美国反对，欧洲反对，大家都不愿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样，这个基础设施借贷银行刚刚开始的时候，美国反对，欧洲反对，很多人反对，但是现在大家都进来了，没有进来的人开始后悔了。

　　然后，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银行是否行得通，但是我们有这个信心，我并不赞成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计划经济。但是我们应该做一些中央级别的规则。这是我今天早上在其他大会发言的主题，如果没有任何的规则、或者政府持续地改变规则的话，经济就会后退。我们建了这么多高速公路，如果说经济下滑，这些东西会留在那里，慢慢就会破落，可能之后会成为像金字塔一样的游人观光的地方。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可能以后可以去决定一下你们是怎么去看待“一带一路”的举措，它不仅是说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本身，也包括中国、亚投行怎么样跟这个“一带一路”结合起来，不仅仅是对于中国的意味，同时对于本区域的意义。有请姚余栋。

　　姚余栋：谢谢，现在讲一下人民币的使用。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很多的维度，我们首先看一下跨境贸易。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还有投资中的使用，现在越来越多了。在量上增加了很多，在过去的六年中这是一个很大的趋势，我记得六十年前，当时人民币的贸易只占了世界贸易总额的1%，如今大约是占了26%。

　　如果说我回去，有机会回到60年前，我根本没有办法预见到今天的情况，现在的贸易量在过去的六年中加了很多，外商直接投资也提高了很多。在今年的前八个月，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67%，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230%。沪港通已经使得430亿人民币流入上海，900亿流到香港。外国机构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参与：已有260个外国机构可以进入我们的市场，包括37个银行，5个国际机构，3个主权基金，64个QFII，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数字。

　　如果我们看一下双边的货币交换——我以前在货币政策部的时候曾经负责过这个问题——现在的数字大概是380亿人民币，而且增速非常高。外国的央行发起了2.3万亿、而银行是发起了1.3亿的外币的交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在外国贸易中有大量的份额。

　　还有一个问题是产权问题。现在我们看到非居民，即外国的机构和个人占了中国金融资产中的四万亿，包括产权、债券、国内的贷款和储蓄，这非常多样化。人民币清算货币的使用情况看看排名已经快速攀升，已经成为了第二大最广泛使用的贸易和金融货币、第四大支付货币，第六大国际银行间贷款货币，外汇交易第七大、在国际新发债券中占第八。人民币在海外的使用量也非常大，在香港，台湾、卢森堡、澳门、伦敦这些离岸市场中总存款余额大概是二三万亿人民币，我觉得这个数字相当大。所以，海外的外汇市场的发展比我们要想象的快很多。跨境人民币现金的供应运营得非常好。

　　资本账户的流动率有很大的改善。不可兑换的项目减少了一项，在过去的五六年中，我们马上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可兑换了，我们需要去进行管理，尤其是外债，还有反洗钱的相关政策等。

　　最后一点，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增加了很多，但是主要是由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的，人行只是放手让市场去发展。你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非常高，我们有很多的经常账户的赢余。今年的这个赢余将会是3%的GDP。

　　因为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降低了很多，使得买方省了很多的钱。但是，我们不能补充外国的流动，原因是我们当前账户上的赢余，所以，人民币的贷款，对外投资对于其他新兴市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流动性的缺失是一种风险。新兴市场需要钱，如果你需要人民币，就找商业银行去提供人民币，我想他们将会非常乐意给你们提供人民币的贷款，让中国的企业给你们对外投资，他们将会和你们进行合作，尤其是基础设施方面，所以对外投资、人民币贷款将会成为中国支持新市场的重大载体。我觉得这是关键的驱动力，中国已经到达了这样的阶段、必须进行海外的资本投资。人民币贷款和人民币的投资将会是满足这个需求最好的办法。

　　主持人：非常感谢。发言非常好，谢谢你的PPT。我们在其他嘉宾发言的时候需要问姚所长一个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有人民币储备是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中间有什么风险，是不是不仅会影响到中国，也会影响到新兴市场的其他国家，我们一会儿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先请卢教授。

　　卢锋：非常感谢，这个部分的话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新兴市场这个词成为一个非常流行的词。仅仅是十年前，这些词对于大众来说非常新鲜。学者们十年前对此的讨论也非常少。但是现在我们正在讨论十三个五年计划。十年前的时候是十一五规划，但是那时根本没有提到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问题，或者说人民币市场的问题，即便是五年前也没有提到这样的说法，如果说我们回忆一下的话，五年前的话题是2020年国家的GDP按照美元汇率大约是14万亿美元，人均GDP大约是一万美元，这是当时五年计划的基础数据。现在，在三年后，2018年就会超过这个标准。去年GDP的总量是按照外汇美元来计算的话已经超过了十万亿，人均GDP已经是七千美元。所以说这些流行的词，流行的话题，这些概念和想法出来得非常的快。有的时候让我们很意外，不仅是对于外界，对国内的学者来说也是这样。

　　第二个想要说的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是三个方面的变革，第一个变革是你们已经讨论过了：在过去的七年中，尤其是在进入金融危机以后，总体世界增长的结构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总体来说，在危机之前，在上个世纪的后二十年，发达国家占到70%，或者是80%的世界的GDP的增长。剩下的20%-30%是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贡献的。现在这结构完全翻过来。如果看一下这些数字的话，是非常的具有可比性的。对于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增长的70%-80%，剩下的20%-30%是由发达国家所贡献的。在过去发达国家是外贸的增量主体，不管是出口还是进口，贡献是70%到80%，现在是只有20%，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想要继续的增长，不管是在外贸，还是其他的方面在全球的增长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必须要跟新兴的市场发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的转型的第一点，就是需要有新的战略。

　　第二点就是说国内的变革和转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成本的快速增长：不管是经济成本还是环境，包括土地的成本还有工资，还有其他的因素，增长都很快。最近几个月中我们看到了这个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但是，实际汇率在过去的七年中不断地升值，升值比例大约是15%，这是另外一个量。

　　还有一个量是增长的引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最重要的增长引擎就是说重工业，比如说钢铁或者是说电，或者是说煤等等。这些重工业的增长，推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现在我认为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完全变化了，所有的这些主导行业在过去依然在增长，他们的增长速度在放缓。但是重工业的推动作用发生了变化。中国更多地努力和国际进行合作。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生产能力在其他的国家是急需的——比如说最近我去了非洲国家，我所到的所有这些非洲国家都需要这些重工业的产能。

　　第三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也就是说这种平衡，刚才姚余栋也讲到了，我们现在经常账户有盈余，过去所有经常账面的盈余都变成了向美国的投资，我们应该做一些变化，应该把盈余转到发展中国家，我想这个会让中国需要采取新的战略、新的策略。

　　最后我想简单谈一下中国的特点，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挑战，其中很多方面都是有特色的。中国面临着这些挑战，我们还处在发展的早期，我们还是新兴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还是要面临各类挑战，正如刚才李实教授讲到的收入不平等。中国还是有很多的人，大约有一亿人生活在贫困中，习近平讲到了我们还需要五年的时间消除贫困。我们还需要面临着其他，比如说还有人民币的国际化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巨大的挑战。还有一些金融脆弱性。现在有很多的风险存在，正如刚才主席讲到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的争论，或者说还有很多的不信任。但是我们也有很大的潜力。

　　如果说中国做得非常恰当，非常正确，非常合理，是可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卢教授，感谢您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我希望谢里夫谈谈中小企业的作用。我必须要说我们今天的讨论非常的卓有成效,我非常抱歉限制了大家的时间。

　　哈米德·谢里夫：非常感谢，我想刚才诸位已经说得非常多了，我会尽量的简短，回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亚洲开发银行以不同的货币提供贷款；让我分享一下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当我们向客户说，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货币给你们提供贷款，了解当地的情况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以中国为例：我们在中国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给中国提供了很多的贷款，中国的借款人愿意用美元，而不用人民币贷款，因为这个价格美元还是比较划算的。我们提供的贷款期限也更加的长，而且他们可以很好的管理风险，风险也要更少。

　　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在不断的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也在上升。这让人民币越来越坚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也愿意接受人民币了。这是当地的情况，在微观的层面上，中国也是偏爱美元贷款的。在其他的国家，我们问我们的客户，你们要用什么样的货币呢？他们也会考虑，其中一项因素是货币的收益是什么样的？那么，我可以很好的用美元来进行管控这个风险。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用不同的货币提供贷款；很少的国家愿意用欧元贷款、日元贷款，或者是其他的货币贷款。

　　当我们倾听我们客户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大部分的收入是按照美元来算的，所以我们不想冒风险，我们不想用其他的货币进行贷款。这个怎么样能够发生变化呢？所以再回到刚才问我的问题，我认为很多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人们比较习惯了，为什么要突然换另外一种货币？当你已经是非常习惯用一种货币贷款，而且可以很好的管理这个风险，所以要改变其实还算比较困难，要考虑到当地的情况，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当你只是依赖于某一种货币，突然这个货币出现了麻烦，你就会陷入麻烦中，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货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流动性进行贸易。所以这个可能是一种推动力，让某些国家欢迎一种新的储备货币。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把什么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可能会关系到银行机构的质量。该货币的金融工具和金融资本情况怎么样，可能是涉及到信心的问题。对某个货币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也部分取决于货币价格是否是市场推动的，还是说有着政治的影响力？我听人们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想到的是90年代时。当时亚洲开发银行有一些贷款项目，如果说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说，如果人们想要外商投资，他们可能会期待是西方的制度安排。中国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在2014年中国获得了很多的海外直接投资。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想说服别人，你能够承担起，你是非常有信用的，那么通过这个机构的安排可以实现这个目标，就是说人民币来讲，中国是否能够在外国直接用人民币投资，很多的西方人可能并不认可，因此你需要说服别人，用人民币进行外国直接投资是非常的可靠的。这样的话，人们信服以后就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资。

　　再说到区域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好。亚洲开发银行非常的欢迎亚投行、世界银行业非常欢迎亚投行。因为我们在亚洲地区需要很多的贷款进行支持一些项目。因为我们知道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不能够提供足够的资金来用于项目的发展，因此我们非常欢迎亚投行。

　　比如说，中巴经济走廊需要很多的资金，我们巴基斯坦非常欢迎亚投行，我想很多其他的国家也非常欢迎。但是我们要想到大的情况，不仅仅是连接性的问题，我想人们还没有考虑到的是说这种经济活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经济体修建的路，如果能做得非常好，能够让这个走廊成为经济走廊、为经济区域能够连起价值链，吸引到私营部门的参与——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吸引全世界的私营部门参与投资当中。

　　有一些资本的富余，可能会希望找到一些项目，希望能够有一个出路。我认为这是一张更宏大的蓝图。项目的收入以人民币来结算将是人民币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常感谢！

　　嘉宾问答环节

　　主持人：感谢您的发言，刚才您讲到了，不是说只有一个这类银行机构。当然，好的信用对于机构而言非常重要，你也谈到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很快的说一下，我们希望能够按时结束。

　　刚才耶利泽讲得非常好，讲到了希望能够实现非洲经济发展的梦想。

　　让维·耶利泽：包容性的增长实际上是非常周期的战略。在我们的战略中，包含着可持续、包容性的增长，我们的项目就是包容性的、能够惠及所有的人。还有在金融行业，我们需要加深金融行业的改革。在非洲很多国家，一些银行通过贷款控制着市场。我们要加深对于银行的改革，而且我们也要让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贷款。中小企业可以创造很多的就业机会。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方面对于中小企业也非常重要。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想高西庆先生最适合谈一下区域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

　　高西庆：“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这些国家都需要基础设施，中国也需要很多基础设施，我们有很多的基础设施的项目。

　　我在中国西北长大。中国西北需要很多的基础设施，现在涉及到了成本问题，你需要多少钱才能够建立起基础设施，比如说高速铁路需要多少钱。在我16岁的时候，我离开了大山。当时如果在大山深处修建铁路，每一公里的铁路的成本可能需要二十多万。从武汉到重庆当时的成本可能需要五百万。

　　但是今天呢？成本已经超越一亿。所以，如果成本如此之贵，你还需要时速三百公里的高铁吗？很多亚洲国家可能都不需要这么高速的铁路，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平衡。亚洲开发银行讲得非常好，他们有很多的资金来提供给这些项目。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值得做的事情。如果你修建的铁路没有带来非常多的经济效益，人们只是为了修路而修路。政府有自己的目标，他们有时只是希望能够修建一条公路网、建成很好的基础设施，但是，投资者，包括了政府，包括亚洲开发银行，他们不只是为人们来修这些基础设施而不关注他的经济效益，这样是不行的：你要让这个项目可持续性的话，一定要关注它的经济回报。不可能每个人都享有同样质量的基础设施。

　　主持人：刚才你从你们的经验谈到了特定项目中的实际经验。刚才你谈到了“一带一路”，还有基础设施的发展中的成本问题。刚才讲到了“一带一路”，可能说我们修建一条高铁或者是怎么样看似容易，但是也需要考虑到实际情况是否可行，我想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都应该关注的问题是可行性。

　　姚余栋： 那么，还有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人民银行并不主动追求什么，我们只是需要更多地依赖市场的力量。因为市场有自己的生命力。其中一个因素是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收益和成本。人民币越来越国际化了，作为一种货币在国际上的用途，这个需要海外市场来发挥作用。

　　在离岸市场，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你需要了解这个市场，这个市场非常的复杂。还有，交易者要了解当地的货币政策，尤其是要了解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投资者误解了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国情，他们只是看新闻，这是不够的。

　　比如说我们在2010年人民币升值了，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于外汇的改革，就是说这个改革应该是以市场为基础。

　　但是市场并没有很好的接收到这个信息，他们并不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感到非常的惊讶。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就是基本的信息，原因是海外的市场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了解中国的经济的情况，他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学家学普通话，看报纸，看我们现在的新常态，我们的就业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系统风险，我们的经济增长7%没有问题。中国没有任何的灾难。只有离岸和在岸的贸易者都相互了解，做到信息对称，我觉得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评估就会非常正确。

　　主持人：非常感谢，尤其是感谢您谈到信息对称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卢锋，能不能讲一下中小型企业的问题和经济不均衡的问题，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在制造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现在的服务业正在崛起，制造业正在下降，你觉得在未来的这种平衡趋势是怎么样的。

　　卢锋：事实上，大家都承认中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改革、市场机制的引入、对外开放。中国以前是迟钝的计划经济。但是后来的改革开放，有了这个私营经济，让更多的个体公司进来。我们看到有成百上千万的中小型企业快速的崛起，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一个总体来说，中小企业提供了8%或更高的总体的就业，8%的GDP增长——这包括了外资和合资公司。所以，他们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我们国家的物质建设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中小企业让我们的经济更有活力，我们需要去创造出有利的机制环境，让更多的中小型企业进来。

　　但是，在第二点，您刚才也提到了，调整这种不均衡。我觉得中小型企业是一个独立的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需要有利的环境来鼓励他们。但是，对于去解决国内内部的和外部的不均衡的现象。我们能够需要有更好的宏观经济的政策去调整这种不均衡，这包括了跟大的贸易伙伴之间的协作。

　　主持人：刚才张教授已经部分提到了这些，谢谢您。刚才讲到了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的问题，我能不能再提一点：之前的这个讨论中提到了说气候变化和环境的问题，我想要问你们关于绿色增长和包容性增长的问题，对于中国，对于新兴市场来说，绿色增长非常重要。但是在你们自己各自的行业中，或者是说在你们的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说，对于基础设施来说，怎么样考虑这些问题。尤其是对于基础设施和其他的项目。

　　哈米德·谢里夫：我觉得这个问题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听到的是他们承诺了要去遵守国际的最佳的做法。这当然包括了把环境和社会的问题考虑在内。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包括中国内部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坏的做法。中国现在是在清洁空气的最前沿——它花了几十亿美元来用于清洁空气。我们在中间可以学到很多的教训。我们也有很多的新的技术。我们在今天看到政府更加的重视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

　　所以我们是相当有信心：“一带一路”中基础设施的发展，一定会有这个方面的考虑。而且在这个方面的表现会更好。

　　主持人：好，这是非常有信心的言论。我们现在就结束我们这轮的讨论。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嘉宾，刚才非常清楚、精确的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各位专家。对于听众，在我们饱餐一顿之后，你们熬过了两场讲话，所以感谢你们，我就不总结了。我们提到了未来是非常的光明的。新兴市场上形成了很多积极因素，但是前方的路并不平坦，还有不平等的问题，不均衡的问题，金融机构和金融稳定性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未来，当新兴市场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时候，比如说到2050年，50-60%的GDP增长会来自于新兴市场。再次感谢大家。

　　会议议题：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

　　会议时间：2015-10-20 上午

　　会议地点：全国友协和平宫

　　第三场研讨 - 中国对外投资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关成华：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我们这个论坛到今天将进行第三场的研讨。大我们的时间也是稍微超了一点，今天是会议的第二天，大家可以自由一点。大家会在比较宽容的环境中进行交流。刚才我也简单的与我们今天要进行演讲的几位嘉宾进行了沟通。他们也希望今天上午的演讲比较互动，他们提出一些看法，大家有问题可以提问，同时也希望现场的气氛能够更活跃，以便于我们把很多的问题了解得更深刻。

　　我之所以在这里做这个主持，并不是由于我对这个问题有多深的研究。我想主要可能是两个原因让我做今天会议的主持：我特别听话守纪律，大家安排什么事情我都会努力的做好，比如说把握时间。胡必亮教授对这一点比较了解。

　　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以往的工作经历。说到今天我们的投资话题，我的脑子里马上就浮现出我在地方政府工作的时候的一些经验。我开始地方政府工作的时候的确不知道该干什么，以为很多事情是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后来就明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像GDP、税收、财政收入、就业等等的东西。最后当你做了一年之后，你就会把这些所有的概念和指标简化成两个字“投资”。

　　现在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书面上、纸上、协议上的投资落在实处，要为投资创造一些条件。要去签不同的协议，引进不同的项目为将来的投资打好基础。因为你知道所有的GDP的增长，税收的政策，财政收入的增长，就业问题，居民的收入问题，最后都非常依赖于投资。我想我们是新兴国家的论坛，昨天或今天正在中国发生的、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发生的事情，可能主要就是投资。

　　所以说我想这个可能是我来主持的原因：我很直观的会对这个东西有个理解，就是说投资在这个经济活动中的具体的、直观的重要性。

　　所以说，今天我也算是做个开场白，今天我们有很多很重量级的专家，我愿意把时间交给他们，然后听他们的一些精彩的见解。

　　今天，我们会有六位嘉宾做演讲，他们分别是肯尼亚的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第二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李晓西教授，第三位是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来自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前总理。第四位是恩里克·加西亚，拉丁美洲开发银行的行长，第五位是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第六位是汪嘉·米丘基，肯尼亚恩达鲁谷工商业园区执行董事。今天的顺序是这样的，我们这场研讨大概要持续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下面我们就掌声有请第一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他就是拉伊拉·奥廷加，肯尼亚的前总理，大家欢迎。

　　拉伊拉·奥廷加：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今天又回到了我们的论坛。我们今天要讲讲外国直接投资和合作，即中国和世界其他的地方投资合作。大家知道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中国在国际的经济舞台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今天讲讲非洲大陆的情况。

　　我们每次讨论非洲之外的国家的时候，我们都总是不可避免的要讲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在屋子里的大象”，这当然是指中国。中国的确引起了非洲的关注。有些人认为中国想要殖民非洲，中国对非洲有所企图，我们不断会被问到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中国对非洲确实有战略性的兴趣，但是中国是作为合作伙伴来帮助非洲的。中国需要非洲的原材料，但是非洲也需要中国的技术和资金才能够发展，非洲也会从原材料中受益，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在非洲和中国之间存在利益上的互补。非洲在合作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们得到的钱是不是我们实际的价值？答案是肯定的。很多中国公司来到了非洲，直接投资于非洲。

　　同时还有一些项目，也是在中国和非洲政府共同合作来完成的，这叫做“政府对政府”，是中国政府和非洲政府共同执行的项目。我想要给大家举一个肯尼亚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我们有一个公司，叫做(艾艘(音))贸易公司，从事机动车辆的装备，还有成都故乡集团，他是开采石灰石、做水泥的公司，还有一个中国大连技术合作公司，这个公司进行道路的建设。他们在非洲从事公共的道路的建设和房屋的建设。另外，还有中国的金桥公司，还有中国的(五仪 音)公司、中国水利公司，这些公司我都打过交道，他们都参与到了道路的建设。

　　现在，有一些人会说不应该让中国人参加竞标，他们说中国把囚徒带到了非洲来进行道路的建设从而压低成本。我问他们有没有证据，他们并没有证据。然后我当时就回答，如果中国把囚犯带到肯尼亚来工作，说明这些囚徒受过训练，而且这些囚徒现在已经自由了：他们已经没有在中国的监狱里，他们在肯尼亚是自由的工人。所以只要他们能够建路，只要是他们的成本够低，我们需要这些路，我们很感谢中国和他们，这跟我们没有关系。

　　然后，还有一家纺织公司，叫做(鲁鲁 音)发展公司，是进行纺织品的生产。还有一些服务行业，还有一个南昌酒店业公司，是由中国的公司建立起来的。在肯尼亚内罗毕建设了最先进的、非常大的酒店，在我们的CBD，然后还有中国银行，也在内罗毕有办事处。还有药品公司也在我们国家非常活跃，我们确信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我们经济的发展。因为我们有原材料，然后我们也需要技术和资本。原材料加技术和资本就是财富，而后两者是中国可以给我们提供的。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中非之间的合作有利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我们需要帮助非洲，能够去增加原材料的附加值，让我们当地的原材料有更多的附加值：即在非洲建立起相应的设施，对原材料进行加工。把它们变成成品，非洲就能生产高附加值的货品来，给非洲人民提供更多的财富，这就是我们减贫的方式。

　　昨天我讲了关于非洲的“狮子”和亚洲“老虎”和“龙”的比喻。今天，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主要意味着商业。我们有原材料，中国把你们的资本和技术送过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把原材料变成财富。这样的话对双方都有益处。谢谢。

　　主持人：我们感谢拉伊拉·奥廷加前总理的发言。大家在这里也听到了他对中非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合作的期待的客观判断。之后，他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做演讲，大家欢迎。

　　李晓西：我先祝贺咱们这个会议昨天成功的举办，这个会议组织起来确实也是费了很大的功夫。今天这个题目很重要。谈到这么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投资的时候，会想一想：新兴市场国家据我了解大概有77个，最近我们说的“一带一路”，大概有65个国家；这两种分类之间会有些重叠。我想谈谈在互相经济合作、投资合作中怎么做好环保工作；这是合作中可能面临的重要问题。今年在联合国后2015的规划中专门提到了要做好气候变化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我想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可能需要认真的考虑：今天大家来开会的时候发现雾霾好像又起来了。我们做这互相经济合作的时候，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先进的东西带给别的国家，但是我们自己对环境保护不足的地方不要带出去。我们曾为这方面的研究开了四五十个座谈会，有十五四个专家讨论过，我今天给大家讲讲。

　　“一带一路”整个大背景我不用多讲了，总书记在九月份专门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国际上对这件事都非常重视。六十多个国家要做好经贸合作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对国内和国际都有很重大的影响。中国政府已经发表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行动规划。规划里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的合作、要突出生态文明的理念、建立健全有效的对话机制、加强防灾减灾的合作、共建绿色的丝绸之路，因此我们研究中也重视要把绿色的理念贯穿进去，要有环保的理念贯穿进去。

　　环保如果能落实，对“一带一路”很重要，对中国建立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非常重要。同时在这个中间我们大家可以凝聚共识，增信释疑，我们的平等合作，原因在于各国都越来越重视环保理念。

　　今年联合国最主要的会，包括纽约和巴黎刚刚开完的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地球如何维持，人类如何维持。这个课题很重要，因为这个影响所有国家。有些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比如我们调查过的一些非洲国家，它们虽然发展水平一般，但环保做得并不见得比中国差，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定位环保，中国能帮助各国的环保吗？中国不可能把各国的环境和生态质量全面提升，做超出中国能力的事情。但是中国又必须要做好自己的那部分。在中国投资的工程中必须要做好环保。因此我们有这么三句话：一个是环保的“一带一路”，作为绿色的支撑，也是绿色的引领。

　　世界银行在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时，经常提出环保问题。不管国家环保政策如何，但是如果一个项目不考虑环保，世界银行就不支持。我们知道还有几个发达国家，比如德国，在我们太原钢厂上为了环保的问题，下了很大的功夫，花了几千万去调研以后能不能做到的环保，如果做不到就不敢投资。这一点上我们中国现在也向这个方面靠拢。

　　另外一句是绿色的融合，我们要互相的学习，确立战略上的意义和定位。

　　我想大概，首先是绿色的这个方面这样的一些引领方面的定位。 还有一些服务上的定位，我以为有这么三个方面，一个是他要服务于经贸为主：我们的“一带一路”不是环保为主，我们不敢说我们是环保大国，有那么多环保资金、环保技术向全世界可以提供，中国确实还达不到。经贸为主的过程中我们有环保要做，我们要服务我们的经贸，服务中长期的安排。65个国家，那么多国家的专家，要一步一步的执行，一下子把环保做好不简单。还要服务于整个国家的运作的机制。亚投行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制，已经形成了一个有人、财、物、机构，现在我们65个新兴市场国家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什么联合体，机构，现在还没有。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们合作还在初步阶段，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有机构，那个时候的人、财、物的投入会上一个新的阶段，服务于整体机制的安排。

　　当然了我们还会面临一些困难，包括我们的法律沟通上会遇到一些困难。有些国家对法律的理解上有不同的想法和疑虑。另外是文化问题，比如说我们60多个国家中，很多是伊斯兰国家。中国有些商品出口这些国家时居然还打“猪八戒”的商标，这种商品使伊斯兰国家很吃惊，他们不敢买你的产品。类似的问题很多，我们必须要沟通，了解人家的文化。另外还有宗教问题，这60多个国家中不仅有伊斯兰教国家，还有基督教国家，还有佛教国家等等。这个过程中对宗教问题一定要有很好的沟通。

　　在一些非洲国家，如果说大象死了，人不应该去动它的。有些中国人觉得象既然死了，那就可以把象牙取下来，不然可惜了。取下来在人家的国家就触犯了人家的文化，人家的法律。我们要了解人家的风俗，要尊重人家，这是互相了解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另外我们自己看到自然条件环保是相当不容易的，中亚的条件非常难，叫塌陷还是什么东西，这一块包括核废料已经堆了不少了，我们如何在环保方面做工作，这是非常大的考验。

　　面临的困难我们也做了分析，包括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有信贷方面的，我不多说了。我想说一下我们怎么样把它做好呢？我们这里提出一个想法：叫做要做好互动环保和治理环保，这个是我们研究中提出的最主要的概念，就是说环保要分两种，一种叫做互动的环保，就是说中国的项目对外投资的时候，中国和合作伙伴国家，共同商定，了解东道国的环保标准和各自有什么责任，这叫做互动环保，什么是自律环保呢？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规划“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和经营合作的时候，一定要有环保的理念，要有高度的环保标准和相应的配套的准备，随时准备相应的实施你的环保的协议，要付出自己的努力。自律和互动的结合非常重要。你不可能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包揽，但是中国也不可能降低世界各国对环保的希望和要求。

　　互动环保里边我们想我们两家谈的时候有这么几点需要考虑，第一个是我们要熟悉和运用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这个是我们互动环保中非常重要的，我们按照国际标准走比较好；再一个是吸引国际的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因为很多的国际机构在环保方面都有他们自己的理念、有他们的经验，我们姚吸引国际机构来参加。

　　“一带一路”的战略应和有关的区域合作战略对接起来。现在我们正在对接，包括最近到中英访问的时候，英国也有对外战略，然后蒙古也有他的一块战略，俄罗斯有欧亚战略，各国都有战略。我们和他的战略的对接，对环保非常重要。再一个是要和相关国家在环保领域的合作要具体要细化主题，不是笼统说环保，具体到某一项，不管是碳排放，还是说二氧化硫减排也好，水污染也好等等，一定要细化到具体项目。

　　昨天中央电视台专门播了一条新闻，我们和这些国家建立的信息共用的平台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细化。

　　再一点事积极的借助和支持国外的很多的NGO，让他们参加。比如说我们的密松水库，现在遇到的环保问题。有NGO就很早提出来，你们不要建大水电，要建两三个小水电，这是很好的意见。

　　自律环保一个是帮助国内企业提高绿色的环保意识和水平。如果企业没有绿色水平，要不然就别出去了，你今天出去了，明天就有可能被赶回来。再一个是及时发现和宣传我们对外企业绿色环保的成功的事例和经验，比如说远大空调现在得到“地球卫士”的荣誉，其实远大空调做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注重环保，已经受到很多国际组织的表扬了，我们把这些东西在企业宣传出来。另外是设计和激励绿色工程的激励政策，做绿色做得好，政府就有支持。再就是修订和细化完善对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指南，现在已经有指南了，我们需要把它修订得细一点。另外是我们绿色的“一带一路”从国内做起来，我们自己国内做的“一带一路”做得怎么样，我们从西部，从我们的西北、西南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最后还有一项政策建议：做好我们的环保、绿色方面的规划和分类，来提出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环保的一些政策和措施。我们要分好类做好我们规划的措施，再一个是我们完善和扩充环保部的国际信息平台，刚才说了这件事，他们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但是他们的面太小了，现在正在扩充。

　　再一个是建立和完善对走出去企业的环境管理制度，要走出去必须要培训，培训过程中如果说达到这个就申请出去，如果达不到的话，就还要继续把自己提高一步，我们不能说就是使过剩产能“走出去”，使污染“走出去”，这个就很糟糕。当年有国家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我们今天要吸取这个教训了，不能简单的说要把污染转出去，这绝对不是我们中国人的本身的想法，我们希望我们企业家在这个方面做得更棒。

　　另外一个是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环保培训，另外是支持民间的环保组织走出去，最后我想这个环保，这个“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提出的伟大战略。是中国未来发展一个必然的宣传，“一带一路”战略要想顺利的开展，就要和沿线国家的绿色发展服务，要让环保融入咱们战略，为他们保驾护航，使我们看到我们地球更加绿色，我们国家更加绿色，也使得我们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晓西教授，李晓西教授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带领着一个团队在研究绿色发展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的30年来绿色发展的情况，每年都有年度的报告做出评估，下个月将会发布2015年的年度报告；同时他也出过关于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报告。我也是作为他团队中的一员，了解他们是为了中国政府做的政策建议，为中国的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上“一带一路”与新兴市场国家有很大的交集，通过李教授的发言。我们能够感受到在中国，无论是政界、商界、学术界，大家都有共同的想法，把资金和技术输出出去，但是一定不能把我们的雾霾，把我们的污染输出到外国，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国家，还是说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我想这样的话，刚才肯尼亚的总理又多吃了一颗定心丸。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听听来自我们的邻居，中亚的声音，下面我们有请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做发言，大家欢迎。

　　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们百忙之中抽空前来，希望我们的发言有所裨益。我们在北京参加这个论坛，希望我们的讨论会能持续下去，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我认为主办方选择的话题非常好，这次讨论是中国对外投资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我昨天听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南南合作中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说中国南南合作和其他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是什么样的，之后我希望来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对中国的学者们或者其他方面能够有一些帮助。政治家总会想到就业的增长，还有投资基础设施等等问题。我们需要吸引外国的投资，因为投资会带来就业机会，也能够带来一些资源，这些资源是国家和当地政府所急需的，能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所有的国家都希望能吸引到很多的投资，但是各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人口教育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地理位置也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总的来讲，还是有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则是可以适用的。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经验，首先第一点一定要有人当地的民众能够参与到投资中，人力资本教育也是我们昨天谈到的话题，有一些国家的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不是特别好，对投资者来讲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点就是说一定要有法治，这个是一般性的规则，就是要遵守游戏的规则。不应说，存在官方的规则、非官方的规则、潜规则，而是应该有普遍的规则，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而且我们要有最好的立法，这是我对所有国家的建议。如果国家想要获得投资、吸引到投资者，必须要有很好的立法。

　　另外一个因素是要反腐败，反腐败非常重要。一些投资促进机构非常关注反腐败的问题，但是每个国家可能都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越少，对于投资者来说就越好。

　　未来的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定的时候，他们希望参考目前的情况，他们会问。你们是否有人力资源的问题，是否有安全的问题，是否有行贿等等的问题，也会问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所以我们尽可能善待投资者，对于投资者要非常的透明。另外一个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是我们和中国政府进行合作的领域。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希望能够发展我们的基础设施，如果没有基础设施、没有路是不可能吸引到投资的。所以我们期望我们能够创造一条中亚地区新的走廊。我们昨天说过，我们现在是内陆国家，我们的思维理念和其他地方。如果你有海，你就有世界，但对内陆国家不是这样的。我们采取的革命性一步，就是中亚终于不再是被内陆包围了，我们可以和其他的国家联系起来，至少可以和中国、印度、俄罗斯这三个金砖国家联系起来，然后是通过亚洲走入欧洲。这想法非常简单，只要愿意去适应，只要你的政策是清楚的，然后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在吸引投资方面更加的成功。另外一点就是说公共管理，就是怎么样立法去解决腐败的问题。怎么样去打击腐败，怎么样让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进行运作。

　　有的国家的投资环境更好一点，他们有更好的商业环境，也没有官僚的做法，有一些地方他们就做得不好。有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准备才能够去吸引投资。这是我给中国的投资者提供的意见。

　　当然，中国的投资者现在在世界各国都有，他们来学习好的做法和战略，他们也去了解各地的实际的情况，像李教授所说的一样。但是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越透明越好，公共管理投资的环境就越好，投资者的商业环境也就更好，他们也不会想着其他的地方找更好的投资环境了。

　　我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主题是中国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的挑战。中国目前会遇到挑战，即我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当GDP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增长会减速。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人们足够富裕了，他们不用努力干活了，他们有非常好的教育，生活水平，可以去休闲、度假，他们不想像父辈或者是祖辈一样卖力干活。有一些国家在短期内已经克服了中等收入的陷阱。我的建议就是说中国也去着重于在这些方面的创新，中央政府有资源去抓住投资的机会。中国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世界工厂，有强大的制造能力，但是这样不能把中国带到新的高度，如果想把中国带到新的高度，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研究、发展、教育、创新。中国有很好的例子，有高科技的公司，可以为其骄傲，比如说联想、华为。现在中国应着重于基础的研究：看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有多少人是中国人，有多少人是美国人，就可以把差距看得非常清楚。把科研文章的出版当做标准，继而带来更多科研成果的转换，可以在高科技的公司得到使用。中国将来会有更多诺贝尔的获奖者，这样的话才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将会是最大的外国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地。我希望讨论中国向其他的市场的投资，还有外国在中国的投资的前景，我们有什么样的战略，我们论坛可以最后能有一些有实践意义的结论，我们这样可以相互的进行学习。我们希望未来回到这个话题时，看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一切都真正的成功了，能看到我们今天说的是非常准确，非常现实的，谢谢。

　　主持人：我们感谢卓奥玛尔特·奥托尔巴耶夫总理所做的精彩的演讲。我感到了前政要跟前地方官员的区别。两位总理做了很好的致辞，我是以前在地方工作，看到政治家对投资，对经济合作的问题有非常的精彩见解，感到自己和他们的水平的确是差距很大，所以我就很早的辞职下来做学者，后来发现做学者追赶的这个压力更大。我觉得总理的确给我们新兴市场国家，包括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希望一会儿有时间在互动的环节里大家可以进行交流。

　　接下里我们把目光投向拉丁美洲，接下来我们有请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加西亚先致辞，大家欢迎。

　　恩里克·加西亚：非常感谢，我希望这次麦克风可以好用一点，首先，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说，毋庸置疑，拉美跟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包括贸易和投资，尤其是过去的15年中非常卓越。所有的努力都是和我们发展的纲领有关，还跟我们发展的战略有关。我们是一家拉丁美洲的发展银行，跟非洲发展银行和世行都是一样的大，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是唯一由新兴国家来掌握的的多边区域银行，我们没有任何区域外的捐赠方，我们的成员国有20个拉丁美洲国家，只有两个不是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是成员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但是他们是合作伙伴，不是捐赠者。我们和世界各国有非常好的关系，和中国、日本、美国、俄罗斯关系都好。现在我们有和世行差不多的规模，每年提供120亿美元的贷款，有关的投资每年是150亿，我们应该把发展战略跟我们的投资来联系起来，我们欢迎在各国进行投资。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拉丁美洲的挑战，拉丁美展在过去的15年中表现非常的不错，达成了很多的目标，跟世界的其他地方的发展来保持同步。但是，这种拉丁美洲的发展，不是最好类型的增长，为什么？因为我们依赖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大幅度地依赖于的基础商品和低的廉价劳动力，我们的经济最近几年发展不错，在十年中我们的贸易增长非常好，而且我们的减贫成绩也非常好。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今年平均增长率是低于1%。而不是5%，挑战是哪里呢？挑战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持续的、稳定的增长模式，创建高效、包容的增长模式。现在我们要思考我们和中国的合作需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我们70%的经济都是基础商品。还有储蓄率的问题，加上政府的储蓄率也只有18%-19%。跟中国40%的储蓄率比一下实在很低，我们不能假装我们也能做到中国的水平，但是20%是可以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投资。这是增长的引擎，拉丁美洲的投资率是20%，这是不够的，如果我们想要去以5%，6%的速度增长，我们至少应该是27%-28%的GDP用于投资。我们就业的确还不错，但是，我们跟你们相比，和世界其他的国家相比做得还不够。我们在减贫上有非常不菲的成绩，成千上百万的拉丁美洲人从贫困中脱离，进入了中产阶级，那么现在我们的基尼系数非常的差。我们还有待进一步消除不平等。所以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和中国的合作能支持我们的战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稳定的、包容的、环保的增长的模式，所以我们在拉丁美洲希望我们未来发展纲领基于我们生产的转型，从传统的大宗商品转移到高附加值的产品。当然我们仍需要自然资源，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技术、创新给它带来附加值。所以我们再看中国，我们从中国可以学到什么样的经验。中国的投资在拉丁美洲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可以弥补拉美在储蓄和投资上的差距。中国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因为你们吸引了大量的基金和技术，以及大量的创新，这是为什么中国达到今天的地位，我们也想这样做。我们也鼓励从中国来的投资，不仅是着重于投资我们的传统的商品，而是也需要把技术和创新也带给我们，然后利用我们拉丁美洲市场的潜力。拉丁美洲世界的其他地方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你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平台，不仅把产品出口到拉丁美洲，也可以去出口到跟我们有自由贸易协定的其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

　　还有基础设施，为什么谈基础设施呢？因为基础设施是任何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拉丁美洲现在只把3%的GDP用于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国10%的GDP用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把基础设施的投资翻一番，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不仅有资本，同时也有基础设施上的能力。有一系列的关键的要素，但是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环境，我们必须去拉丁美洲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亚马逊，要建立起新的水坝，新的道路，但同时我们必须要谨慎的保护我们的环境。我听到中国在考虑这一点，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在拉丁美洲希望保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所有的物种，我们希望给未来留下非常丰富的遗产。

　　接下来我再来说说作为一个总结。当然，我们和中国的一些机构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也定期召开一些年度的会议，非常的成功，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参与很多活动，比如说今天的活动。我们非常期待着我们能够更积极的参与一些大的项目的融资。我们希望能够加强我们的联系，我们希望中国将会继续的成为我们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坚实的合作伙伴。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正如主席刚才强调的，当你投资于拉丁美洲的时候，有些国家抱怨就是说中国的投资来的时候带来了很多的劳动力，没有用当地的劳动力，这对当地并不好。所以说，中国需要融入当地社区。我希望能够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加强经济的联系，而且加强我们政治文化的联系。新兴市场在未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谢谢大家。

　　主持人：我们感谢恩里克·加西亚行长的精彩的发言，不但分析了拉丁美洲的很多优势和面临的挑战，也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去拉丁美洲的发展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通过他的发言和洞见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拉丁美洲银行，在规模、速度、效益上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实际上，我们不仅可以从他这里获取经验，特别是我们在座的企业家还可以从他这里得到资金上的支持。

　　今天看的话筒，别的地方的话筒都是会出问题的，他的那个话筒一直是非常好的。所以说这个也能看出来他的气场，以及他的实力。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所长吴白乙教授发言。大家欢迎。

　　吴白乙：看来我的气场确实不如恩里克·加西亚行长。要感谢关老师，给我这样发言的机会。我也要感谢友协的领导这么慷慨的支持，让我回到了和平宫，这是北京大概很多的会场中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当然我也要特别祝贺胡必亮教授在这么短时间内实现了他的中国梦之一，因为去年开始他就跟我说要新兴市场的传统会议一定要挪到中国来开，因为中国大概是最有活力，最大规模的新兴市场之一，不在中国开，机制的合法性就会越来越弱。我也非常高兴，有这么多高规格的嘉宾齐聚北京。我今天听下来，非常感慨和平宫对外友协面对着来自亚非拉这样的朋友，我有些神情恍惚，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中国那个时候大规模地向亚非拉伸出友谊之手，那个时候我们手里面的东西主要是毛主席思想，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今天这个主题是讲中国对外投资，所以大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老的论调又回到我脑子里边来，我觉得确实，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主题应该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话题。我过去不是做发展中国家的，但是我原来的同行们跟我说，他们现在特别希望跟我一块儿到拉美去。这个会议的意义昨天有很多的嘉宾已经谈过了，我也特别感谢恩里克·加西亚行长刚才在我之前说了有关于拉美的话题，比如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他讲到拉美地区非常有活力而且保持了很好的增长率，但是今年的增长率的情况不太乐观。这就像我们昨天刚刚听说中国的GDP的增速在第三季度降到了6.9%，这有可能中国和拉美经济体面临发展的新常态，这样的常态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逼迫我们做一个结构性的调整。刚才提到了拉丁美洲需要在全世界物流和产业链里，从纯粹的大宗产品出口要提升它的位置，生产更有附加值的工业产品，这恰恰是一个新的吸引中国投资的增长点。我要谈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对拉美的投资。我想，这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企业盈利空间、市场的压力下，所产生的自发趋势，这个趋势还处在启动的阶段。过去五年来，虽然温家宝总理、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不断的访问拉美，明年习主席还要去秘鲁，官方的支持，官方的政策的设想和规划上，我想都已经做得很到位了，但是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主体、投资的主体是企业，中国的企业去拉美在数量和规模上还是有限。门类都很窄，就是说像我们熟悉的两桶油，外加粮食、矿业类。这些行业在过去一段时间在拉美投资比较活跃，当然，也有华为这样的成功企业：华为的老总任正非先生总跟我说，不要把华为当做模范，因为华为在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海外拓展中永远是一个例外。他没有和我充分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新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企业要走出国门，要走向遥远的拉丁美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什么？第一个，中国企业面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拉丁美洲的了解，还有媒体、政府部门发布的信息的信任度不足。一些国别的基础知识，包括适当的专业人才都不够。我们中国还没有达到全面了解其他国家的新阶段。像北京师范大学，我不知道它有没有西班牙语系，懂西班牙语的中国人比懂英语的要少很多，这个方面企业的需求量非常大。中国教育的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多种措施还没有出台，导致了我们对拉丁美洲的基本信息了解不充分，不够对称。反过来，拉美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比较少。

　　第二个主要是企业一旦“走出去”以后，对拉美地区的政策、制度、适应环境不适应。企业一般要有三至五年的适应期。拉美不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日本和英美这些国家，相对来说了解的时间更短一些。这个方面既有拉美地区国家的法治的程度，执法效率这个方面的问题，也有中国企业对对方制度环境、社会环境不够了解。包括我们说到的，刚才几位嘉宾也提到了，对于宗教，对于文化的理解，我想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的补课需要的时间更长。

　　第三个很大的挑战也和制度有关，就是说拉美的社会结构，包括劳工制度，这个方面给中国企业确实出了很多的难题，刚才恩里克·加西亚主席也提到了，就是说特别要注意融入本土，用本地的企业，中国在那投资应该是本土化的。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听到了中国方面、中国企业家的故事，我们的企业出去是有合同的，有盈利预期的，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要走到拉美，并且站住脚，必须要有很大的盈利空间。从基本面来说，盈利潜力来说是很大的，往往最初要亏钱，有的企业甚至是坚持不住，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拉美地区提供的劳动力素质是有问题的。还有劳动观念问题。我和智利发展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从明年开始要做一个基础研究，关于拉美地区甚至是美国、加拿大，新一代的工人他们的劳动观念和劳动价值观是什么样的，这个课题，我想对于中国说80后，90后的新一代，富二代如何，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研究。这个话题有一点扯远了，这个劳工问题确实是困扰中拉之间，甚至是整个中外之间的长期投资可持续的问题，因为企业在拉美地区遇到了强大的工会势力的挑战。拉美地区很高的社会福利也是问题。公平和效率之间总要打仗的。如果是过于公平了，人有可能有的时候会变懒，会躺在支票本上，躺在他的福利制度红利上，而不会说像中国人那样的贪利，那么起早，愿意为工作加班。这是很大的困境，也是中国企业界面临的很大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主要归类的问题，就是说政府和企业之间，中国走出去，政府和企业之间还没有形成很高度集合的资源的和能力的协调。这个问题也是相当的突出的。比如说日本企业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学习。中国的政府，中国的各类专业协会，怎么样有效的配合、支持企业能够走出去，这个是个新的难题，所以说中国在这个对外投资方面，虽然从资金的能力上看似已经强壮起来了。但是实际上肌肉的弹性和软力量上还需要进一步的建构。为此我们想提出的建议，第一个是我们应该大力加强政府、企业、学术之间的多种资源的进一步整合，从而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强有力的智力和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信息这些方面需要建立更多的合作的平台来共享。第二个建议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需要遵循法治，也需要在环境标准方面做遵纪守法的模范，我们也需要更好的开展自身的教育，这种教育培训，包括对境外劳动力的多种培训，我想这都是新的合作增长点。这个劳动力光靠我们一方是不行的，应该是切切实实的实际活动，所以我觉得像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著名的教育机构应该从职业教育这个角度，应该插进去一脚，特别是在境外的培训。

　　现在的境外孔子学院的培训，我想更多的是软的，文化的和劳动技能这个方面的联系比较少，我想我们应该在这个方面做出新的尝试，要能够培养好的，具有竞争力的境外劳动大军，与中国的境外投资能够实现长期的默契回应。

　　最后一个建议，我希望我们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是主动方。所以我们中国国内应该建立更好的平台，从法律咨询、融资咨询等方方面面，要形成更好的服务的平台，而且这个平台不仅是要在中央层面，不仅是在国家的主要的贷资机构，而且应该深入到地方政府的层面。我们从今年开始，在深圳，在山东，在上海，在甘肃，包括四川都做了很多的调研。企业这个方面需求非常大，但是我们政府的有效服务，特别是在走出去的服务上，第一，我们政府的官员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服务意识还有待于提高。第三个就是说应该切切实实的接地气。要走，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为企业服务。这样的话才能进一步的经营好中国走出去的大战略。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造福于走出去到目的国造福于当地的群众，这样的话使中外更和谐，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向外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吴白乙教授，吴教授结合了他的研究，给我们进一步的描述了拉丁美洲的一些经验和投资的前景，还提出了很多的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对我们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来说很有用，不仅仅能帮我们走向拉丁美洲，而且走向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帮助。下面我们进行最后一位嘉宾的演讲，我们有请汪嘉·米丘基，肯尼亚恩大鲁谷工商业园区的执行董事，大家欢迎。

　　汪嘉·米丘基：谢谢，大家早上好，首先，我要感谢组委会，感谢论坛的组委会，尤其中国人民对外友谊协会，还要感谢李会长让我本人发出邀请，我也感谢为我们会议做出大量筹备工作的人。向大家说早上好，我们讨论这个新兴市场的问题，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发言人给我们划出了总体的蓝图，我们的南南合作怎么样进行下去，我们怎么样去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自于肯尼亚，我们的前总统非常充分地描述肯尼亚现在的需求，现在我们需要进行工业化，首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恩大鲁谷工业园。这个工业园的业主，土地的所有者跟我们政府一起，希望可以建立社会企业，充分创造就业，也希望能够成为成为肯尼亚经济的发动机，能够促进包容和发展。在昨天的讨论中，我们已经听到了非包容性的发展只会造成社会的动乱。肯尼亚位于东非海岸，通过印度洋我们可以接触中国、澳大利亚、美国、中东，通过苏伊士运河可以接触欧洲，世行已经认识到肯尼亚将会成为非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在今年的三月他们做出一个新的预测，肯尼亚的增长会有7%，最近被下调到6.5%，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成为非洲大陆的领头羊。

　　位置决定了一切。恩达鲁谷是我们工业园的名称，它在高速公路上，在内罗毕北边的30公里，这里有国际机场，我们拉赛特项目是最大的的项目，这个拉姆机场把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南苏丹连接起来，然后还通过了内罗毕一直向西连接。中国为这个项目提供了资金和建设，也给我们建立起来了这条走廊。

　　恩达鲁谷工业园已经运营一年多了，我们从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组织，还有肯尼亚国家和地方政府得到了很多的帮助，今年政府最近给我们建立起来的特别经济发展区一共占地180英亩，这是经济开发区关键的标准，让投资者可以来到这里可以获得税收优惠和关税优惠。在特别经济区所生产的这些产品，可以进行出口。

　　首相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的2030的蓝图：在2030年的时候，我们将会是一个工业国。

　　这里的一切都是符合2030的愿景的。我们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又将延续十年直到2025年，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美国的市场。这是一个可以跟中国的制造商形成合作的地方。我们想要鼓励多样化，我们肯尼亚现在的情况主要是依赖于我们的基础和原材料的出口，还有茶、咖啡、花，但是我们的制造业有很多的潜力。东非有一个关税联盟，有1.7亿多的消费者，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业进行多元化的发展，现在我们正在去寻求合作伙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技术的转移上获利，可以具有竞争性。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教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制造，这样的话我们在全球进行贸易的时候才有竞争优势。同时也可以能够去吸引市场，我们现在看我们的木材、鞋袜类产品、纺织品、化学品、药品、机车的安装，这些都是来自中国的经验，也可以让我们受益，我们可以用从你们那里学到的东西来服务于我们的市场。

　　恩达鲁谷工业园现在主要有放牧的牧地，草地，咖啡园。这片地方是我们的采石场区，在采石场可以去采石用于建设。我们有很多的贸易者，也有很多大的市场。我们需要就近，因为我们的基础设施非常差。如果爆发洪水，整个市场会受到影响，因为历史的问题和寿命的问题，很多的贸易者和建筑商用木材的。但是，他们没有干燥器对木材进行干燥。木材是基础产品，干燥器是中产品，但是肯尼亚没有任何的设施来进行附加值的生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用来开发，创造出更好的基础设施，让木材的贸易商可以在这里进行运作，然后可以在这里生产初级产品，然后进入这些生产区域中。

　　给大家更好的去看一下空间开发的图。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公共交通设施，因为这些市场有很多的人从国家的北部过来——在北部是我们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然后这里有一个贸易中心，让他们在这里进行贸易。规模是517英亩。然后我们去看它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我们需要能源，两条输电线是通过这个地方，一个是11KV，一个是66KV。然后还有一些变电站离我们非常的近，有两个分电站。这地方的水的供应非常好，有地下水和地表水，同时，我们也是处于两条河中间的地方。

　　现在你们大致了解了我们的项目和合作需求。我们正在进行地理上的勘测，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土地上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项目可以从全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我们希望中国能够去，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模式已经非常的成功，中国的制造业产生了劳动力，而且经济也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就像考利先生所解释的，我们的人口跟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我们的人口年轻化，我们的人口越来越多，我们必须为年轻人创造就业。年轻人是非常灵活的工作劳动力。

　　我们的融资模式，是让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工业家，中国的合作伙伴，包括政府，包括工业家，包括新兴市场的私营部门来参与。我们在这块地产上建立基础设施，我们花的很多的投资去请其他的顾问机构来做这个，所以我们提供了这个工业园区所需要的一切来建立起来这个工业园区，有没有可能中国的合作伙伴、跟中国政府和地方政府来建立起来合资公司呢？这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擅长的地方，可以在中间牵线拉桥。我们在考虑融资的模式，同时也要看一下哪些行业会比较感兴趣，会愿意进入这个市场。

　　最后的这些问题是问所有人的，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汪嘉·米丘基执行董事的分享。本来我们想安排一点提问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超时了。中国的资金看起来很丰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技术上很有限的，有的时候我们总结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很多人不怎么休息，不停的工作，才有这样一个结果。正像今天上午我们的论坛，很多的人要讲，一直不休息。接下来还有一场。我不知道这样的经验是好还是坏，但是对于我来说不适用，我希望能够很好的休息，然后能够在一段时间的休息之后很紧张的工作。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分享。

　　第四场研讨 - 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城镇化：经验与改进

　　主持人：请大家就坐，我们开始第四场的研讨，这是最后一场讨论了。我们即将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大家来到这里都知道城镇化，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由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到底什么是新型城镇化？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来探讨新型城镇化和城镇化的区别。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一些嘉宾，七位非常真正的专家。为了节省时间，大家就不介绍了。因为大家手里都有会议手册。首先我开始简单的说几句。现在我们的嘉宾非常的多，所以我将尽可能的简短。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我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想法，我在光明日报上两年前有一篇文章。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新型城镇化包含六个因素，你要把六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够实现新型城镇化，而且要有机结合。所以我们就要考虑六个方面。

　　这六个方面就包括了：高效地使用自然资源，第二点是要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第三点我们要考虑环境保护，还有有利于环境的发展。第四点是考虑到社会的平等，第五点是合适的特殊机制。最后一点是智能城市，这是一种新世纪的新型城市。所以我在新型城市化两年之前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这六点。我想再提出的一点就是关于机制体制的问题，到底什么决定着城市化，什么决定着新型城市化。基于我的理解，我认为这是一种综合，融合了市场和政府，过去我提出了很多批评的意见，我批评政府太多地干预城市化的过程。一般的城市化都是由政府控制的。如果真正发展城市化的话，如果你要进行新型城市化的发展的话，一定要让市场发挥主要的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应该发挥主导作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现在的城市都是百分之百由政府控制。但是，当农村的村民们从职业和生活方式方面变成了城镇的居民时，这个城市的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哪怕村民不断的增长，已经达到了一百万户，或者是说两百万，但是政府还是叫它做村，而没有叫做城市。这是非常可笑的一种情况，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的普遍。

　　我和一位哈佛大学教授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乡村与全球城市化，这描述了乡村怎么样自行发展为城市，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把它叫做农村。农村的领导希望能够成为政府的市长，村长怎么可能成为市长呢？这在中国不可能。所以说政府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对中国城市化的体制限制。

　　我想我们需要放松政府的控制。现在城市在不断的发展，应该让市场发挥更主导的作用，不能像过去一样，所有的城市在中国都是有规划的，都是由政府来设计的。我们需要改变这种做法，也需要改变想法。而且，我们去年在智利的圣地亚哥讨论的时候，有一些人也在提出批评意见，他们提出在其他地方，市场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过于大了。所以我们需要平衡，不能完全靠政府也不能完全靠市场，政府和市场应该各司其职，他们应该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怎么做呢？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此展开今天的论坛。

　　我们今天的专家们在城市化方面已经研究了多年。接下来，我希望听到到他们的观点，首先是第一位嘉宾是格里高利·英格拉姆，他之前在世界银行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和发展，而且也是美国林肯土地研究院的前院长，非常欢迎他。

　　格里高利·英格拉姆：非常感谢。城市在新兴市场发展得非常快，我今天的演讲主要是讲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怎么样缔造成功的城市、促进城镇的增长，而且还有城市政策问题。我今天主要想讲的问题就是说人口、治理环境、融资技术等问题。首先，城市政策非常重要，无论是在当地还是在全国的政策。如果当地的政策不好的话，就不会对全国性的政策有所补充；但是最好的当地政策如果没有全国性的好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城市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说交通问题，污染问题等等，但是也有很多的优势，体现在生产率的提高和交通费用的降低。我们的挑战就是要平衡城市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

　　首先我想来谈谈人口的问题，这个是联合国2004年对世界城市的预期，包括有九组国家，其中日本和欧洲归为一组，组中还包括其他OECD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一组，中国属于东亚地区，还有太平洋地区，我们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放在一起。4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将会翻番，从26亿增加到52亿。最高的增长是来自于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国家，然后东亚地区可能会有四亿城市人口，中国是最突出的例子。接下来我将谈谈抚养比，也就是0到15岁之间的人数比上65岁以上的人数，加在一起除以15-65岁之间的人，这会让大家了解到底有多少人由现在的工作人口来抚养，如果这个抚养比非常高的话，也就是说每个工人他要养的人更多，储蓄就会下降。抚养比如果下降，这就是人口红利，因为每一个工人他要养的人比较少，他可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抚养比增加非常大，在欧盟、日本、美国都是这样。抚养比会大幅度下降的唯一地区是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其他的地区的抚养比都会上升。城市人口在东亚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将会上升。抚养比的变化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

　　谈到人口密度的问题，我们对于城市地区的定义是用卫星数据来定义的。图中显示了每个地区的城市人口的密度，以及城市地区的大小。人口的增长部分将转化成密度的增长。如果密度不变化的话，城区面积的增长就会和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密度下降的话，城区面积的上升会更大。历史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城区人口密度每年会下降两个百分点，这就是说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是非常大的。

　　密度每年下降2%，到2050年城市地区可能是到比2000年增加五倍，在发展中国家级城市地区面积会增加七倍，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城市地区面积的增长。他们认为城区的这种密度将会随着人口的上升而上升，但是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点。

　　2000年的时候，所有城市的地区面积只占到整个国家的不到1%。当然，城市的发展会吞食一些耕地，这边的预测是基于现在的城区界限的扩张，使用了这些卫星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城区的面积会下降不到2%。其中一半的城市化会出现在耕地上，中国城市面积在2000年占到耕地的7.9%，大概是120万平方公里。这个和世界粮农组织的预测做一个对比，他预测大概是到2050年需要更多的耕地，也就是说需要70万平方公里，但是他并没有考虑到扩展，这些耕地的扩展有三分之二在发展中国家；耕地占用比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是6.5%。这是城市增长的溢出效应，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减少对于耕地的侵蚀。

　　现在的政府治理存在些碎片化的问题，无论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的，还有部门的碎片化，比如说墨西哥城很多的当地服务是由两个州来提供，有些由50个当地政府来提供，还有一个由联邦区域来提供。功能的碎片化是有一些专门的机构，他们提供了独立的服务，比如说水的服务，卫生服务、交通服务、电的服务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每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公共的财政应该提供一些指南，首先这个方面的规则中第三点讲到了，还有一些是超大城市的政府，比如说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比较少。如果没有城市一级的政府，我们可能需要市政厅来进行一些沟通和协调工作，来进行大都市的管理。

　　另外一个重点是，市一级的规划需要对城市的发展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并且修建一些基础设施，然后进行城市的发展。基础设施方面主要是主干道的铺设。另外一个治理的问题就是安全和安保问题，对于城市的质量来说至关重要，这里所使用的主要的方法，我们采用了全球和平指数，这个叫做安全、安保指数。就考虑到了比如说犯罪率、政治稳定、恐怖袭击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数据指数包含了162个国家，这些国家分成九个不同组。我们可以发现在安全和城市的增长之间的联系比较松，大家可以看到在非洲有一些地方的指数比较高。再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养育比会增加，随着年轻人越来越多，如果年轻人没有更好的机会，这种人口红利可能会造成人口的灾难。

　　我们已有的数据并没有表明大城市比小城市或中等城市更不安全。不过，美国大城市中犯罪比例比中等城市要高。

　　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占中央政府整体开支的三分之二，所以这些地方政府更加依赖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费和支付转移，但是这些经费和支付转移都是随之而来的监管，造成了地方政府没有独立性，还有就是说在地方一级来收取使用费，将会是很好的收入来源。

　　房产税可以对税收进行很多补充。在1世纪的OECD国家，房产税占OECD国家的GDP的2.21%，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只占0.6%，中国的政府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除了要为服务买单，还需要对基础设施来进行买单。这里的基础设施的投资预测是基于现在的这个基础设施的存量和GDP的情况：每年的基础设施需要一万亿美元。基础设施的存量和GDP有很大的关联性的，但是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借贷为长期的基础设施供资，但是借贷需要有监管，地方有很多的创新，有很多城市正在卖地方的债券，有一些向国际市场来销售他们债券。我们很好地监管外汇资产，就可以减少这些债券的问题，可以通过债务服务或担保法来解决。各国可以使用私人部门的资金。目前的世行和发展基金一共加起来四百亿美元，私营部门在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供资比世行和ODA，海外发展援助提供的资金要多四五倍，每年有一千多亿，他们可以满足25%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需求，世行和海外发展援助机构的供资可以满足收入最低的国家的基础设施的需求，既大约是每年250亿美元，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经费实际上去到了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是能够在清晰的国家政策引导下，而不是说在投机的想法下来进行开展，会更加成功。201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口将会在贫民窟生活，他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区域的减少会更加的慢，2050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口的增加是最快的。贫民窟的定义主要是看有没有清洁水，清洁的卫生，有没有足够的生活区域，结构是不是长久的、稳定的、周期性的。我们识别出需要发展的地方，并且去建立起主干的交通道路和核心的基础设施服务。如果发展之前就去发展基础设施，他的代价比发展之后去加这些基础设施要少三分之二的费用。

　　尤其是主干道，如果一旦发展，已经开始了就必须进行拆迁等等，这些费用就更高，所以我们可以在开发之前就提供服务，这样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引导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的减排也是非常重要一个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去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减排的措施都是国家级，而不是以城市的角度来开展的，这里可以看到现在在斯德哥尔摩环境机构的分析，通过提升建筑物的效率、交通的效率、照明的效率，可以减排15%到20%。

　　我们再看一下能源的生产，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需要使用这个非碳的发电来源。在以后的五年中风能和太阳能的成本会降低58%-78%，传统的化石能源的发电大约是每兆瓦小时40美元到140美元。风力发电有竞争力，太阳能也越来具有竞争力。但是风能和太阳能的利用依赖于天气和日照的长度，现在还需要能量储存技术的进一步的发展。风能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的家庭用电，而现在的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平均用电比OECD国家低很多，现在我们新的技术的使用可以提高我们的效率，比如说我们可以监测实时的数字，使用智能设备和仪表，使用新能源或者新型的车辆去。新的系统也会有所助益，比如说无人机和机器人。这些可能有颠覆性的影响的。而且很难去进行预测的。新的技术也会带来很多风险。我们必须要让我们的技术是可靠的，强大的，并且能够抵抗这个黑客的袭击。

　　这些可能是更加的具有未来观点的，看起来似乎和发展中国家是没有关系的。但是，现在在里约热内卢已经有一个控制中心六百多个员工，他们协调30多个政府机构之间工作，实际上这是一个大控制室。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绿色智能城市试点，在中国天津正在建立生态城市，在韩国的(桑多 音)还有在阿拉伯联合国酋长国的(玛斯多 音)，还有肯尼亚的(桑家 音)技术城，刚才讲了印度2020年的时候会有一百个智能城市。现在我们需要做出技术的选择，可以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技术，就像IBM——他们有基本的软件来控制所有的措施，或者是说可以开放的数据。这些系统也是有现成的例子的，如果说想要有工程上的效率的话，可以需要从上往下的系统，如果是提高客户服务需要一个开放的系统，就需要仔细的进行选择，对于中国我列出来了七个需要关注的区域，第一个是人口的问题，我认为在以后的四十年中，现在抚养率增加了30%，这将会有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影响。这个比城市地区多四亿人是更大的问题。

　　关于城市地区，中国城市化的区域的密度正在减少，而且减少得非常快，这是过去的三十年中观察到的趋势，我们应该停止这种情况，然后稳定城市的密度。关于治理，关键的问题是说在在职能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现在没有综合的规划，也没有大都市区的协调规划。还有城市融资，现在我们需要改革地方财政来源进行改革，减少土地财政的收入。在十一五计划中提到的房产税，现在是十三五规划了还没有实行，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另外是需要去注意市政机构的借债的活动，现在有的地方正在做。还有住房的很多建设，现在需要大量的经济适用房，那么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他的开展比较慢，还要考虑环境等问题。显而易见，城市的空气质量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与此同时还要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技术方面，中国使用了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但是在中国也需要非常关注形成创新，创新不总是从上到下的。谢谢。

　　主持人：非常好的想法和发言。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想要城市化，必须同时要有市场自由和政府控制。市场不能太自由，也需要控制，自由太长时间的话也是需要政府控制的。我也要控制时间。我特别希望让你们给我们大学的学生上课。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

　　郑红亮：很荣幸来到这么一个高层次的论坛，因为时间有限，我的PPT就大致翻一下，主要是三个问题，中国城镇化的经验、问题和改进的计划。

　　第一个是主要的经验：工业化带动的城镇化，这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出现了贫民窟，工业化过程赶不上，城市化过份超前发展，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农民可以进城务工经商，原来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不允许，农民进城的话就是盲目流动，现在农民逐渐可以进城工作了。

　　第三个是地方政府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比较高，原来城镇化比较低的时候，城市土地的价值没有被发现，地方政府通过加强基础设施，使土地的价值被发现了。地方政府发展城市的过程中，其资金不可能都是上级给他充分提供，所以通过地方政府土地开发筹集这些资金。

　　第四个是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很好的结合起来。比如，江苏南部的华西村就是个典型，农民是通过城镇化，发展工业过上了富余的生活。

　　再一个是像浙江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例如桥头钮扣市场，这是比较成功的发展经验。

　　主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本来相互之间应该是形成良性的互动，但是客观上我们城镇化是落后的。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的城镇化落后于土地的城镇化，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原因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前面讲了土地财政，是优点，但是后来说过分发展了，就是是走了极端了。那么就是说地方政府为了多卖这个土地，拼命地圈地，使这个城市的规模过快地扩张。

　　第三个就是说土地财政的扩张，使房价过快的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图中是2011年在杭州打工的人所居住的地方，中国人把这种居住条件叫做蜗居。

　　第四个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大城市膨胀，中西部城市尤其是中小城镇发展比较滞后，大城市的问题非常多，交通问题，像北京的雾霾问题等。

　　主要的改进的措施，我们国家在去年三月份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一直规划到2020，比较详细，大家有兴趣的可以详细看。另外国家城镇化发展有些试点，成功的话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地方。

　　这里有几个要点，一个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刚才胡教授也讲到了。第二个是“四化”怎么样同步，就城乡统筹兼顾。第三个是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户籍制度。

　　昨天蔡副院长和李实教授都讲到了户籍制度的改革问题，如果户籍改革制度成功，就能够改变所谓出现的逆城镇化。蔡副院长举一个例子，到了40岁在城里落不了根，就有可能回到农村去，这确实是严重的问题。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户籍改革成功了，让农民工成为城里的人，与市民一样享受同样的待遇的话，有可能带动他家里人，三口之家或者是把父母带到城里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城镇化是很大的推动，所以户籍制度改革非常重要。

　　最后一个是说怎么样优化城市群。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城市一体化。那么就是说一体化了以后，可能说北京城的居民和河北的这个居民享受同等的待遇，就没有必要都挤在北京市了，可以分散住到其它的地方了，这可能是一个出路，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部长先生的发言，接下来我们有请林竹先生，他是中信地产的副总。

　　林竹：首先非常感谢主办方、友协和北师大新兴市场研究院把这个国际问题带到了北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就分享三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第一个是关于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的思考。因为现在我们是这样的：今天大家看到了很多国际化的数据，包括一些经验。是不是整个世界上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城镇化发展的道路呢？从我们中国自己自身发展的过去二三十年来看，应该是不存在的。最近我们在做一些非常实际的项目，就是说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我们的公司做了很多的综合的开发，这些项目在国外来看的话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规模以十平方公里为单位。这样在欧美的国家来看的话，已经是不可理喻了，很大了，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我们司空见惯，今天的在座中有一些从事规划设计和开发的单位，从从事这种以平方公里，以千亩级为单位的开发，是一种常见的状况。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大规模发展状态下，我们感觉到就是说中国的整个的城镇化的发展的道路，应该是完全的基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

　　这两个制度决定了整个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机制、经验，完全有别于发达国家，当我们站在今天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去看发达国家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他的状态当成我们学习的经验，这个应该可能只是个误解。状态是可以参考的。比如说当某个国家的整个城镇化率达到80%，90%，或60%时是什么样的状态，现在的状态，以及这个状态下对应的优势如何，怎么样从30%变成为50%，到80%——整个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验有用。但是，这个过程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山的山顶只有一个，但是各国的上山路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经验。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关键的体会。中国以及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寻找自己的出路。这条出路主要的根基是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以及由两个制度延伸的一系列的金融制度、产业发展的制度等等。这是好还是坏，完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好或者是坏。但是我们可以比照和参考。

　　第二个是在整个中国的发展中，我们结合政府和市场，我们刚才胡必亮教授讲了，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开发商的角度，和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不同，和政府看到的不同。我们非常赞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新的新型城镇化的解读，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走向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的方向。政府依然是处在引导地位。政府引导，市场主导，过去的2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城镇化，如果说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的朋友来说，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能够有那么快速，每年平均1.5%的百分比的增长的城镇化率，因为政府强力引导、强力主导，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城镇化的成就。但是今天的城镇化率已经到了50%了，我们从27、28到现在的五十，那么五十以后怎么走？是不是还是政府引导，政府主导？我们从我们最新的新型城镇化，以及国务院一系列的中央的城镇化的精神文件里面解读到，我们整个中国的城镇化需要改革，千改万改最关键的是如何发挥市场主导的地位。我们从市场的运作这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非常支持以市场为主导的城镇化的发展方式。

　　那么用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对应市场主导呢？关键是商业模式。政策已经转了，我们从中性的实践来说我们探索了一条自身认为是正确的道路，叫做城市运营的方式。我们和地方政策共同探讨开发相当大片的城镇的开发的时候，我们主张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模式，就是城市运营，我们把它理解为urben operation，就是说把这个里面所含的东西打包交给一个市场来做，这样的话会走向可持续的状态。这种商业模式的改变也非常对应世界上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大概是在50%以后的城镇化，对于这种城市来说，他的关键点已经不是发展的问题了，更多的是要管住它，要进驻它。因为我们是市场上跑步的人，我们接受这些行为。

　　第三个是一个建议，今天很多的朋友到了北京，我们能否建议成立新兴市场的城市联盟，这两天产生了一些有关产业联盟的说法，是不是城市联盟因此可以建立。在明年我们会有联盟的主题了。大家可以交流，从巴西到南非到中国，不同国家的经验能够互通，能够交流，这是我分享的三个体会，谢谢。

　　主持人：谢谢您，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发言。下一个发言，南非农业开发与土地改革部长。

　　古吉莱·恩昆蒂：非常感谢。今天的讲话谈到了六个问题，我也会从不同的方面来谈这六个方面，我们看一下一体化的发展，综合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其中我们在南非也在谈这个城市的综合化发展。我们要立足于历史，很多这个情况每个地方不一样。在南非，如果要想进行很好的城市规划，电信设施和交通设施是尤其重要的。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制定框架来涵盖这些内容。我们还有一个2020年的计划。我们要考虑到各种可能性，如果说规划不好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非常灾难性的后果，而且我们要考虑到气候的变化等等在气候变化中的其它的因素。

　　所以说城市的发展方面，我们要考虑到城市的历史、可持续性的发展、城市的增长，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我们都要考虑进来。

　　南非的情况是实际上有两种经济体，一种是富裕的地方，他们和国际的市场连接非常强；另外一种是非常贫穷的经济，黑人经济。我们要考虑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联系很重要。过去，黑人只是为白人提供服务。南非有非常复杂的情况。我们政府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联系过去是黑人被白人剥削，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

　　这个农村地区也是非常广大的市场，非常主要的出口的来源，所以说我们要进行改革，我们的城市化要考虑到我们的历史问题。

　　第二点，我们应该鼓励农村地区的商业的发展。南非有一些欠发达地区，其中蕴含着很多发展机会，过去就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我们要往前看，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要着重于发展哪些发展的机会。

　　我们和肯尼亚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们也派了一些代表团去肯尼亚学习他们的经验。比如说怎么样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我们在肯尼亚学习了一些经验。

　　而且我们也到中国，希望学习一些中国的经验，我们在农业方面存在着一些相似点，到2030年，我们也希望经济能够进一步可持续性的发展。我们需要南非的最大的商业银行为我们提供这种战略性的支持。

　　他们也做出了一些贷款的承诺——每年10亿。所以接下来的几年当中，他们将提供大笔的资金用于这个城市化和城市的发展。我们要对于他们的投资进行保护，其中有一些是他们的投资，有一些是由政府进行投资，每个人都想对这些大项目进行投资。所有的这些都需要很好的物流，我们需要很好的安排，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价值链上能够进一步地往上走。

　　大家对非洲的投资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未来十年，南非有着非常多的投资的机会。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人：你说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的是一位非常尊贵的嘉宾。他之前在世界银行工作时主要研究土地方面的问题，欢迎您。

　　安东尼·佩莱格里尼：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胡教授，首先我要祝贺您不屑的努力，你让这个论坛非常成功，非常感谢您。今天我首先来接着我的同事英格拉姆讲的城市化问题，我将探讨其中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方面的挑战，我来具体地说一下。

　　我认为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实际上有不同的方式，有主权担保，这个主权担保，在中国市场上非常可靠。而市政府的基础设施是由市政府来进行担保的，市政府的担保对于投资者来讲可能不像主权担保那么让投资者放心。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城市基础设施融资是不一样的。城市的投资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这个风险大家一定要了解，而且一定要很好的管控这些风险，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能够获得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主要三个原因，为什么城市基础设施非常重要，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城市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对于城市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能够支持分销体系，能够支持物流体系，能够让这个城市更加高效的运作，并且减少障碍。所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对于支持经济的发展，以及全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点是基础设施为什么重要，对于居民来说非常重要，能够保证人们的健康生活非常重要。实际上城市基础设施对于穷人来讲比富人来讲更加重要。因为富人总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能在城市最好的地方居住，而穷人可能就要在一些缺乏基础设施的地方居住。

　　所以，城市基础设施能够减少贫富差距，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水的设施，基础设施，交通设施等等。

　　第三点是投资需要能够改进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下水道系统，水污染会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刚才讲到海平面上升会对海边形成很大的威胁，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重的国家中，前十个有五个在亚洲。基础设施可以提高城市的灵活性和强韧性，能够加强对于地震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且我们要提升公共交通设施。

　　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城市，甚至是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提供都非常不均匀的。世行的数据显示，3亿城市居民缺乏水和卫生，城市地区有2千多万人没有办法有安全的饮用水，安全的饮用水的定义是居住一公里之内是有水管。城市地区有9亿的人没有获得基本的卫生，我们提供体面的基础设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在北京可能很难去想象在没有基础设施的地方是怎么样生活的，北京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棒的。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你可以看到在后面的CBD的摩天大厦，但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贫民窟，像这样的情况，不仅在菲律宾非常常见，同时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是很常见的。

　　下一个幻灯片。这是在印度的Hyderabad，印度在过去15年中经济增长是很好的，而且是崛起的经济力量，但是它在提供体面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城市是印度管理最好的城市之一，它有四百万人口，也是印度的高科技城市，有世界一流的大学，IIT，他的毕业生是在世界各地都非常的抢手。尤其是在硅谷，它有世界一流的地铁系统，但是如果看一下基础设施的指标的话，80%的人口每天只有2个小时的供水，还有的人每过一天才有供水。城市中有1470个贫民窟，总人口是14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大部分这些人至少在贫民窟生活10年，有的人要生活超过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这是某些金砖国家的人口的情况。印度是金砖国家之一，印度的城市人口将会是在现在到2050年在以后的35年中会增加四亿人口，这意味着印度每两年就要有一个新的孟买，因为孟买是2500万人，中国的人口到2050年会增加38%，增加2.5亿人口，等于说每三年要建立起来一个新上海，即2500万人。

　　英格拉姆先生给大家展示了私营部门投资在基础设施的情况越来越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私营融资是我们进展所急需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私营部门的这个方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是按照行业来去分布的，金砖国家的私人部门的资金大部分是道路和电信，现在电信也有很多的私人投资，大部分的是纯私人投资的。也有些私营部门的资金进入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于水和卫生。但是远远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城市基础设施在城市的废水，污水沟和人行道，那么现在不产生任何的收入，所以没有任何的私人投资——私人投资需要收入。

　　所以，这些钱应该是从哪来呢？现在问题是，地方政府在考虑有风险的投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们觉得这些投资有风险，是有道理的。他们金融系统比较薄弱，而且也没有办法控制收入，他们的人手也不够，有的时候他们的员工没有这样的培训，也没有这样的技能，他们也没有项目开发和项目评估的能力。

　　地方政府没有被国家或者是省一级的政府重视，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只能靠自己，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让省级政府去了解他们的情况，所以他们地方政府是处于不利之位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金融机构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来进行投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风险，但是世界各地都有一些例子，他们成功的去管理了这些风险，并且展示了这些风险是可以被管理的。而且地方政府可以长期来去实现这些项目，而且损失非常的小。比如说这个是印度的城市(汤姆纳多 音)，还有南非的(英卡 音)，私营部门专注于向南非的市政府提供基金的。还有就是说巴西有一个市政基金。他给很多的州提供经费，而且没有什么损失。在南非有另外一家商业银行给这个地方政府的供资。在墨西哥他们进行了金融改革，然后他们振兴了像地方政府的借贷，然后还有一个例子是市政借贷基金，这是在菲律宾，然后还有土地银行，都向政府来提供贷款。这些是我们在这些研究的案例，因为他们展示出了在地方政府贷款上面并不是注定是一个赔本的生意，甚至这个坏账率比一些同样的国家的商业银行的坏账率还要低。

　　但是关键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框架。所以最后我想要说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不管给是国家还是地方。

　　所以在国家一级，我觉得可以提高地方政府的责任和独立性，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想要为地方的领导提供激励措施，能够让他们去担当，然后有独立性。第二点，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融资架构：菲律宾地方政府可以直接设置地方政府借贷的最高额，比如说这个是可以，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在他们的规定中，有一个公式，他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借债率，而且这个还债的情况，然后看你们的要求，申请新的债务，然后年度的还本利息大约是20%，但是他对于当地政府，本地政府的借款是有一定的限制的。

　　墨西哥的方法有所不同。他是要求地方政府能够获得两个不同的信用评级的机构两个信用评级。不管是从银行还是发债券来说，信用评级都保证他们的借贷是谨慎的。

　　另外一个金融框架可以去解决抵押问题，地方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抵押，有的时候可以是土地，也有可能是房屋，有的时候不能用来抵押，总体来说可以有更高一级的政府可以向地方府提供一定的资金，很多的地方是可以通过中央的财政把一部分的收入流向地方政府，这可以作为贷款的抵押，这个世界各地的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刚才我提到了金融的中介，金融中介也是我们的解决方案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经验显示金融中介是对于地方政府有专门研究的话，他们也可以以更好的条件在金融市场上来借贷。这尤其适用于中小型的地方政府，他们如果进行纯商业借贷的话，是非常的昂贵的。

　　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这些补贴有可能会挤出私营部门的资金。国家的补贴总体来说是一个好事，原则上来说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在设计上需要确保它不会取代私营的借贷，应该去利用这种补贴起杠杆作用，利用更多的私营资本。比如说他们是有一些地方把公共补贴变成保证金，然后成为他们发布的债券的抵押，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获得的补助放在一边不用，但是他们获得的投资资金却是三倍那么多。

　　地方政府需要做很多的事情。首先是员工的专业化，尤其是金融人员、会计人员还有资产管理人员、税务人员、注册人员，投资规划要进行改善，还要进行提高透明性，不仅仅是说在保护腐败的问题上，还要向公民提供信息，提供信息可以是金融合作伙伴，帮助金融伙伴了解你们城市。还有信用评级，信用打分不仅仅是由金融机构所要求的，同时对城市的管理人员来说也可以形成改革的清单。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说你什么什么地方做得不太好，这可能正是你改革的目标，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佩莱格里尼先生。接下来我们有请日本国际协力研究所副所长北野尚宏先生。

　　北野尚宏：非常感谢胡教授，我非常感谢您照顾我要赶飞机。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些例子，中国怎么来使用发展援助，不仅是满足去填补金融上的空缺，同时也要产生新的技术。我来讲的南南合作的问题，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从90年代开始，日本在1979年开始的发展阶段，用了350亿日元援助中国的发展。青岛是日本在中国建立起来第一个新型港口，我们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分两期来使用官方发展援助，目前已经完成。青岛的政府用了PPP去动员国内和私营的融资，来进行第三、第四阶段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模式。

　　结果是2014年的时候，港口的出入吨数达到五亿吨。他们使用了这个官方发展援助，建立起来青岛经济发展区基础设施。这是1985年的照片和2009年的照片，2010年有很多的日本公司投资于青岛经济开发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基础设施先行，引进了外商的直接投资，去促进经济发展和合作。

　　下一个例子是水的处理，我们是在城市地区把一些废物，从城市地区运到农村做化肥，上海由于我们城市化失去了一些农耕地。在80年代的时候，我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日本学生，研究了这个问题。自从北京的废水处理厂建立起来，发展援助来把这个系统扩张到59个城市。现在怎么去处理这个污泥，这是很难去进行循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应对这个问题。在90年代末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的组织政策进行了研究。着重于这个上海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后一个报告提出了三个政策建议：对于城市人口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能够保证城市的安全，这个研究的结果对于传统的想法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说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也包括了我们要实现可持续性的城市的发展，加强城市的灵活性。这个例子就是三角洲地区，这个项目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加强的人们的安全而且提高了流动性，对于三角洲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在建设和运营的时候，安全能够得到保证，这给他们很大的鼓舞。第二个就是说绿色的技术了，引用了绿色发展，清洁发展的机制，然后引入了妇女的参与。

　　非常祝贺胡教授建立了南南合作中心，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了这样一个中心。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南南合作的一个例子。在拉丁美洲，我们国内的机构和拉丁美洲合作进行防灾教育。墨西哥在80年代经历过地震，我们和他们进行经验的分享，我们怎样能够在建筑中来建立一些非常防震的建筑，最终，在2014年政府出台一些防震建筑的标准，对于政府来说非常关键，我们要分享我们的知识和经验给其它的国家，这是非常关键的。这样的话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所以我们在全球全面的合作有很多的可能性。谢谢！

　　主持人：最后一位嘉宾是来自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的刘主任。

　　刘志：我今天的演讲主题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胡教授的要求来讲这个问题。我非常的高兴能够来到这次的小组讨论，原因非常的特殊，因为我有两个前老板都坐在台上，一个是银行的格里高利·英格拉姆，我们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两年前他把我招进银行，我目前是在北京大学林肯中心工作，我跟随他们的脚步来谈谈城市化的问题和融资问题。

　　这两年我们知道中国的城市化不完整，主要是因为户口的因素。如果说户口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农民工不能把他们的家人带到城市，这造成我们新型城市化的主要障碍。

　　城市化在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取得了非凡成就，我们修建了很多的基础设施支持城市化发展。我们土地方面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这个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城市土地是国有的。我们国家在全国把土地转化成城市土地，土地转让没有按照市场的价格，而是以建设成本来出售。很多的非洲国家他们也在学习中国的方式，这个方式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一些社会的问题。。

　　这个十年中，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占到了当地政府的一半的收入，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对于城市来讲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土地财政带来了很多的问题，现在的房价非常高，使大家都买不起房，而且我们政府还有很多当地的债务，对土地的使用也有很多的浪费，带来了很多的社会冲突——当地的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土地财政带来的恶果。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我们有新一轮的改革，包括和城市发展相关主要的改革，如户口改革。中国也将把农村的土地和城市的土地进行一体化，让农民有自己的发展的潜力。在城市的市政方面，中国考虑引入房产税，来脱离以前的发展模式，即依赖土地财政的模式。我们来做一下比较，过去的城市化和新城市化有什么样的区别。户口在新型城市化当中是逐渐的消退。如果能让人们能够到城市来，能够享受到城市的这种服务，这也就是意味着当地政府需要支出更多。另外是土地方面，我们需要避免对于土地的过度的开发，这就是说政府不能太多的依赖土地财政，对于政府的收入来讲会有个问题。然后就是说融资的问题。刚才已经解释到了当地政府的融资是怎么样支持城镇化。

　　现在预算法对当地政府的债券有一些新的限制，所以现在的问题是钱来自于哪里来支持新型城镇化。这个不具体的说了，因为刚才格里高利·英格拉姆已经列了一个单子，到底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做，在全国层面到底当地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我想中国政府已经考虑到了这些问题，并且采取了行动，找到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和实现城市化。我来总结一下之前发言人讲的两点：房产税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好的税收来支持城市化，就没有可能公共投资来促进城市的发展来给城市的发展提供可持续性的资金。

　　第二点是当地政府管理的机制，现在对于当地政府的借钱已经找不到借钱的地方了，我们只有一个渠道也就是说省政府发行债券，但是这个在未来是不够的，他不能给新型城镇化提供足够的资金。所以说我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加强当地的债务管理的体系，这样的话未来政府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获得融资。最后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对于市政府来讲，他们需要来对他们的资金融资进行管理，今天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所有城市，可能就一两个城市才知道怎么样管理当地的债务，他们知道怎么样管理这个基础设施。知道怎么样管理他们的资产，这样的话可以让他们的基础设施带来很好的效率和效益。我们现在在规划和预算之间还是存在着差距，因此我们需要加强当地政府的能力，这样的话政府才能够像一个家庭或者是一个公司一样可以很好的管理自己的财务。

　　接下来的几年中让中国能够真正的脱离现在的困境。我们需要研究房产税，需要当地债务的管理机制，需要加强当地政府的能力。谢谢大家。

　　胡必亮：好的，我们这次的讨论，嘉宾们是真正的专家，都做了非常好了准备，如果看一下他们的PPT，都可以出书了。但是我作为主持人在时间问题上做得不够好。

　　接下来我们进行闭幕式，我有请哈瑞尔达·考利先生。

　　哈瑞尔达·考利：非常感谢，胡必亮和我一同共同来主持了这些开幕式和闭幕式。从某种方面来讲，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这么快的就到了闭幕式环节，也就是说一天半的时间，对我来讲，非常的激动人心，我们有非常有收获、非常丰富讨论。

　　现在我们很快的来到了闭幕式，对于我们来说时间过得非常快。因为我们已经比较晚了，所以我尽量的简。我的同事们，我的朋友们，还有胡必亮和我一起分享了观点。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是不是胡必亮：可以先分享一些关键的观点，然后我再回来。

　　胡必亮：我想我最好用中文来发言。

　　非常感谢大家，这个会议要结束了，我就简单的，因为时间的原因，简单谈一下我的三点感受。第一，因为这是一个总结，要总结起来这个内容很多，我谈我自己的三点感想。第一点感想我们这个会议很重要的一点，我的感受是拓展了、扩张了新兴市场的涵义。我在资本市场做过一些年，在资本市场上，新兴市场实际上是一个投资的概念，最早就是说你私人投资的汇报比别人高，你有投资的机会，所以是一个投资的概念。我们这次会议一个很重大的进展，就是把这个定义延伸到其他的地方。这对于我们的教授，我们的理论学家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很多专家学者和国家的前领导人，前政要，把这个概念拓展了，这应该是对我们过去理论的发展，但是同时对我们理论也是一个挑战，我们要做出解释，那么拓展在什么地方呢？是一个单纯的投资的概念，扩展到了一个发展的概念。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很多关于经济发展的问题，讨论了很多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还讨论了很多的关于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发展，那么新兴市场即使有短期的投资机会，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这次会议从投资概念扩展到发展的概念，是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贡献，如果没有发展，单纯的讲投资这个机会是不可持续的，不可长久的，这是第一点，几位前政要在这里也做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托来多总统，他的演讲非常精彩，大量讲到了发展的问题。还有孟加拉国的前总理，肯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前总理，三位领导人都谈到了很多关于发展的问题。所以这次会议在理论上有重大的标志性的意义，只不过他们提出来的问题，需要我们做研究的人应该去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二点我的感受关于如何来促进新兴市场的发展，那么这次会议，我觉得提出了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提出了要加强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强调了南北合作，因为北方发达国家有很多的技术可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他的知识转移，技术转移，甚至是产业转移，中国政府快速的发展就是因为发达国家产业向中国大规模的转移，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忽视了南南合作。很多的领导人昨天见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时候也提到的南南合作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趁着这个时机成立了北京师范大学南南合作中心，所以我们快速呼应我们参与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响应习总书记关于南南合作的倡议，建立中心，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第二个是深化改革，这次会议讨论的很多改革，包括两个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国内的改革。国内对相当大的改革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个是制度的制约很多，刚才我们讲了城镇化，讲农村发展和各个方面都是有制度的制约，因为我们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制度不完善，必须要改革，但是要避免误区，改并不一定是完全跟随西方国家，也需要创新。内部的改革很重要，外部的改革也是很重要，比如说康德苏先生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要改革，如果外部环境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再怎么弄也是没有用的。现在美国有霸权体制，老是一个国家控制这个世界的货币，美国人没有债务债权的概念，他可以拼命的印钱，可以拼命向一个国家借钱，这个环境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的。还有很多的贸易国家体制也是这样的。所以要把所有的最贫困的国家，最中等贫困的国家和发达国家放在合适的、合理的框架里面，国际的框架秩序里面，这才是公平的制度。所以国际上也要改革，这是第二点，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内部和外部，我们都要做改革。

　　那么第三个就是从长期来看，第三个问题未来新兴市场发展的前景如何，从短期来看，现在是哀鸿遍野，整个新兴市场国家一片哀歌，并不看好，但是我们的研究和分析这个会议，从中期来看，应该是谨慎乐观，是乐观的，但是需要持谨慎的态度，但是如果从长期来看，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新兴市场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本的发展方向。今天受到时间限制我不说的，至少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很多的比较优势，是不是？有资源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的红利，有人口的比较优势，也有人口的红利，可以得到制度的红利，这是发展和发达国家所没有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还有一个后发优势，我们是后来者。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学习成本比前发国家，先发国家要低得多，你看中国北京的现代化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效率，就是说比发达国家要快，要好，为什么城市化发展这么快，利用了现代的最新的技术，不需付出成本或者付出的成本很少，我们是后发国家，有后发优势，还有别的理论可以解释这个新兴市场发展的前景，是非常辉煌的。

　　昨天我们见国家的领导人的时候，领导人的演讲跟我们讲得非常好，他也提出了这一点，我们也认同未来发展，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所以长期来看，我个人，我想我们这次会议也基本上形成的共识是非常乐观的。

　　我想谈这三点感受和体会，也是这个会议跟我形成的三点看法，这个对于我当然很重要，我希望对中国，对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对所有的跟我们共同感受的这些国家的人民，都有共同的感受，这个事情就好办了，谢谢大家。

　　哈瑞尔达·考利：非常感谢您刚才的发言。这是非常深刻的思维，您在过去三年中作为北师大的院长一直在筹办这个论坛。作为联合主办者之一，我要感谢所有人，尤其是要感谢一些特别特殊的人。首先是我们尊敬的论坛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的来到这里。托莱多总统，他来自于秘鲁利马，如果按照飞行的时间来算你可能是第一名，你可能要飞18-20小时，非常感谢托莱多总统，他在准备下次秘鲁的总统大选，他会抽空再来这里；但是如果他真的当选成总统的话，没有议会批准他是没有办法来去参加我们的论坛的，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总统是不能随便出行的。但是，我非常的希望将来还是您将来能够当选总统，也非常感谢您来这里，

　　艾哈迈德从华盛顿飞来的飞了14个小时，奥廷加飞的时间更长，可能跟托莱多总统来这里的时间差不多，也非常感谢您，加西亚行长，他是我的老板，是新兴市场论坛的副主席，希望他非常的满意。我们另外一位联合主席康德苏，今天早上已经离开了。但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还有胜茂夫校长，他在五年前创造出一所亚洲一流大学，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还有渡边博史，昨天下午必须要离开，因为他在欧洲的三个国家还有预约，我们非常感激他，也感激所有的发言人，包括我的好朋友，他给我们设置了这个非常高的标准，我们也看到了他准备的背景文件和他的PPT。所有这些发言人非常感谢。我也要感谢你们的员工，他们非常的努力来筹备这个论坛。还有所有的这些志愿者，还有感谢对外友协和北京师范大学，我们必须感谢所有的这些表演者。我真不相信他们是学生，他们的表演实在是水平太高了，所以非常感谢来组织这么好的会议。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传统的要求，在这样成功的会议之后我们有一个宣言，尤其是第一次会议之后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宣言，像刘川生女士所说的，千里之行，第一步是最难的，所以我们已经完成的第一步。

　　请胡老师和我们分享一下《北京宣言》。

　　新兴市场北京宣言

　　(2015年10月20日，北京)

　　2015年10月19-20日，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联合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新兴市场论坛，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召开了“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论坛是在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刚刚通过后所举行的一次重要活动。孟加拉国前总理法赫尔丁·艾哈迈德、肯尼亚前总理拉伊拉·奥廷加、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卓奥马尔特·奥托尔巴耶夫、秘鲁前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等前政要，南非农业开发与土地改革部部长古吉莱·恩昆蒂，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拉丁美洲开发银行行长恩里克·加西亚、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行长渡边博史、世界银行前副行长胜茂夫、亚洲开发银行前常务副行长拉贾特·纳格等国际组织的现任或前任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刘川生和校长董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美国新兴市场论坛执行主席哈瑞尔达·考利、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等主办方负责人出席论坛。

　　新兴市场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力迅速提升，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影响世界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满足人民基本需求、减缓贫困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步。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经济增长下滑、货币贬值、失业率上升，有的还伴随着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兴市场国家政府应继续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推动其经济社会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新兴市场智库机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应努力承担起重要责任，为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建议，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们支持联合国发展峰会所通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这个议程为新兴市场国家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为新兴市场国家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提供了有益参考。

　　我们支持在继续坚持和强化南北合作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促进南南合作。

　　我们支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提出的探索“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和“创新的发展”的思想及其在南南合作圆桌会上提出的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联合各相关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早日投入运营等具体行动计划。

　　我们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根据新的形势与历史使命，成立“南南合作研究中心”，具体研究南南合作的理论与实践，提出深化南南合作的政策与措施。

　　我们建议，继续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制与制度改革，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参与度，为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环境。

　　位于中国北京的新兴市场研究院和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新兴市场论坛都是专注于新兴市场研究的专业性新型智库机构，也是十分密切的合作伙伴。经过多年的努力，在新兴市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研究成果已被新兴市场国家政府所采纳、应用。在新的严峻形势下，新兴市场智库机构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与会各方感谢各位政要、多边开发银行负责人、国际知名专家学者出席这次论坛，感谢他们对新兴市场的关注与指导，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及其新兴市场研究院、新兴市场论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这次论坛在北京举办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感谢中国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新兴市场的高度重视，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刘川生和校长董奇、新兴市场论坛执行主席哈瑞尔达·考利、北京师范大学新兴市场研究院院长胡必亮以及他们所领导的工作团队为论坛的各项工作所做的巨大努力与良好安排。各位前政要与各相关机构及其负责人同意今后适时再次在中国举办类似的论坛，共商新兴市场发展与南南合作大计，为促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地做出新贡献。

　　各位前政要与各相关机构及其负责真同意，今后实时再一次在中国举办类似的论坛，共商新兴市场发展与南南合作大计，为促进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的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