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聚焦·中国梦想”高峰论坛
王静娴：
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香港亚太ONE卫视的主持人，非常高兴来参加“环球聚焦·中国梦想”高峰论坛，暨2014环球总评榜颁奖典礼。
首先要带给大家看一下主题视频，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非常震撼的视频，从刚才的视频当中，我们也是有看到过去一年当中由环球时报主办一系列的高端品牌活动，包括像首届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论坛，首届环球旅游高峰论坛等等，那么可以说环球时报的影响力，已经是走向了纸媒，另外这个在视频当中也是向大家总评榜颁奖典礼。2013年环球总评榜是在大型调查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是由两组调查组成，包括中国人看世界和世界眼中的中国。这也是环球时报特别举办这次论坛的目的之一。
今天在现场可谓是高朋满座，首先也请允许我向大家一起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各位来宾。
他们是：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还有另外一个论坛，所以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稍微晚一些时候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在这里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就是十一届全国个政协副主席、“中国创业产业之父”厉无畏。
今天在这里是相聚首，回望2014年，展望2015年。环球时报是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纸媒报纸之一，所以在活动的一开始，我们要有请的是环球时报社总编辑胡锡进先生上台为我们致欢迎词，有请胡总！
胡锡进：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我们的会场，参加这个会，也感谢大家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这个会。
今天环球时报主办的这个活动，这是环球时报第四次举办总评榜的这个活动，每一届我都出席。但是都有不同的感触，我们的这个榜单是非常有特色的，它着眼于用全球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表现，评判我们的城市、企业、文化产业等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得与失。同时，也梳理过去2014年，展望2015年。
回顾2014，大家我想都有无限感慨。我今天看到一个评论说2014连评世界十大新闻都不好评，因为太多了。往年2013年出一件大事都不平常了，但2014年大事跌出，我本人去了乌克兰，当时广场已经烧了，还是没有发生战争，当时我问乌克兰人，你们觉得会发生战争吗？绝对不会，谁跟谁打呀？当时有一种预感，真的会打起来，他们都不相信。果然打起来了。2014年首件大事乌克兰发生战争。
2014年马航连续出了两件大事。然后伊斯兰国崛起，又是年底的恐怖袭击，巴黎的恐怖袭击，这么大的事，油价暴跌，这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是政治方面。
你看经济上，刚才说油价这是大事。从我们中国来说，2014年给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经济的格局在很微妙地发生变化，很多人说中国不行了，有很多人在唱衰中国，说美国又成为经济增长中心，印度在崛起。中国的反腐败抓了那么多人，猛地一说，发生的大事都理不过来，事很多。
出了这么多事情，出了这么多问题，中国的城市，中国的企业面临着全新的环境。有的时候这个国家往前发展，你说大国竞争的是什么？有时候就看谁能发展，谁发展得快？好像到了2014年中间有这么一种感觉，比的是谁别乱，谁乱的慢一点，谁出大事少出一点，这样的竞争比谁表现得优秀一点还要重要。
我们中国的企业该怎么做？我们的城市该怎么做？环境在变，和我们的一些战略、行为也要有一些新的思考，包括像我们媒体，媒体都在变。2014年突然冒出一个上海澎湃，特火，火了一阵又没那么火了。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把握不住，作为一家媒体公司，我们真的感觉这个形势变得很快很快，不知道该怎么把握，什么事是重要的，什么事不重要，好像天上飘来一朵云彩，但是到底哪朵云彩会下雨，搞不清楚。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给很多企业，给很多城市提供了很多机会，有些不太作为，恰恰这个时候是一些想作为，有能力的人冒尖的时候。
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什么叫新常态？新常态以后城市怎么发展，我们的企业怎么发展？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模式，需要新的温州模式，需要新的改革家的崛起。中国深化改革说得再多，但是没有一些新的企业家，新的改革者的涌现，恐怕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给很多人很多城市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我们希望今天通过这个论坛，大家能够把一切理得更清楚，也希望中国有更多英雄的涌现，我们很多企业很优秀，继续保持自己强劲的势头，也希望出现更多新的英雄。环球时报愿意为这一切鼓与呼，谢谢大家！
王静娴：
谢谢胡总的精彩发言，相信从胡总热情洋溢的发言当中，让我们感受到了环球时报一直对于中国命运予以高度关怀的。
下面要请出的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先生为我们做主旨发言，有请！
陈雨露：
衷心感谢胡总能够邀请我参加这样一次隆重的盛典，在龙部长、建国部长之前发言，感觉到非常得惶恐。在这里边我想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发言，我想在这儿也作为一个引玉之砖。
正像刚才胡总讲到，经历了2014年，展望2015年的时候，确实现在大家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压力确实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所以在西方的很多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是这样一句话：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是浩瀚太平洋上一艘迷失的巨轮。
这样的一种观点，越来越感觉到现在在一种新的全民意志之下，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通过全面的深化改革，通过全面的依法治国，通过全面的从严治党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应当说路径和目标都是非常明确的。
在全面深化改革当中，2015年金融改革已经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上。五个方面将会依次地展开。
一个最可能率先推出的是银行的存款保险制度。这个制度的推出，是利率全面市场化的一个前提，同时在这里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的共性，就是打破长期以来我们传统体制下刚性对付的观念。非常感谢中国证监会在中国股票市场遭遇四次大的调整过程当中，不管有多少人在证监会静坐，在上交所、深交所静坐，但是始终坚守着股市不进行刚性对付这样的一个底线。
但是我们银行市场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这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不能够走向真正市场化、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坎，一个梗阻。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它是一个巨大的标志意义，就是刚性对付的突破。
第二条线索是资本市场股票发行的注册制。以此为节点，来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的快速推进，并且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实现我们新一轮的企业巨大变化。大家都很担心股票发行注册制一旦推行，会不会让股票市场的价格受到很大的打压，下行压力很大。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从行政化的审批到市场化的约束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性的约束。这种技术性的约束，使得我们真正上市的供给速度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审报表都审不过来，真正按照严格的要求，我们的中介机构为代上市公司真正把报表审完，就这样的一个技术性的约束，就不可能有大面积的爆发式的上升。
第三个，以沪港通的实施和自贸区政策的落实，来逐步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改变。
应当说，沪港通的开通之后，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两个市场之间的收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快，两边价格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个机制的建立，它的中期和长期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也就是说，它真正意味着我们启动了我们资本账户管制的方式。
第四个，是以成熟治理，来全面建设统一开放的债券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建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我们的市场是不是统一的？现在统一市场方面，最大或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金融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把债券市场统一起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债券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是没有办法向前推进的，就是一个极不成熟的资本市场。
第五点就是以地方债发行为起点，进一步丰富中国大的国债市场，无风险基准利率的形成机制。无风险基准利率的风险机制，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实现转型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对在我们的大国债市场真正形成之前，我们无风险基准利率就很难是一条非常好看的曲线。中国资本市场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型的任务就很难完成。
所以上述的改革，就是在四个全面的基础上，在全面深化改革里面被列为15年重中之重的金融改革的五大线索。这五大线索的指向，我认为就是新常态的非常核心的一个目标，就是十年的新常态期间，我们一定要实现中国无金融危机的可持续增长。
有的同志讲，无金融危机的增长好像是一个非常低的目标。但是我们说这中间的内涵要求是极高的，因为在所有的完成了国家崛起的先崛起和后崛起的国家里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都经历过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洗礼。跨国金融危机实现的崛起，没有跨国金融危机的又重新沦为二类、三类国家。但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在新常态未来的十年内，我们能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是没有选择的。因为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中国这样的一个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国家，一旦我们出现了金融危机，它是注定要中断民族复兴的进程。因为我们一旦出现了金融危机，是没有人救我们的，而且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也没有人能够救得起我们。
因此，在无金融危机增长的过程当中，在十年里面，还有另外的一个要求，它必须要求我们这个目标的实现，实际上的一个潜台词，就是要求我们十年之内必须要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
2025年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第一到2025年，我们经济的总量会成为世界第一位，这是人民大学的宏观经济研究团队2011年算的，平均按照每年中国经济的总量，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年均所较7个百分点，到2025年按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计算我们实现超越。现在应当说越来越多的智库机构，开始向2025年这样的一个临界点进入。
但与此同时，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也是到2025年，考虑到我们现在的单独二代政策，到2025年65岁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到14%，我们也达到老龄社会的标准。所以在这样两个目标，在十年之后聚合的时候，我们要实现一个无金融危机的可持续增长，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要基于中国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产业革命的基础上，又要形成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架构，才能够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目标里面，我们需要按照什么样的新常态下的新的金融思维来构建我们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我想我个人觉得是不是这样三点？
第一个，我们还是在深化金融改革当中，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方法论。应当说，在十世纪前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都已经具备了跟后来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条件基本一样的技术储备，我们古代四大发明的技术，都已经基本具备了大规模产业化的条件。但是，当我们相对成熟的创新技术在等待巨大的产业化资本支持的时候，我们没有等来。也就是说，在明清，因为我们重农抑商和海禁，及闭关锁国两大基本国策，几百年之下，我们始终没有等来一个能够支持四大发明产业化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出现。
因此，我们要在未来的十年，要真正让中国的金融体系现代化，必须要坚持改革和开放这两大方法论。因为这两大方法论针对的就是我们遭受了明清痛苦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两大失败的基本国策。
第二点，新的现代金融体系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产业革命的完成。
英国在十八世纪的后半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为这次工业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是英国创造性所缔造出来的商业银行体系，也就是说是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发明和创造，为英国的大规模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支持。
而100年后在19世纪的后半期，美国成功地完成了第二次的工业革命，为这次的工业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是美国的投资银行体系，也就是说美国创造性的缔造了投资银行制度，保证了一个新技术的采用和新的生产设备的革新，使得它取代了英国的位置。并且在随后的120年的时间里面，就是这种投资银行制度，帮助美国完成了五次大的并购浪潮，这五次大的并购浪潮，也让美国五次从大的金融危机当中重新的崛起。所以，带来了美国120年作为世界第一强国。
在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看到，中国要完成自己的产业革命才能真正地变成世界的第一强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我们构建属于这个时代，也是属于中国内生的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个现代金融体系应当是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
英国的教训在于商业银行体系虽然立了大功，但是这个商业银行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注重了稳健性，但是因为商业银行体系过渡的垄断和集中，而失去了效率性，所以英国没有再抓住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会。
而对于美国来说，美国的投资银行制度，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在采用和激励新的技术方面具有巨大的活力和推动力。但是，投资银行制度，又带来了另外一个致命的硬伤，这就是经常会存在脱离实体经济而泡沫化的倾向。
因此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经济自由主义在美国政策化以后，陆续出现了越来越磅礴的金融危机。2008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使得美国的金融产业及其服务业在美国产值当中的占比曾经超过一半，所以美国金融立国的战略，因此在反思当中受到了很大的批评，所以才有了再工业化的战略，再产业化的战略。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应当汲取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构建，我们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作为一个金融大国来讲。一方面要提高它的竞争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在它稳健的功能，我们是要坚持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投资银行体系在产业结构优化方面独特的作用，它的效率性，也是我们应当接受的。但同时，通过宏观金融审慎的监管，来避免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这也是我们应当接受的教训。
第三个方面，就是“十三五”、“十四五”及其十年以后的产业战略安排，也是我们新常态下金融应当服务于什么，应当找到精准的发力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清单。
应当说，在“十三五”期间也好，在“十四五”期间也好，还是在“十四五”之后的十年之后也好，我们迫切地适应新常态下需要支持的产业，一定是既能够稳增长，又能够调结构，又能够惠民生多赢的项目。这样的项目应当拿出清单，比方说我们的互联网产业，满足信息消费的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比方说我们的养老产业的发展，养老产业一边是排队17年还排不上敬老院，一边是我们巨大的房屋闲置，一个一个的“鬼城”。
一个是高校毕业生报二本或者三本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存在着巨大的养老社区性服务的需求。同时我们养老产业的发展，应当说越早成本越低。而且这个当中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碍和技术的障碍。同时养老产业，特别是中高端的养老产业又是完全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配置能够实现的，不需要政府给予巨大的财政补贴。
但是我们在顶层设计方面，并没有有利地推动。应当说，如果我们在中高端，在省会以上城市解决养老地产的需求，中国经济保持7%以上的增长，在“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应当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把它盘活。
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能够看到未来的产业，能够形成支柱性产业的，比方说我们的创意产业，比方说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就会逐段的形成。在“十四五”之后，也就是十年之后，我们放眼展望就是新能源产业当中最能够带来综合效益的太阳能产业。
太阳能产业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2008年光电转化率是21%，今年已经到了2015年，现在转化率已经到28%左右。据说，日本通过用特种铝进行转化，不仅转化的效率高，而且成本低，它已经到了30%。那么到GP平衡点，也就是说太阳能的上网电价能够跟现在的传统能源电价能够替代，光电转化率到35%左右就可以。所以我们讲，如果一旦到了这个点，那么一个新的太阳能产业，将会解决中国生产体系十大核心成本过高一半的问题，包括能源本身的成本，包括物流的成本，包括我们维持国际能源通道的外交军事成本等等。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们通过太阳能在国内的全面替代，能够让中国的道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因为我们生态文明建成的实现，才能够让未来的世界真正接受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模式。
现在为了这样三个阶段核心产业的目标，现在已经萌生了若干金融现代化的新的理念和服务工具，比方说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移动互联网金融。比方能够真正支持我们社会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准公益性，准公共产品产业化的公共金融，PPP、开放性金融等等。以及支持创新创业金融体系的出现，我觉得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的架构，一定是有机融合的，具有极高针对性和极高效率性的互联网金融、公共金融和创意金融这些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
上述三者如果我们能够有机地在深化改革当中推进，一个新常态下的无金融危机的可持续增长的中国，就一定能够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只要翻过这个坎，中国复兴之路一定在2025年之后会是一片坦途，谢谢大家！
龙永图：
理事长先生，非常高兴在这里，由环球时报主办的高峰论坛上，谈一谈我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几点看法。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常态，这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进入新常态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点，其中特别引人的特点，就是中国的企业正在以更高的速度，更大的规模，更多样化的形式走向世界。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常态里面中国企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加快的巨大压力。
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下，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应该说面临着环境、资源以及成本上升等种种压力，中国以制造业制产品为主要的出口也面临着新的全球竞争的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着产生走出去的内在动力。
上个星期我在广东东莞参加了世界宣言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我见到了中国华健集团的董事长张总，我就问了他，为什么要在埃塞俄比亚搞这么大一个鞋厂？张总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没办法，我们现在根本招不到做鞋的工人。过去在东莞有几万人，现在只有几千人，现在一个月3000块钱都招不到一个工人。他请我到埃塞去看一看，市场很大，有一亿的人口，皮革资源特别丰富。他说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做下了这个大决心，而且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皮革制造厂。他这个工厂一下在非洲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连李克强访问埃塞俄比亚的时候也访问了他的皮革制造厂。
这就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中国经济走出去这种内生的动力，已经成为了市场化的巨大动力。在市场的力量推动之下所形成的一个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所以从宏观层面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大国，而且有四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海外投资的大国。
大家都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实在是太多了，实际上是中国的海外资产实在是太少了，我们海外投资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美国09年的时候外汇储备才500亿美元，当年美国整个的对外投资就达到4.3万亿美元。2009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3万亿美元，当年的海外投资才23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还不到100亿美元。
另外中国海外投资的起步很慢，在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整个海外投资才不过27亿美元。虽然36%的年增长率不断攀升，但毕竟基础太小。到了2012年的时候，去年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海外直接投资额超过了1400亿美元，而且首次超过了吸引外资的数量。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量的存量当中，我们还是少的可怜。
2012年全球海外投资的总量23.6万亿美元，中国只有6000多亿美元，占总量的2.2%，只有英国、法国、德国的1/3，只有10%，日本的60%，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加强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的中国海外投资，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
我们一定要在这样一个走出去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我们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当中，就像刚才陈校长讲的，大力发展中国的投资银行，大力支持海外投资的法律、咨询、会计、审计、信息服务等专业服务，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摩根斯坦利。所以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促使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变得市场进步，市场发展的内生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中国在对外开放采取了两个重大的战略个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一个是以“一带一路”为代表互联互通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当然有它极其深刻、广泛的意义。但对中国企业都出去有很强的针对性，因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外面投资建厂需要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需要有公路，需要有铁路，需要有电力、物流设施、通信。而这些方面，互联跟互通变成了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一个互联互通大的基础设施的格局，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一种硬件条件十分困难的局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然会碰到种种想象不到的困难，所以“一带一路”的战略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区域发展的战略，也是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载体。
中国政府在对外开放当中，最近采取了另外一个重大的战略就是自贸区战略。中国加快了在全球通过双边区域所进行的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最近中国—澳大利亚，中国—韩国自贸区实质性的结束，再加上中国刚果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订。特别是在最近的APEC会议上，中国牵头取得了艰苦的努力，达成了推动建立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路线图，这是中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推动全球贸易发展和全球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一个重大的举措。也同时是推动我们中国走出去一个重大的举措，因为通过自贸区的战略，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更加便利的组织环境，一个更加开放的贸易环境。
所以这两个大的战略实施，将极大地推动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
因为环球时报特别关注世界常态，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想特别讲一讲世界应该怎样认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
他们应该看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点在我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下当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知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必须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标准就是两个，一个是看民生是不是得到了改善和提高。二是看社会是不是更加公平、公正和稳定。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战略核心问题。
那么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它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它的货币激励政策始终是相通的，它的国外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伸。所以从这一点来讲，中国经济走出去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要使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够惠及全球人民的福利，而且能够促进地区和全球的稳定，这是我们国内经济新常态的目标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国外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就在环球时报今年12月20日的一篇文章当中，这篇文章叫中资企业在非洲转变思维，他们提到了中国企业走出去正在给非洲人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他讲中石油在非洲一家雇佣的当地人就达到了17600人，本地化率达到了72%。提高了我在讲话初讲到的那位皮革制造厂老板华健鞋业。
在我见到这位华健(谐音)鞋厂老板的时候，他雄心勃勃地讲，我的股票在今后五年在埃塞俄比亚创造三万到五万的就业岗位，这个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企业走出去新的思维。不仅仅会给国外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给国外带来更多的税收，同时也为这些国家和这些地区带来和平、稳定和繁荣，这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国际意义，我想国际上应该这样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
谢谢大家！
王静娴：
接下来让掌声有请的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先生，分享他的观点，有请！
魏建国：
美国白宫总统发言大厅叫白厅，去年12月29日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位女的非洲记者在向美国总统发言人菩萨基提问的时候，用了一句话，我看当代最伟大的经济体中国，话还没说完，菩萨基打断他，他说我没有感到，也没有这样觉得，全场愣了一下，接着就响起了掌声。我们参加这个记者招待会的是中国国际财经记者武海山，也是一位女士，她的感觉第一非常自豪，她觉得中美差距很大。第二她觉得能够在这样一个白厅里面，而且是第三方提到中国是当代最伟大的经济体。
菩萨基奇为什么要打断，他是一个什么心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中国在对外宣传上一定要学会讲故事。
其实讲故事早在15年前，美国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非常重视，美国的耐克首先发现，要想使员工能够有干劲，能够带领员工从现在的已知走向未来，要讲故事。为此，耐克聘请了当时最火红的，不仅是耐克，比如说惠普，比如说BT，比如说还有IBM，美国西部电话，以及像可口可乐聘请的是谁呢？美国最有名的密歇根大学商业学院，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教授诺尔·帝奇，他把整个事情让所有的首席执行官讲得清清楚楚，来龙去脉，有感情，有分析，有情节，有人物。美国到处请他，耐克决定，任命诺尔·帝奇为耐克总公司的全球首席讲故事执行官，这是没有过的。
IBM一看，决定把好莱坞有15年写作经验的，我们叫做奥顿，奥顿是美国的编剧，也是著名的美国好莱坞剧本制作者。IBM任命他为教育总管，并且让他担任在员工进入IBM之前的几百人会上面怎么讲故事，讲IBM的历史。
一般来看，为什么美国在崛起过程中非常重视讲故事呢？其实美国有很著名的人物，叫做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世界著名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的始作俑者约瑟夫·奈，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一般传统的观念认为，世界上只有那些拥有最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将会夺取全球的优势。但是，在信息时代，真正的赢家是那些会讲故事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
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始终认为，当前我们要做那些少数人。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区别，不是在于讲故事的区别，而是在于以下四个。
第一、多数人是熟知过去和现在。只有少数人他们在预测未来。多数人只有看得见，他才相信，只有少数人他自己相信了，他看得见。多数人期望从别人手里面得到答案，只有少数人是自己拼命地在挖掘答案。多数人是依靠着并遵循着现有的游戏规则办事，只有少数人他们在不断地创新，制造新的游戏规则，所以所有的美国公司的大老总们都决定要想使那些已知现在状态的员工，把未来告诉他们，并且团结一致，带领他们前进，只有讲故事。
讲故事的效果逐渐在美国不断地涌现，涌现到什么程度呢？耐克、IBM、惠普、西部电话、可口可乐都认为，只有通过员工了解了故事情节，这样他们才能迸发出一个非常有力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马丁·路德金所讲的：我有一个梦想，所有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梦想。
中国也在走讲故事的道路。我们刚才很多嘉宾都提到了“一带一路”，提到了新经济、新常态，提到了中国的梦想。我们怎么跟人家讲？比如说我是负责援外的，是负责走出去的，我在非洲差不多从72年到92年，中国对外投资去年水平还没有公布，已经达到了1400亿。中国吸引外资去年1200亿，也就是说中国从去年已经从一个净的吸收外资，变为投资出去，出去的很大。所以我们领导人经常说，我们未来想在五年之内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也就是一年1000亿，现在一年就1400亿。
我们现在在外面，去年一共多少公司呢？一共有1.53万家公司，我们在1.53万家公司开了多少国外的公司呢？2.64万家。人家说你讲了这么多数字，不错，你很好，你讲了一、二、三，但是不行。
我在外面讲，举个例子，刚才龙部长说，这次习主席访问非洲第一站是刚果、布拉柴维尔，刚果布拉柴维尔，它是产油国，开始招标，两亿美金，谁中标呢？山东潍坊市国际合作经济公司。这个公司中标了以后，我去访问它，大吃了一惊，它把中国首都机场缩小到1/10，搬到了刚果布拉柴维尔，宽敞明亮，没有任何味道，座椅整齐、空调清新，我看到了那些原来机场的法国人，在听我们山东人用山东话讲如何控制空调，当然有翻译。
我心里一愣，真不简单，拿下了这个。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国家的重大典礼在这个机场举行，迎接外宾在机场，谁都知道这是中国的。
我们有个企业承担了首都大马士革市政设计6000万美元，要做什么呢？市政设计，要去看了，以中国典型的方块式，中间有快车道、慢车道、行人道、自行车道，但旁边不是明亮的太阳和炎热的夏天，你以为在中国一样，为什么有这个感觉？把中国搬过来了。以前有人问我，你是管非洲的，最发达国家的标准是什么？每个人一天不到一个美元，我什么都没说，你到他们首都看一看，如果他们的马路没有马路牙子，这就是最发达国家。
但是现在不同了，塞内加尔总统到了大马士革，叫他停下来，一看大吃一惊，讲了一句话，台湾帮助我搞了11年，黑人市场都没有弄好。现在中国人帮你建，我回去以后就要跟中国复交，一个城市的设计能够改变这个。
我讲这些，你们就发现，这两个故事要比我讲一大堆罗列的数字来的有劲。就像我们小时候听，要努力，你要干什么，你要讲一讲龟兔赛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
我们用一带一路把东盟、中盟串起来，最后到什么地方呢？到习近平主席首次访问欧洲的不是法国，不是英国，是什么？是荷兰。荷兰的什么地方？鹿特丹，我们要一带一路首尾相接，这样就形成一条链，美国把它叫做珍珠链，不是。我们这个链条是因为我们始终考虑在数学上面，在应酬学上面一条直线是没有效益的。我们需要成环形，就像二环路一样，但是环形还不行，网状是最有效的。
所以我们在一带一路上怎么宣传我们，怎么讲故事？比如我在肯尼亚，我跟他们讲，这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叫郑和村，那里仍然保留着中国的习性，他们要喝热茶。我们在那儿准备做什么？第一高铁，叫做蒙内高铁，东部最大的港口，把周围的坦桑尼亚、赞比亚六个国家连接起来。我们还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从下了飞机以后肯尼亚的机场到联合国环境署，长150公里，漂亮得很。我们还把大家看到的几千万只角马，越过马赛马拉河，没有路，是中国企业家建起来的。这样宣传“一带一路”比讲大形势要好。
最后一点，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兴旺、发达、发展，就是大家的发展。我们希望大家一块儿共同合作，互利共赢，我们希望大家来搭便车。我的老家江苏有一句话，千金买地，万金买邻。有人担心是不是我们国家大形势变了？要把发展中国家放在前面，周边国家放在后面。不是，我们要重视周边国家，我们要融入环境。大家我再次强调，我们不要把一些军事术语用在我们对外的工作上面去。
我们对内增强我们的信心，锻炼我们的意志，奔向目标，奔向梦想是可以的。比如说上海自贸区，当时我就说，上海自贸区就像工兵探雷一样，要有牺牲。有可能探到被误炸了。但对外我不太同意一些媒体和地方政府所说的，我们要打造中国经济西南的桥头堡，桥头堡不好。我们要做进入俄罗斯的排头兵，不好。我们要把希腊作为我们进入欧洲的跳板，不好。因为在当前我们信息时代发达的时候，双方沟通不足，了解不深的时候，容易造成误解，所以我们讲故事要讲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要讲中国自己是一个和谐的、包容的、共同的。
所以我用我在非洲一句普通的谚语，作为我的演讲结束。非洲人说，一个人独行可以走得很快，几个人共行才能走得更远。
谢谢大家！
王静娴：
接下来请出最后一位主旨嘉宾，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先生，有请！
姚景源：
我来谈谈中国经济，我是在他们讲演下面再做一点延伸。大家知道进到2013年，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较大的下行压力，要把时间回到去年，我们全国工商企业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应当说我们大家都能够估量出全国的工商企业掉下来1.3个百分点，这个不是一个小数。
在去年一季度，我们形势最严峻的还是出口，当年龙部长在领导中国出口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年出口增长都在30%甚至30%以上。2013年一季度是18.4%，2014年一季度是负的3.4%，中国的出口一年时间掉下来21.8个百分点。
显然大家对中国经济有一些担忧，现在2014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2014年，你一定要看到这样几个来之不易的成就。
第一尽管下行压力加大，但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还是保持在一个较快的速度，就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所谓合理第一大家知道李克强总理年初的时候所讲，把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定在7.5%左右，7.4%显然是7.5%左右。
第二，我们现在要是把7.4%这个数字拿到世界经济当中去比较的话，龙部长刚才讲的，7.4%这个数字拿到世界经济主要经济体当中去比较，我们还是一个较快的速度，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我们物价基本稳定，大家知道我们年初确定要把中国物价上涨总水平控制在3.5%以内，但一年以内实现2.0%，这也不容易。我们在环球时报上讲讲世界，现在就世界经济来讲，特别是我们那几个哥们国家，现在巴西的通胀率在6%上下，俄罗斯更严峻，所以我们第二实现物价基本稳定，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第三，就是就业形势总体良好。应当讲2014年是中国就业压力最大的一年。我们这一年，我们有727万大学生要工作。还有400万的中专毕业生要工作，再加上海外留学回来这些海归，再加上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再加上高中考大学没有考取，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农民进城，仅就城市来说，要想满足基本就业需求，我们必须得做到新增就业1000万。
现在回过头来讲，在去年年初应当讲大家对2014年诸多的指标，心里最没有底的就是就业，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经济下行，在这种状态下，我们能不能能够实现新增就业1000万？大家没底。
这一年过去了，我们到了上半年底实现737万，现在全年1322万，所以应当讲在就业上，我们取得了这样一个良好成就，这又是一个中国经济的亮点。
第四，我们在整个经济平稳状态下，我们的结构有了实质性进步。我们去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到48.2%，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三大产业的排序，已经由改革开放前，就是一、二、三，一产最大，二产最大，三产第三。经过30年的努力，到了二、三、一。现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它的排序已经正式被确定为是三、二、一。
第五，我们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民收入有一个较好的增长幅度。所以我是讲，如果我们要把去年中国经济的成就做这样一个归纳的话，你就好把握新常态。
什么是新常态呢？新常态就应当包括第一增长速度合理。第二物价稳定。第三就业形势良好。第四结构优化。第五效益提高。我觉得这样我们就好把握新常态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地讲，我们现在进入了新常态。我们要适应新常态，进而去引领新常态。那么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要更进一步地来认识这个新常态。我说我们要是把握新常态的话，我们一定要从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从经济增长速度这个层面。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由过去的高速度转到中高速度。这个变化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过去由于高速度，我们就掩盖了很多问题。那么现在一旦速度降下来，我们过去由于速度所掩盖的问题，就会凸显。大家知道，就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讲到2015年中国经济工作的时候，我们五大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要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中国经济现在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在衰减。另外一方面支持中国经济增长这个新的动力是在提升。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应当保持基本平稳，就是让这个旧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衰减得不要过快，不要失速。让这个新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能有更好的提升。因为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一种青黄不接的局面。
你要是把握2015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状况，把握三个词，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每一架马车都加了一个修饰词。投资、消费、出口。这次给出口要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支撑作用，给消费加了一个基础作用。给投资加了一个要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关键自然，所以我是讲过，把握2015年中国经济，包括政策，包括整个运行，你就把握这三个词：支撑、基础、关键。
什么意思？我们要发挥出口这架马车的支撑作用，意味着什么？这架马车要往前拉，别往后拉。为什么？刚才龙部长已经讲了很多，我在调研当中，补充一点。我们现在众多的出口企业，这两年由于下行的压力加大，他们正在把这种下行的压力，把它转换为技术改造、结构转型的动力。现在看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基本上都在推机器换人，都在推设备更新和提升工艺水平。显然，我觉得我们今年如果说要想实现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支撑作用，应当讲，我们具备条件。
消费为什么给它用了一个基础作用呢？作为我们13亿人，中国最大的优势，还是在我们自身的消费，我们13亿人大的消费市场，所以还是要扎扎实实地来夯实这个消费基础。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上面，大家知道国务院提出六大领域，要努力地扩大消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在这里面，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再说到投资，为什么给投资用了一个“关键”作用呢？有人跟我说。当经济下行的时候，有些人比较焦急，大家说怎么办？中国经济会不会失速？会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是开玩笑讲，我说你别急，这个东西就像打牌一样，总理手里那个牌还没出呢，什么牌没出呢？是关键。 什么是关键？大王，就是投资。
现在看，从去年第四季度，我们是干了20多个铁路项目，7、8个飞机场，还有深水港，上万亿基础设施投资。我是讲过，你千万不要把这次这个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我们以往那个基础设施大规模投入等同起来。这次在投资上面的动作，我们是靠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是把投资的主体由我们过去更多的是地方政府，把它转为企业，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企业，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这种“关键”这张牌，是和改革紧紧的融在一起。
从这个角度，把握2015中国经济，你就把握这三个词：支撑、基础、关键，就会有判断。
那么新常态下第二个特点，就是我们这个结构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比如农业的基础会得到更进一步的，从根本上得到夯实。工业会解决大而不强，会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在结构深刻变化当中，我们是讲城镇化，将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一块重要的领域。我是统计局的，统计局公布这个数据不是说不准，53%的城市化率，算的有问题，按常住人口算的，超过6个月就算到城市人口里来。
但是我们有个什么情况呢？我们这么一算，就有两亿六千万农民工算到城市化率里面来了，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里来，还没有完全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以实际上如果真正实实在在要讲质量的话，35%。显然还有了不得的空间，21世纪全世界最重要的发动机，就包括中国的城镇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现代服务业，包括文化产业会有着一个极大的发展，这是在结构上。
第三，就是在增长动力上，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的增长动力，我们会从过去主要依赖大量的要素投入，我们转到依赖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一点也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所以我们把握新常态的话，我们第一从增长速度上去把握。第二我们从结构的深刻变化去把握。第三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化这个角度去把握。
那我们要是这样去把握新常态，我觉得我们就不是消极，因为我现在接触一些同志，大家有点消极，觉得我们是被动地走到新常态。你要这样去把握新常态，你就会积极，就会主动。而且你能够做到什么呢？你能够看到新常态它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
而在这种状况下，我们把握住新常态所产生的新机遇，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实现新的发展。
那我们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人大家在对新常态下新机遇能够加以把握，中国经济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就能够走上一个新的、更高的增长平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说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我们主动地去进入新常态，去适应新常态，去抓住新常态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然后我们就能够实现新的发展。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各位！
王静娴：
接下来带出了今天讨论环节的主题，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环球聚焦·中国梦想”的讨论环节。
我们都知道本届政府执政之后，一直都是非常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工作的，2014年的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之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推出了相应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可以说新型城镇化是关系到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也是事关几亿人生活的改善。
接下来第一场的论坛首先就要请上新型城镇化改革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讨论事关国家的重大话题。
首先也请大家跟随我来看一段视频，请看大屏幕。
马上进行第一场讨论，介绍一下嘉宾，他们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乔润令，陈耀，全国市场研究学院创始院长王忠平，利海集团总裁汪传虎。也有请我们本场对话环节的主持人，北京天一博观城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叶昊，把舞台交给几位。
叶昊：
新型城镇化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已经是一个新常态下的老概念了，新型城镇化已经提出了几年。在提出了之后，这几年里面，从理论到它的探索，到它的具体实践，已经经过了一轮的实验，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拉动，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应该说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李克强总理曾经提出过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内需的最大动力。当时提出来了，进行了全社会或者全行业的讨论，放到今天来看，在投资无力、出口拉不动的情况下，我们的消费经济已经成为我们未来的维稳定、调结构、促发展最核心的东西。我们新型城镇化在里面无疑要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不仅仅是李克强总理，我们的习总书记对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有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看得见的山，望得见的水，记得住的乡愁，把我们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前景描述出来。
总书记还有一个论述，他说既要青山绿水，也要金山、银山，宁要青山绿水，不要金山、银山，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他这么提，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路径和未来新型城镇化里面所面临新的发展和选择的问题，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新型城镇化这个老概念里面的新常态。
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五位嘉宾，无论是政府到学者，到企业都非常资深的，无论是在研究的成果，还是在理论的探索，还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都有他们成功的经验，我们今天有幸来邀请到这几位。
首先邀请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乔先生讲话，他是多年从事小城镇研究工作，有一些重点论述，20多年的从业经验，让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无比深刻的理解，从政策的制定到落实，到具体项目的管理和运行，相信在过去当中，他会有很多的经验，请乔先生发言。
乔润令：
新型城镇化这个话题老调重弹就不必了，我想经过最近几年的运作，特别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也就是所谓的新常态了。中国的新型城镇化也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很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老调不重谈，直接说出我的观点了。我认为第一个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外延，数量的扩张阶段已经结束了。这个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表述。第一个是市场，就是市场已经证明，已经表明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空城、鬼城，高铁新城，二、三业缺乏产业支撑的城市，房地产70%、80%都是在空置，整个房地产市场都在进入调整期。
这个阶段的结束，表明中国城镇化以往那个量大规模的资源投入、圈地建房，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个判断，我认为中国的后土地财政时代即将来临。这个中国城镇建设资金来源，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靠有限的财政资金。后来土地制度变革之后，主要靠的是土地的收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吃饭靠财政，建房靠土地。根据数据表明，中国的土地财政收入2010年是一个高峰，完了以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这个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主要的原因是征地成本大幅度的提高。
政府现在征地的成本根本不是十年前两、三千块钱搞定，征地指标也减少了，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市场制约。
从政策面看，中国现在从去年开始，除了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之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划定城市边界，这个政策我们的国土部和住建部正在做这个工作，那你城市边界是怎么划定的？不能盲目扩张。
第二划定基本农田的边界，永久性的边界。原有的基本农田，上了卫星基本是不动的，原来也划，可以转移，可以置换，现在是不允许了。
再一个划定生态边界。这三大政策下来之后，基本上锁定了大规模扩张、征地、占地的这种情况了。
同时，国家现在也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遏制新城新区的土地供给，大规模地减少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土地供给。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极大地压缩了土地财政的运作空间。从市场的角度来说，成本已经高得不得了，虽然整体数字大家看，土地财政收入还不少，但是净收入是在直线下降的，因为成本上来了。完了以后，我刚才讲的政策出台之后，极大了压缩地方政府再搞土地财政。
同时，国家又给了一个新的选择，什么呢？建立一个市场化的、多元化的城市投融资体制。去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两个部委同时发了两翼份文件，《全面推进PPP的融资模式》，《全面推进融资平台》，《全面构建新的债券发行体制》。这样的结果使得后土地财政时代来临，为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大市场，就是城市建设，第二个重要的变化。
第三个，我认为在新常态下，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开始重点已经有所转移，重点转向三个领域，第一个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棚户区、城中村这一块，这也是一个天然的大市场，包括城市的地下改造。
第二个生态、绿色、低碳城市改造，中国600多个城市，1/3已经提出来要搞绿色城市、低碳城市。2万多的小城市，一半提出来要建设生态城市、绿色城市，已经成为潮流。随着PM2.5的加大，污染的加剧，建设生态、绿色的低碳城市，是下一步城市发展的战略。我们不要讲什么战略重点，就是发展的重点。
第三个重要方向是什么呢？智慧城市。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用互联网应用在商贸领域已经和世界走在同步了，马云是一个传奇，一个代表。如何用互联网、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等新的信息化技术，改造趁势是下一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一步。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重复一下我的观点，大规模的数量扩张、粗放扩张的新生经济建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地方政府靠卖地筹资建城，搞城镇化的土地财政时代即将结束。后土地财政时代即将来临。
第三个，新型的城镇化重点将在城市改造更新，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和智慧城市建设三个领域展开。
谢谢！
叶昊：
你刚才说土地财政这个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高涨的土地成本以及国家三界的划定，导致未来土地开发的城市运作模式受到极大限制。也提出了一个办法，能不能具体对我们的政府官员和我们未来可能的开发商提几条更为直接的建议，怎么样去入手？走一个什么样的路线？能够延续未来的城市发展。因为刚才姚总师也说了，真正城市化率只有35%左右，未来的空间还是很大，怎么做？新的形势下应该怎么做？
乔润令：
中国后土地财政时代，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目前我们国家如果要讲故事的话，可以简单说一下，我们国家这个城市投融资体制是非市场化。
第一服务价格没有市场价，基本上是政府官定价，不反映需求。
第二个原有投到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资，投进去就是死资产了，没有价值化，没有资本化，更没有可兑换。
第三，这些运营部门大量的还是准国企，有的是事业单位，水务公司都是政府单位。
第四政府补贴是大水漫灌，补了穷人，也补富人。所以下一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改革。
第一个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要市场化。第二原有政府的投入要资本化、价值化。第三，你这个经营的单位要公司化。最后，政府的补贴要精准化，精细化，补该补的人，补穷人就行了，不要补富人。
这一块改了以后，下一步就可以进行PPP的合作，还有一些整个市场化的运作，那空间就非常广了。
叶昊：
未来的城市发展业态是什么样的？
陈耀：
新型城市化的话题讲了一年多了，我们这一年多来，应该主要还是由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去年3月份已经出台，很多的思想，很多的理念，还有一些措施和做法，应该是比较明确的。
下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主要是按照这个规划去实施，如何具体实施。
从这一段阶段，我们的观察来看，对未来的一些趋势，现在在推进城镇化中间，我们现在也要构建大中小城市这样一个体系，特大城市还没有明确的划定界限，这个是推进新型城镇化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我们在城镇化发展中间的非常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过去我们的城市推进，所谓城市化，城市空间要扩张。现在我们讲的大城市边界划定，实际上就是要把现在的特大城市，污染大的城市，要明确它的边界、红线，未来就不能突破了。未来可用的空间是没有的。所以对特大城市今后主要的发展，就是如何盘活已有的空间，实行紧凑型的企业化的发展，这个是非常明确的。
这里面跟我们讲的有一点冲突，我们讲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只有现在按照常住人口54%，户籍人口算35%、36%，按照这么一个口径。未来的城市化还是要达到60%左右，到2020年。那么这个目标很大，我们未来可能还会要高，差不多一年平均得一个多百分点的增长。我们的土地空间受限制化了，今后对人口的急剧，这个中间是不是会有矛盾？
我们想可能从未来发展上来看，今后主要的发展潜力，应该是放在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从目前来看，中小城镇可能在吸纳人口上，会承担更多的使命，这是从发展的目标上来看。
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个城镇化现在过程中间出现的大量所谓空城、睡城、鬼城，这个现象依然还是很大的问题。城镇化推进中间如何有坚实的产业支撑，这个是目前仍然面临非常大的问题。农村转业人口进了城以后，要有充足的就业，有就业机会，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可能未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要消化已有空置率的房产。如果没有相应产业的培育，现在新常态下整体经济处在一个下行压力非常大，新的产业培育难度也非常大。现在我们知道整个从工业品KPI也是一直在下降，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对产业的投资，动力不足。所以很多地方目前在培育新的增长点上，特别是在产业培育上，面对非常大的难题。已有的这种传统产业，现在也都经营很困难，所以如何使产业的发展跟我们城市化的推进能够协同共进，能够把产城融合真正做好，我觉得还是在新常态下，还是需要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一点，还是讲中国从未来城市发展这样一个主体形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非常明确提出来，还是要依托大的城市群。这个城市群还是中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一个主体形态，我们现在国内已经形成的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这样一些城市群，发展的规模都已经不小了。
但是应该说，它的集聚水平，特别是质量，虽然规模很大，但质量上跟国际上，比如像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跟日本的沿海地区，还有欧洲的一些英国、法国大都市区来比，我们的质量还是有待提升。
未来城镇化，我觉得可能是要国家级的层面要培育，按照“十二五”规划里头划了21个圈，今后我们觉得重点除了完善沿海的几大都市群之外，重点要培育中部和西部。这次中央提出来长江经济带，在长江经济带上提出了五个城市群，其中大的城市群，一个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特别提到的是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跟南昌构成的中长角，中部和西部这两大城市群，应该成为未来也是“十三五”国家在这方面重点培育的大都市群。未来我们觉得在国家层面，应该至少形成五大城市群五足鼎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跟长江中游城市群跟西部城市群。
最主要促进都市群内部大中小城市的一体化，大的行政区建设，国家现在讲的三大战略里面，在大城市区内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突破行政区划，推进他们在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包括基础设施、交通的对接一体化，包括产业分工的合作，包括生态环境的一个联防联控联治等等一体化。我觉得未来围绕大都市群一体化，形成中国新型城市群这样一个主体形态，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和任务。
谢谢！
叶昊：
我还有问题问一下陈耀先生，您刚才提到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中小城市发展模式，以前官方的提法，现在最新的提法是城市集群化发展，最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两者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陈耀：
集群的概念，我们现在讲的集群概念，应该说也是一个城市的集合体，中小城市的集合体。我个人理解，这个集合体应该是在经济上应该有密切联系的，这是一个最核心的特征。它从物质形态上来看，这些小城市群它应该在基础设施这方面有一个非常便利、快捷的连接性比较强的。小城市呢，它的核心相对来说能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小城市群在我看来，从未来来说，还是要打造一个是节约性，一个是生态，第三个就是它的宜居性，宜居、宜业，这是它的主要特点。
叶昊：
请王忠平先生，市场是第一生产力，您是生产力的来源，虽然以后新的中国学生体制会限制市场的体制，市场如何来看待新型城镇化，如何来打造新型城镇，这个还是无比重要的，您这方面一定有很多给市场讲的话，今天也给我们讲一下？
王忠平：
我们做这个市场培训工作肯定要涉及到城市化这些问题，或者说城市化是市场培训的主体。现在中央提出这个新型城镇化，肯定有它的政策内涵。但是作为我们市场培训工作者来讲，就不是太局限于那种表述方式，我们有我们的理解。
我觉得新型城镇化可能是对中国来讲，一个是相对于传统城镇化而言的一个所谓的“新”。但对中国来讲，还有一个相对以往本地化城市化的新型城镇化。城市化是人类的规律，人传统走过的道路和西方走过的道路有共性的东西，它需要不断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新型城镇化的一种表现。那么中国特殊情况在哪儿？中国是人为本，有过一段历史是计划经济，人为地制造了城乡二元结构，新型城镇化对中国来讲如何渐进地消除二元城乡结构带来的弊端和问题，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新型城镇化里一个重要内容。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那我觉得什么叫新型城镇化？我个人认为，一个是低碳城市化，对谁都不好。第二个是低成本城镇化，这个相对以往来讲，我们粗放地搞城镇化，大拆大建，大投入、大产出，这可能是一个发展模式的一种创新。
创新走到什么样的境界？高水平、高质量城镇化和均衡性比较强的城镇化，而不是大起大落，主观唯心主义导致的城镇化。人为地把一些人口划到城市里来，增加了城市人口。而不是根据客观发展的需要渐进城市化，像这些发展模式上都需要有新的一种理念和方式。
作为中国的城市化还要继续往前走，这个是没有异议的。那么我们才刚刚过了50%，发达国家70%、80%，这个是有空间的。
另外，中国的城镇化过程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要走这样的新型城镇化的道路。按照这样一个想法，城市人口还要增加，只是说由于经济的调整，城市化的进城速度肯定是要降下来了。往年是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那你进城的人口或者说城市人口的增加幅度，也要按照10%的速度来增长。现在经济增长降到7.5%，进城的人口要降下来，但是城镇化的趋势仍然没有下降。
在这个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包括我们的城市领导，一个是要有新的城市观，过去不要人为地推动城镇化，主观城镇化。现在也不应该抑制城镇化。新的城市观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就要解决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我认为它应该是全社会成员共同的城市，绝不仅仅是城市人的城市，这个理念我认为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农民进城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自由，城里人要到农村去，也应该是他的权利和自由，在这里边不应该有任何的障碍。中国建国以后走过一段弯路，二元城乡结构，粮食统购统销，这个历史不说了，现在需要新的城市观。
第二要用新的城镇观，要用新的现代化的城市理念来指导做好这个城市规划。这个城市规划一定是科学、合理的规划，而且不应该是有绝对边界的城镇化，它应该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要有不同的相对控制边界，这个是可以的。如果把城市给固化了一个边界，那我认为和划地为牢没有区别，又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一些东西，它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外划的时候，一定是均衡的，一点点，有人反对摊大饼，我认为摊大饼没有错，关键你摊得均不均匀？摊出那么多窟窿来肯定是不对的。直到把应该进入城市的人都装到城市里去，这个时候的边界相对比较稳定了，那我觉得这个规划应该按照这个设想来去控制。
包括整个的交通应该是在通畅的情况下不断地扩大城市规模，而我们每进一个人的城市，增加了交通拥堵的系数，这个规划显然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要用现代的材料、技术和方法来建设好城市，节能、低碳、绿色、生态，我们觉得这个是需要努力的方向。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鱼龙混杂的问题，就不用说别的，就天津那个生态城，中国和新加坡搞的这么一个尝试，我问了一下它的领导，你这个新的生态城，你的运行成本和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是个什么关系？他说要高出好几倍。
那这个东西就没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在引用推广这些技术、方法过程当中，应该用科学发展观理性来考虑，整不好又会造成第二次灾难，造了很多绿色建筑，最后运行不下去了，和空城差不多。
下一个要用新的城市法则来运营和管理城市，我们现在这些城市法则，有好多都是由计划经济形成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说我们本来是公共服务，还要有事业单位几千万人，成本高、效率低，七大姑、八大姨这些弊端，导致城市成本的增加。这个将来是要走通过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原来说那个话，叫市场准入、特许经营权，面向全社会所有的经济主体放开，政府不要再管这些事情。
然后就是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解决“千城一面”的问题，这个里面可能有深刻社会层面、意识形态背景，说中国为什么“千城一面”，这里面是有好多深入问题需要研究的。
对于我们这些城市建设者来讲，投资商来讲，结构调整转型不要有侥幸心理。
第二财富观、利润观要适应新的形势，暴利和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要老想着那个梦，还在延续那个梦，那个是不可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是走向平均利润的，结构调整要向公共物业转化，现在城市所有的房东几乎都是个人房东，没有法人房东，将来要产生一批法人房东。我有几百万平方米的房子要出租，这个是方向。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谢谢！
叶昊：
谢谢汪传虎先生，是学者型的投资商，利海有两家是国际上市的公司，在国内的新型城镇化、园区化，特别是产城一体化进行了非常好的尝试，有过非常成功的案例，现在请汪传虎先生给大家分享。
汪传虎：
我简单一点，我应该说是一个实践者，刚才大家好多是领导或者是学者，我是一个实践者。站在实践者的角度谈几点自己的想法。
第一我认为新型城镇化目前应该是城市化进程的继续，也是基于原来整个聚集方式的变化，原来向大中城市聚集，GDP的导向是一个必然结果，以大中城市为聚集的方式走到了边界。像北京、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已经非常拥挤，雾霾、交通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很大的瓶颈，所以人的聚集方式会有一个分散式的转移。所以我未来整个的聚集方面应该是中心城市的再城市化，旧城改造，包括功能区的升级，三、四线城市就地城镇化。
第二个方面，整个投融资体制的变化，原来整个的城镇化进程是以土地债，还有招商引资的方式来支撑整个城市发展，未来这几个都否定了。未来如果用市场化的方式来进行新城的建设，城镇化的建设，以及用产融结合的方式来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产业聚集，这是一个方面。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对整个参与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应该是可持续的，强调可持续性。我认为可持续的核心是产业支撑，我们讲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果缺少人的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内涵是什么？我们操作过程中，第一农民的宅基地能动性升级，第二流转土地承包能不能增加，第三就业收入能不能增长，第四能不能像市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配套。如何实现产业支撑，才能保证它的可持续。我当然生态理念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也是保障之一。
第四个方面如何落地，我认为落地的主体说市场化，原来是政府主导，现在是市场主导，政府引导。但是市场我认为特别缺乏具备新型城镇化操作经验运营性的企业，目前从事这些企业主要的都是由房地产企业转型的，对于房地产企业而言，我认为仍然是投资导向型的一个开发驱动型的企业。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投资开发的运营商，我认为它更多的是运营者，面临几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规划征用，我们说规划定位的能力，这个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产业的聚合能力，如何用新的手段来聚集产业。我们说由客户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与产业资源深度融合，作为一种手段，形成新的产业聚集，这种能力非常重要。
第三个产融结合，如何用金融的创新来带动整个新城的建设和产业聚集，这种提升，对于房地产商也是一个挑战。
第四个运营能力和整个以运营为导向的价值增值能力，对于开发商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社会整个的系统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认为目前这个方面是急需这样大的企业来参与到其中，用融合，用平台思维来参与到其中。
利海经过这几年时间，我们在郑州，在安徽芜湖等等一些项目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践，先产后镇，产镇一体，产镇结合，在社会上取得了一定的好评。
目前也有困难，最大的困难，以生活方式为内容这样一个产业的子目录，产业体系的构建，这也是我们目前一个需要挑战和更加提升的方面，所以未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在社会上政府产学研结合，和相关的产业单位进行结合，来共同推动整个产业化的建设。
叶昊：
刚才是德国北威州应该说是一个国际化的眼光，您这边怎么来看待城镇化，特别是新业态、新常态下的城镇化？
封兴良：
努力讲几句话，我这人喜欢发表谬论，我在去年2014年新开智慧城市的会议上提到了，大家可能对城市化、城镇化，没理解城镇？现在谈的都是城市里面在造城，对城市的改造，这叫城市扩大化，而不是城市化。城市化我自己理解的意思是，把不是城市的地方变成城市，这才叫城市。
其实中国的一个想法在这里，刚才王院长提到了，二元跟城乡的区别，首先要城乡区别消除掉，把农村变成城市，城市不见得就是高楼大厦，把农村的条件变成城市的条件，把资源分配到农村去，使得农民工不要流到城市里面来。我们现在讲的城市集群，这个都不是应该发展的方向。现在京津冀、长三角，还有珠三角，只有2.8%的土地，但是有18%的人口，36%的GDP，这个发展是高度的集中，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并没有好处，如果现在再去发展一个长沙、武汉这样的一个集群，把中国分成几个大集群的话，那么这个农村更没有希望发展了。首先，我觉得要把城乡的差别给拉起来。
我们想一想几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跟我们中国不同，我们有自己特殊的情况，中国有特殊的国情。但是有的经验还是可以借鉴的，我是德国北威州过来的，我先讲到德国的情况。
德国城市化是1815年那个时候开始的，当时他的农村人口占10%左右，它通过了1900年的时候，55%左右，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花了85年的时间。
什么叫城市化？德国的城市化说是96.6%，德国的农村人口是1.5%。它在大城，德国仅有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占德国所有人口的10%不到。10万人口居住的人口，占所有德国人口的1/3都不到，2/3以上都是遍布在2000到10万人口的城市里面。但是这些城镇跟大城市是没有区别的，他们的生活条件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不需要跟大城市挤去。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把城乡区别给去掉，这是你们的日程表，我看这上面提到了，要看里面的山，看里边的水，哪儿有记得住的乡愁？大城市里没有乡愁。还有这里面要提到四化同步，城乡统筹，这四化同步、城乡统筹就是取消城乡区别，而不是建立鬼城。
叶昊：
时间关系，原定的自由提问时间取消，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私底下交流，谢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聆听。
王静娴：
谢谢台上的各位代表。马上进入到第二个论坛，进入到文化产业板块的讨论。
我们共同进入到全球创意经济和中国文化产业的讨论，首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请看大屏幕。
他们分别是文化部文化产业私巡视员孙若风，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韩国CJ集团中国区总裁朴根太，华友集团董事长吴锋，本厂的嘉宾主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
金元浦：
大家好，我是金元浦，这一场我们有四位嘉宾，我想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全球创意经济和中国文化产业。过去在2014年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年，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讲，有着极其巨大的跨越性飞跃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至少实现了五个方面的飞跃。第一个方面，我国的整体发展在互联网发展势头的推动下，以创新性的互联网思维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整体在整个发展，去年一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蓬勃向上的局面，这个局面大家都知道，与我们的BAT，与我们的马云上市等等密切相关。
在第二个方面，我们知道在整体的发展中，我国在去年解决了跨界融合的问题。中央10号文件提出来文化创意产业中我们的设计产业，创意设计、原创设计，要为第二产业中，甚至包括了农业要作出一个推动性的、引擎性的，起到这样的作用。
第三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在过去的2014年，我们在文化金融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整体的文化类别的金融投资、兼并、重组、上市中间，包括基金等等，有着几千亿的数额。同时也有200项左右的投融资项目。
第四个方面我们会看到，在整体的发展中，我国在发展中的文化消费也有了一定的进步。我国的文化消费，以电影为代表，票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五个方面，我国的文化贸易走出去，或者叫文化贸易在国外的整体发展，有了一个小小的长足的进步。在这样一个形势之下，我们今天来看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发展，文化创意经济未来的展望。
我想先从我们的孙司长开始，他是文化部文化产业司的巡视员，2014年我国在整体发展中是一个文化政策发布最多的一年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份，我们还是请孙司长特别谈一谈，我国文化部在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中，特别是特色文化产业推动的文化人才的培养，都有一些什么样政策方面的推动？
孙若风：
在过去的一年，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件，去年大概是今年这个时候，由李克强总理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文件。大概在一周时间内又出台了促进对外贸易的问题，紧接着文化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促进了文化金融合作的文件。紧接着文化部和财政部又联合出台了关于文化的规划。又出台了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和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文件。最后文化部和财政部关于支持小微文化企业的文件。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国家如此密集地出台关于促进文化产业的文件，这个在其他领域都是少有的。表现出目前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国家对文化产业特别倚重。按照金老师刚才的要求，在这里介绍一下特色文化产业这个话题。
特色文化产业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在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文化部文化倍增计划里，都提到这个题目。去年我们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指导性意见》。
什么是特色文化产业呢？我们对它有一个界定，所谓特色文化产业，就是依托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文化资源，通过创意转化、科技提升和市场运作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
我们实施这项举措的目的，首先是因为文化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举措，使全国各地的文化经营者和消费者，都能够认识到自己脚下生活的这片土地，认识到自己和这片土地的关系，这是首先文化的目的。
而且我们认为，这也符合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以来，一直强调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国，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特色文化产业是我们发展文化产业一个主要的路径，这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主要的目的。
围绕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现在准备要做的事情。首先是要搭建这方面基本的公共服务平台，我们要提供一些信息咨询、人才服务这方面的一些工作。
同时，我们在去年首次启动了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库的建设，这是由我们文化部做的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库，把这个项目库提交给中央文字办，去年已经有一批项目得到了这方面的支持。
同时，我们在今年要尝试在全国评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区和特色文化产业示范街道、示范乡镇，我们还要进行特色文化产业品牌认证。我们还要加强特色文化产业这方面人才的培养。
我们做这个事情，一方面是有具体的指向，指的是特色文化产业，是某一个特色的文化门类，但实际上是想形成一个导向，就希望我们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都能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文化产业跟我们中国文化的联系，跟中国百姓的联系，从而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质和中国特色。
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着重还实施了一个工程，就是藏羌彝文化走两工程。是依托在历史上已经客观上存在的民族迁徙大通道，就是藏羌彝大通道，这是一个纵观西北到西南的大通道，涉及到陕西、甘肃、青海、贵州、云南等七个省区，把这样一个历史积淀带转化为文化产业带。这个事情我们文化部和财政部发布了一个规划，去年首次启动了藏羌彝文化库建设，中央文字办也对这个项目，对这一走廊上的项目，首次进行了扶持。今年我们将加大力度进一步推动这项工作，谢谢大家！
金元浦：
我们整体的特色文化产业中，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那就是要利用科技的手段，提升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目前达到的水平，同时要推动他们走向市场，在市场这个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下，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你对这个有什么样新的认识？
孙若风：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互联网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即便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产业，也离不开这一重要的手段。比如说在我们山东临沂那一带，这里的农民搞柳编，主要是出口，这几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海外的订单在减少。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临沂市政府在前年年初开展一个调研，决定起用互联网这样一个手段，就上淘宝。农村就通过淘宝这个手段，开拓了国内的市场，现在到山东农村去，特别是在临沂那一带，你看外面写的那个大标语，与其出门打工，不如在家里编柳编。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特色文化产业进入市场的这样一个平台。
现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可能大家都知道在重庆有一个互联网平台，叫猪八戒网，首创人姓朱，搞了一个主要服务于当地创意的平台，现在这个平台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就滚大了。
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网上的，或者是虚拟的服务于特色文化产业，当然也服务于其他创意产业的平台。
金元浦：
从例证的角度怎么样看好科技提升，另一方面寻找市场。
下一个话题，我们想这么谈，今年的中国电影是非常热闹的，我们的影片去年是618部，我们的院线也达到296.38亿，增加36.15%，观众达到了8.3亿人次，增加了34%，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电影在2014年获得非常大的成功，新增的影院有1015家，新增的银幕达到了5397块，每天都会增加15块银幕，所以现在我国的银幕总数达到了2.36万亿。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产的片子超过了进口片，超过了大片，在总体上已经占到了54.51%，这是一个很好的重组。
我现在要问我们的张颐武教授，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电影的发展，在这个电影的发展中，你认为我们现在存在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进一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简单就以电影来说，还存在着哪些瓶颈？
张颐武：
谢谢金教授，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电影去年是一个爆炸性的增长，这几年来都是爆炸性的增长，我们在全球的位置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实际上中国电影由于我们票房太好，所以在世界竞争力现在也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我们现在票房是全球第二，日本再也赶不上了，而且肯定我们的票房第一比我们总的人均GDP超过美国要快。这是中国电影历史上，可以说有史以来，有电影以来，世界电影向中国倾斜最重要的一年。
在中国创造20亿《变形金刚4》，是没有任何中国元素的一个电影，根本就不存在中国元素。但是这一部《变形金刚4》，完全是中国元素变成了它的关键元素。现在中国电影明星，你看已经没有到好莱坞再去发展了，比如说两个冰冰，从范冰冰到李冰冰，几乎是国际电影，好莱坞电影要在中国市场放，标配一定要有两个冰冰。《钢铁侠3》有范冰冰只有中国特供才有。
《变形金刚4》里边一个男的穿西服，拿个奶，伊利舒华奶。一开冰箱都是周黑鸭，这创作20亿的票房。中国市场对于好莱坞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它也向中国去倾斜，你会发现它的改变已经很明显了。
在美国打仗的，美国人打来打去出现一个提款机，提款机是中国建设银行，电影非常离谱，大家发现《变形金刚》已经和中国有了血肉关系，为什么？爱人民就是人民币，这个是结构性的改变。
这个增量怎么来的？这个放量是放在中国内部的刚才金教授说的最重要的现象，所谓全国化，就我们的电影市场现在向三、四线城市爆炸性的增长，原来小地方看电影了，现在呼啦都进电影院了，三、四线城市，而我们银幕数增加，这个事是非常重大的，三、四线城市均等化了，一买票，这个事该厉害了。去年十一有一部电影，《心花怒放》，讲了两个男的，黄勃和徐峥，到三、四线城市去，他们碰到了很多杀马特，有一个最奇妙的情节，天门山那个地方，就想强行傍上阿凡达，2010年的时候，他们做得还是很不堪的，玩命要跟人家搭上关系。现在到了《心花怒放》，到了一个地，居然到天门山的地，看到的是阿凡达的表演。它里边一个人还跟演阿凡达的怪异结婚了。
中国内部三、四线城市开始主导我们文化变化，新的忠诚在三、四线城市聚起来，三、四线城市开始主导我们的市场。这个放量从过去北、上、广放到三、四线城市，这个过程还会持续。过去看电影都是经常看豆瓣上说不好就不好了，现在豆瓣没有用了，大的电影在改变。这个改变另一个就是互联网带来新的变化，就是BAT，B百度是我们支持的入口，这个入口一进就都解决，淘宝、阿里是我们消费的入口，进去就解决。再有一个T腾讯微信，是我们的交流、社交的入口，这三个入口一通到互联网上，一下子就把所有城市扁平化拉在一起，大家都在一个扁平的空间里面，各个不同的中心发散性的变化在这里搞。
这一下子，不光是中国电影，整个全球电影的格局，华语电影就一个中心，就中国大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愿望并不强，因为得到都要走进来，CJ在拍中国电影。中国就是全球化，全国化就是全球化，所以不着急。走进来就是走出去，走进中国内地，走到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就是全球化，全球本土化，走向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就是最大的全球化。好莱坞也往那儿走，我们的人也往那儿走。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愿望并不强。领导着急，电影界并不那么着急，走出去，美国门槛很高，韩国门槛很高，亚非拉国家还行。但是现在我们的市场就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力。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现在我们未来怎么办？还是要把我们的观众，新的中产群体，80后、90后，这个三、四线城市，中国最有效肥能力的人，这些人的消费能力开始涌现，过去底层劳动人民，他们现在都买票看电影了，这个巨大的改变，会改变世界。
我觉得有一个企业给我很大启发，我们就发现过去吃肯德基是一个洋餐、快餐，但肯德基很久不去，在我们家旁边开了，我就去，发现这个肯德基不对了，完全跟沙县小吃差不多的单位，居然卖皮蛋瘦肉粥，油条还叫放心油条，广告变了六个大字：为中国而改变。你就发现，它这个为中国而改变，文化消费的结构性变化的一个表征，你社会的消费力量在这儿，我就跟你走，好莱坞也是这么离谱，为中国而改变。
中国人首先要为自己而改变，现在到了一个为自己改变的时候，这个改变既是我们的市场本身的活跃，另一方面也包含精神的提升，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觉得2015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这个好的市场，再加上我们精神提升，2015年会有一个爆炸性新的增长，这个增长在所谓新常态里面，我觉得制造业的困难，可以通过文化消费的放量，提供一些弥补。越是制造业遇到挑战，文化业往往越好，这个经验越来越得到证实了，这个现象会持续下去。所以2015年会有很好的前景，只要我们的政策更灵活，我们的电影人更有创造性，市场还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很大。
金元浦：
下面邀请韩国CJ集团中国区的总裁朴根太先生，在中国也是时间很长了，CJ做了非常多的事，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家企业，有电影院，有餐馆，在北京也有不少，他们的公司应当有很多与中国相关的业务，除了像食品、餐馆等等之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文化，文化创意产业，电影的拍摄，和中国的合作等等。
下面我们请朴根太先生谈谈我们一是韩国文化为什么如此强势地进军世界？第二中韩之间，如何进行更好的文化方面的合作？
朴根太：
大家好，我是韩国CJ集团中国区总裁朴根太，刚才金院长介绍CJ集团原来是三星集团的母公司，1953年成立，最早生产食品公司，后来跟三星集团独立经营，有三个食品，一个是食品餐饮，文化娱乐，生命科技医疗，还有家庭电视购物。其中我们CJ集团文化产业在其中，也是我们韩国政府，也是文化产业1998年韩国政府也是提出文化立国。因为是文化产业提高国家的一个形象，也是文化产业发展，我们国民的精神也是提高，所以我们CJ集团也是在韩国最大的拍电影公司，还有也是一年级，还有电影院。
我们现在也是大韩民国，他希望我们的国家不要模仿别人，而成为一个创新文化的典范，所以我们CJ集团是非常重视创意创新精神。所以现在韩国的总统，她说21世纪文化也是国力，她成立了一个文化访问委员会，也是现在韩流非常流行，在亚洲，还有全世界。
最近有没有看的《重返20岁》，昨天刚突破了三亿人民币，这个是中国跟韩国合作。还有中国文化部跟CJ合作的《妈妈咪娅》，中国吸取韩国主要的经验转到中国。
《花样爷爷》这个是CJ下属的节目转过来，老龄化的问题。CJ也是很多培养中国的演员人才、导演，去年也是跟文化协会一起搞的中韩青年梦想微电影节，这个也是中国年轻的导演，还有韩国年轻的导演出品324部的片子当中，我们选择了7个导演，也是给他奖励，给他上韩国培训的机会。CJ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快乐、便利最好的文化创意企业。
金元浦：
整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知道除了我们韩流对我们的影响之外，我们海内外，尤其是海峡两岸也都在进行着多种合作，在中国国内现在至少有百万以上的台商在中国工作，尤其是在文化领域，在文化创意领域，创意产业中间作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下面我想请华友集团董事长谈一下，作为一个台湾人在国内发展有了很好的成就，我要谈相比于我们国际上的一些同行，我们在大陆上文化的创意困难在哪里？瓶颈在哪里？
刚才我们在谈的时候也谈到，它认为我们最大的缺陷，最大的困境在于缺乏文化的原创，如何提高原创力？在你看一看经营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经验？
吴锋：
谢谢金老师，华友集团是一个基于手机平台，等于是一个渠道公司，我们在手机上做音乐、阅读，还有手机游戏、手机视频各方面的一个公司。
种子音乐是一个台湾的平台，到目前为止已经20年了，过去像张信哲到我们现在的陶喆等等都是我们种子音乐的平台。
在我自己来大陆工作有十几年的时间，最早在新浪、盛大互联网企业，到后来自己能够投资华友集团来做文化事业。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触，刚才也听几位老师都有谈到，比如说14年中国电影市场是如何得蓬勃。朴总这边在韩国所提示的这样一些比较深刻的，对于文化的突破。
我自己作为台湾来看我们整个大陆的发展，我觉得这样的发展，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真正的原创，尤其现在说故事的能力非常欠缺。
其实我举几个例子，刚才举到的《变形金刚》也好，它原来是一个日本的故事，后来到美国，后来再回到中国大陆一个卡通，然后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其实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经典文化案例。在现代这边创作出来的故事。
我自己在音乐、游戏领域看到的，这样的故事在中国是非常少的，基本上都是跟老祖宗来去做，手机游戏有几款《金庸群侠传》，基于历史的故事是有。有非常非常少是基于网络小说改编的，其他说穿了核心玩法是在抄袭国外的，在文化的题材上也基本上是拷贝为主。
我举一个例子上海龙图公司特别有名的游戏刀塔传奇，这个游戏现在在国内非常成功，一天的流水超过2000万。它在这么大的市场爆发力的情形下，即使是在过渡阶段，在文化的层面上面其实是蛮缺乏原创精神的。
其实我们在其他文化产业也看到，如果要来谈产业的话，真正能够延续成为一个，比如说像《蜘蛛侠》或者《美国队长》这样一个现代故事比较少，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中国元素比较重的，14年、13年的电影题材还是《西游》，还是向老祖宗取经的一个做法。
当然15年我们看到有一些《盗墓笔记》，其他的题材也出来了，但我还是非常忧心。
举例外一个例子，我自己处在流行音乐行业的一个困境。台湾在过去来讲，在流行音乐的偶像方面，算是曾经一段独领风骚的，现在基本上都是韩国明星。高知名度后面匹配的并不是一个丰厚的收入，还是一个勉强维持的生活节奏。
所以其实在看整个文化产业，我这里要提醒的，还是在真正的原创，还有对于我们未来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发展成各种不同的文化产品，这样子的一个创造力，能够去深掘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于飞快成长的市场，小朋友看到的都是国外带来的故事，就是这样，谢谢！
金元浦：
刚才吴董事长也特别谈到了我们原创力的缺乏，这个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至少15年到20年了，20年前就在讲创意为王，今天还是存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经大陆向台湾的学习，现在大陆、台湾一起向韩国学习，我还是想再问一下我们的朴总裁，你说中国目前现在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里，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影、游戏、音乐这些领域里面，韩国是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
同时还有一条，中韩未来在文化上的合作，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进展？在新一年里。
朴根太：
刚才说我们韩国CJ集团是文化方面，是创新创意的能力，年轻人参照比例比较高，这样一个模块转到中国。刚才说的一个《重返20岁》，为什么票房这么高呢？也是我们韩国原来的电影也是剧本改造，也是来中国的一个导演拍，演员也是全部中国的，所以本土化，刚才吴董事长说，我们也是韩国最大的音乐频道，每年一次在香港亚洲音乐颁奖典礼，这个时候也是韩国有名的歌手，还有中国有名的歌手全部一起来，选择最好的给他奖励。这样的话，也是我们韩国的演员、中国的演员，韩国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大家一起双赢的模式。
现在也是我们跟中国文化部，跟韩国文化部，现在也是准备成立了中韩文化研究中心，马上准备成立，这个时候我们的韩国企业家、中国企业家一起参加，这样也是双赢。
金元浦：
非常好，我们看到双赢，正在成立的中韩文化合作的研究中心，非常好，我们将来会期待做更大的贡献。
最后还要问一个问题给张教授，最近有一些专家也指出，国内的一些人认为，我国电影事业的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的电影现在不缺资金，能不能做到中国资金、美国导演、好莱坞水平和全球演出这样一个模式，这个模式能否行得通呢？
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些企业家，电影的制片人都不愿意走出去，它是走出去很困难，不愿意走出去。我们知道的一些领导人，或者业界的大佬们是不愿意走出去，领导们很着急，应该中国电影走出去。但实际上他们说走出去挣不着钱，门槛又很高，干吗要走出去，国内市场就够。你觉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不仅走出去，而且走向世界，这样的模式有实现的可能吗？
张颐武：
一个是农村包围城市，从世界的农村开始，中国的电视剧在非洲，在越南，在一些发展中的地区，我们到韩国输出，输出到美国。
尼日利亚还行，虽然是非洲电影制造最大的地方，中国的电视剧过去现在还可以，科特迪瓦电视剧还行，不要以为我们电视剧走不出去，《媳妇的美好时代》科特迪瓦都行，这些婆婆妈妈电视剧，从韩国借鉴的，对非洲人民产生很大的魅力，从这儿开始，随着整个技术水平、创意能力提高。
第二个就是借人才，像现在在我们国内创造8亿多票房的《智取威虎山》，让徐克香港跟我们革命经典人物，没任何联系的人，他70年代看过这个东西，但是也是模糊了，居然他把智取威虎山演艺成一个大传奇，把好莱坞和革命红色经典结合得非常好，有些老同志也痛心疾首，觉得智取威虎山怎么坐上飞机了？上上飞机也没关系，大家整个看框架还是智取威虎山。但是好莱坞的色彩，这种视觉的灿烂都有了，借人才一定会有希望，借人、借物，我们有钱了，我们出钱借人来，同时这就是全球本土化这一个前景非常光明。
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往世界的边缘走，另外一个直探中心，请人来。
金元浦：
刚才谈得非常清楚，在我们当前的发展中，刚才在我们四位嘉宾的共同探讨中，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未来前景呢，正在逐步显现出来。也就是说2015年，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会发展得更好，而且我们正在探索一系列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我们在探索一些在金融方面，如何探索一些新的，包括互联金融在内的方式，在整体的发展中，我们也在进一步地探讨我们如何让我国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片子走出去，我们的中国故事走出去。
最后说一句，就像我们魏部长所，我们这里有会讲故事的，比方说我们的张教授就是特别能讲故事的人，将来魏部长要把他介绍到非洲去，让他好好去讲故事。
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王静娴：
接下来要讨论新常态，2014年是中国企业迎来新常态，初步适应新常态的一年，第三个对话的讨论话题，就是新常态背景之下，中国企业机遇与挑战。
同样来看一段视频，请看大屏幕。
掌声有请讨论的嘉宾，他们是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邢厚媛、王宏前、罗仲伟，全国人大代表、刚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王敏刚，富士施乐(中国)有限公司总裁余树章。
另外主持人是中央电视台专职财经评论员、资深记者刘戈，有请。
刘戈：
刚才在短片里面也讲到了我们的话题，新常态下的中国企业。
我们知道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新常态是一个通常被描述经济政策，经济现状的一个词汇。新常态意味着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过去30年，从一个超过10%，将近10%的高速发展阶段，进入到我们自己表述的话，叫做中高速，这个速度肯定是7%左右，或者高一些，或者低一些。那么我们的经济结构的话，也要进行转型，在很多描述，更多是在描述我们的宏观经济。
今天在座的有几个企业家，也有学者，而且企业家也是背景都不太一样。我首先把话筒给王宏前，是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国有企业，一个央企来讲，对你来说，你们企业的新常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要是你也要去适应或者是去搞自己的一个新常态，它的特殊是什么？
王宏前：
首先，我们先说说新常态，什么是新常态？
一个是新，那就说明肯定是和过去不一样。
第二是常态，那就可能有持续，这样对企业来讲，我个人认为，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适应，要适应新的动力在哪儿。第三肯定要带来挑战，这个挑战你怎么去挑战它？
刘戈：
目前来说，中国国内在基础建设方面，我们在金属这样方面使用的话，它的增长率下降得非常厉害，影响也非常厉害，相比对于企业的利润影响也比较大，现在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王宏前：
我们是上市公司，有些东西只能讲一个大概。
从我企业来讲，从08年到12年，我们是国内比国外好，因为我们现在是双市场，我们企业在海外的占有率是很高的。所以08年到12年，是国内比国外好，国外萎缩，而且甚至不赚钱，国内量还可以，也能赚钱。13年国内、国外是平的。14年非常明显，我们国内是亏的，而且国内、国外的量，已经占了2/3，利润全在国外。所以从我们企业讲，这个就意味着我们结构发生变化，总理提出来调结构，在我们公司来讲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非常迫切的一件事。
我想在这种新常态下，我们怎么做？解决企业面临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我把所有东西都转到国外？也不现实，国内怎么办？国内的问题就是要调整，从我们自己企业来讲，两年前就开始调整，比如说装备制造，我们有两个装备制造企业，就调整它，升级。我们要求升级，连地方都搬迁了，完全是新的，我们原来一个商业基建是70年代的厂子，70年代的历史了，你想想它的设备，它的产品，它的人员，就不适应了。机制不适应，我们就开始搬迁。
搬迁以后是什么概念呢？我用新的装备上去，我就是世界一流的装备，有着一流的装备，我才可能生产一流的产品。当然我们在产品结构上要调整，怎么去适应？而且我给它定的标准，就是三个1/3。第一个1/3国外市场1/3，国内市场1/3，我们自己企业内部要消化1/3。中色股份在国内这些产品要照顾它，这就面临着，我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的要调整。国外怎么办？就是充分地相应国家的战略号召，一带一路，大家知道的只是一带一路，还有呢？
比如说三网一化，这是什么概念？现在在非洲我们国家去了那么多企业，搞什么呢？公路、铁路、航天，一化是工业化。在这个时期，应该讲就业解决了，消费也有了，人家一下GDP也上来了。如果你把这个做完怎么办？你一撤，这就是问题了。原来非洲西方人用传教士的模式，上百年的历史，英属、法属都是传教士，我们现在搞工业基础给人扩张了，如果弄不好，我们这个一化非常有必要。
一带一路又说了，全名叫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一个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
刘戈：
内部进行一个结构的转型，对外投资的思路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你们的新常态。
下面我想请王敏刚先生，最早你们的家族是造船的，后来在内地，尤其在西部搞了非常多的旅游项目，应该说已经经历过一次180度的大转型。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你们已经进入到这样一个具有很大前景，实际上是提前布局的一个状态，对于你们来说，你这个企业如果要是描述你自己的新常态的话，你会怎么描述？
王敏刚：
谢谢主持人，我是王敏刚，香港过来，我在丝绸之路从我们国家甘肃1993年就进入丝绸之路的开发，主要做一些老城区文化重点来开发旅游的资源，建商场推动这个旅游发展。
我们刚刚过去两年，国家的领导大力推动一路一带，在这一方面真正给我们经济圈带来了很大的机遇。我们过去开放改革30多年，大部分的时间卖我们的资源，我们廉价的劳动力。一路一带带出来的商机就很多了，除了在自己企业以外，也担当着中国旅游业商会的执行会长，过去几年带了很多港澳以及国内旅游业界都在一路一带跑了不少。
刚刚去年在澳门举办的一个海上丝绸之路的论坛，新常态，刚才我们王总介绍了，新常态公路、航空，那个推动地域发展是必须的。过去在丝绸之路，是中国的后花园，是比较偏远的，可是过去几年，尤其是一路一带启动以后，我们的后花园就变成前线了，面对的都是新的经济。
过去一段时间从哈萨克，到伊朗，到韩国、日本，也有一个协会责任，推动旅游业产业，参加过他们的工作，刚刚从乌兹别克回来。
刘戈：
您在旅游业布局上面有什么想法？
王敏刚：
现在推动一路一带的发展，我们民营企业就看国家的进程，国家在过去两年在一路一带比较实质的一些部署是什么呢？我们已经跟很多沿海的城市，包括韩国、泰国，斯里兰卡，还有海上丝绸之路连起来。这些铁路也沿到西南地区，同时这些西南地区开高铁，到我们中原的地区陕西，而且从陕西到乌鲁木齐的路已经通了。
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哪里呢？200年前欧洲跟美国飞机还没有开通，通行的时候就是靠火车来推动整个欧洲跟美国的发展。以后我们推动也要投入这些大的基建，你想想丝绸之路在陆路也好，海路也好，不但是旅游业，围绕着这些铁路的城市，火车站的经济发展哪一个行业，都有很多商机。
刘戈：
刚才您讲的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变化，会对您下一步的投资和企业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王敏刚：
很重要，这些旅游设施，旅游其实两个概念，一个旅，就是交通，我们现在那个海港火车通了，就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做旅游，路通就财通，有了那个以后，你要发展其他的更重要。
主持人问了那么多次我们有什么商机呢？因为我是做文物开发商，围绕着老城区来发展这些旅游的设施，沿丝绸之路都是古老的文化，而且这些国家，尤其是中亚以及伊朗，到土耳其，土耳其那边已经很成熟了。可是其他在发展中的一些经济体，他们旅游以及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还是有待开发的，有很多机会。我们中国在甘肃、新疆、宁夏、西部的地区都有很丰富的服务。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地区都已经摩拳擦掌，已经有很多大型的计划。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呼吁，对这一方面的地域旅游、文化产业，以及基础建设相关联的企业朋友，绝对可以在丝绸之路上发展。
刘戈：
您在旅游里面更看好的是什么？建更多的酒店，还是干其他的事情？
王敏刚：
最主要是游客量的增加，第一要满足需求的需要。第二除了那个需求的需要以外，这些文物的地方，释放出很大的一个文化力量，我们做产业，有六个E，经济、就业、娱乐、教育。还有现在两个很重要：环保。第六个更重要的就是文化交流。现在开通了一路一带，跨国的交流越来越多，就要通过文化产业。
多说一句，刚才我们韩国的朴总特别提到了，他们的文化产业98年推出来的，是由政府、国家来推动，我们主持人也问了他，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句，韩国在推动文化产业，他们就是有一个民族意志的融合，大部分韩国的群众对推动文化还是放得很高，我们就从经济来推动，他们都是文化的角度。文化你做好了，是优秀的，我们就分享，不是先放在前头，你放在前头，很多文化产业，你去发展你的老城区，破坏建筑很多，所以文化产业是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还要慢慢的学习。
刘戈：
前面两位，一位是搞基础矿业，一位是搞服务业，一位是国企央企的代表，一位是民营企业。
那边还有一位富士施乐的公司，典型的制造业，是一家外企，是原来日本富士公司的一部分和施乐公司组成的富士施乐，现在也是全球最大打印机的占有者。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由外企带入中国的制造业，应该说发展非常迅速，而且这个中国制造，不管是中国投资的企业，还是外国投资的企业，在中国的话，应该说都在为全世界制造各种各样非常好的产品。
现在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也在增加。市场的空白也越来越少，全球的市场现在来说，也有一些瓶颈，增长率也都不高。我就是想问余树章先生，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面，你们怎么理解你们这样一家来自国际的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的新常态。你们的状态是什么？你们想寻求的发展出路是什么？
余树章：
谢谢主持人，首先在新常态这个情况里面，对于外国的企业来说，真的是非常有压力。不管是你们作为一个外国企业的管理层，怎么去面对处理现在新常态的情况里面，我们的业务在中国大陆里面也发展。
我自己可以说是分开四个方面去看。第一个总公司对中国的期望。第二个方面是业务的发展。第三个是架构在营运优化这个方面。第四个是环境生态资源再利用这四个方面去看这个事情。
所有外国的企业，总公司也不一定在中国，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以前一直以来所有的外国企业都是很过的增长。在新常态里面，过去两年已经变成一个比较低的增长，所以首先作为一个中国的管理团队，也是需要跟总公司有一个很好的交流，首先需要得到总公司的理解。
如果在总公司还是要求在现在情况里面，中国的团队还是一个高的增长的话，这个也是代表不可以大。不可以达标也变成对整个公司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在工作方面也是蛮大的压力影响。所以在总公司的期望，这是需要搞清楚。
第二个方面是业务的发展。新常态很清楚，从以前制造行业变成服务行业。每一个外国的企业也需要看清楚，自己卖的产品也好、服务也好，在新常态的情况里面，需不需要去转型？如果需要转型，也是需要看清楚在哪些方面去转型？转型当然可以找到新的机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转型不成功的话，都是很糟糕。
但是转型的过程，比如从制造业转到服务行业，首先先看这个客户，客户今天用同样的钱，去买以前同样的产品，它的要求更高。以前的产品，还有更多增值的服务，所以在这个方面也是给企业有压力，如果在转型方面需要看清楚怎么样去转型。但是转型在一个架构里面，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都是人才的培训，人才的发展。
我自己也分两个方面去看，需要转型，今天所有的员工，员工是不是可以按照公司转型的过程里面成功，可以转型，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代表作为企业，也需要给员工一个发展，这个也是需要投入的。
但是在现在增长低利润的情况里面再投入，这个也是挑战。如果人才需要在外面去找，服务的行业在外面去找，这个也不容易，因为这也是一个新的大的方向。
但是也有一个挑战，你找到好的人，在你转型的情况里面，好的人进来了，也不一定是习惯。
第三个方面是架构营运的优化，过去好几年的时候高增长，在企业里面大家都没有太注意在营运这个方面的优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现在面对的情况，作为一个企业，你需要做好，肯定是需要改变，也需要优化整个营运，这个也是机会。但是在过去几年，我们也会看到，可能有很多的员工，他们不愿意去改变，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国内，《劳动法》，也不是说你没有，它不愿意去改变，我就可以换了，这个也是企业会面对的一个挑战。
第四个方面，我说环境、生态、资源再利用，这个也是在新常态里面其中一个很清楚的要求。
这个我看也好，可以给所有外国的企业更重视资源再利用。在这个方面，如果作为一个外国企业，在资源再利用方面如果做得好，跟你的竞争对手可以做得更优秀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机会。
所以我看在外国的企业，在新常态里面，也可以简单说是一个可起速发展的过程。
刘戈：
对于你这样一个来自世界500强制造业企业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从人才，从管理的优化，从资源的调配，各方面的话，能够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才能够有一个新的成长空间。
我总体上感觉，刚才三位企业家，他们带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面对新常态，有色金属在国内量大一些，在国外反倒是有更大的机会。而对于像旅游业，现在更多的所谓新常态的是新机会，因为它相对而言，由于结构的转型，整个产业的转型，反倒带来了新机会，反倒没什么压力。对制造业的压力响度大一些，所以我首先请张燕生先生，您来谈一下您的感受，刚才从一番企业家的谈话里边，您读懂的信息是什么？
张燕生：
这个新常态我自己的理解，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无论系有色、旅游，还是我们的制造业，其实来讲，是不是意识到一个变化？改革开放过去的35年这一页即将过去，新的35年即将开始。因此在中国无论是对中央，还是对地方，还是对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告别我们过去35年的旧模式，我们愿不愿意迎接新35年的新模式？
这个变化自己的理解至少会有五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对中国下一波来讲，下一波中国的增长，究竟是继续靠汗水来支撑中国的增长，我们下一波的增长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本、土地来实现高增长，还是想智慧，主要就两个方面，一个适应新常态进行的调整，另外一方面适应新常态进行创新，人力资本的改变，这个是对于新常态的第一个理解。
第二个新常态的理解，这个新常态对于中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和需求发生新变化。刚才三位企业家不同程度讲了一个问题，过去35年，中国老百姓是价格的敏感者，老百姓买东西要买便宜的东西。那么新35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就中国老百姓是价值的追求者。因此，我们过去35年中国老百姓穷，没有太多钱，买便宜的东西。但是35年过来了，现在中国老百姓有钱了，开始要买好的东西了，因此，对于企业来讲，也就是下一步是生产便宜的东西，还是生产老百姓需求变化以后的好东西。
第三个变化刚才前面三位企业家都讲了，旧常态过去35年考虑我们的产能，我们的定价，我们的销售，更多的是从国内考虑。新35年，无论是你的资本，还是贸易，还是人才，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一带一路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还是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因此中国的开放格局变化了，前35年比较多的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新35年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成为重点。
最新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当前的中国经济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当前中国的经济韧性大，中国经济发展有下行的压力，一个方面有有个反作用力在托住，仍然可以把它托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第二个判断是中国经济潜力足。
第三个判断回旋余地大。2014年的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是7.6%，中部地区是8.4%，西部地区是10.6%，无论对外企，还是对央企，还是对我们的台港澳的企业来讲，新常态一个词，就是“变”，我们能不能够适应未来新35年中国的新变化。
刘戈：
张先生讲的就是中国经济的韧性、回旋余地、潜力，对中国企业的转型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以前我也和大家在讨论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危机之后，我也问中国经济由于它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地区千差万别，然后发展程度千差万别，所以由这样一个丰富的变化，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大海绵垫子，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这种韧性，这种承受力。
下面邢女士，您是来自于商务部研究院，从您的角度来讲，您分析一下刚才三位企业讲的新常态和您理解的新常态有什么样不同和相同之处？
邢厚媛：
我觉得从三位企业家那儿反映出来的信息，以及张部长讲的中国经济弹性的角度来讲，其实新常态应该说首先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很多人看到的是挑战比较大。但是在我看来，我们在认识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的挑战同时，要想尽办法去利用新常态下给我们呈现出来的难得的黄金窗口时间，我们说战略机遇期，去打开思想的天窗，打开我们思维模式的天窗，打开我们创新的天窗，去引领新常态。
怎么引领？我觉得我们这个天窗就是要把视野放出去，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去看新常态。
我首先自己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实际上是和世界经济新常态密切联系的，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过去5年本身就出现了很多的下行压力。所以世界经济的缓慢增长，不可能中国独善其身，我继续领跑8%、10%。
第二，需求下降。全球贸易目前的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危机之前是7%左右。所以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外贸，肯定需求要有所变化，而且国际贸易竞争更加激烈，发达经济体做工业化，进口减少，新兴经济体跟我们分流，跟我们竞争，所以贸易摩擦非常大。新出来的数据，第一外贸数据没有完成国务院的目标。第二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历史最高。
第三要看到全球的创新，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已经初显端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的需求，这种冲动。
刘戈：
刚才其实我们王总在讨论的时候，都是我们中国经济，我们现在在向海外走出去的时候，对于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体一路一带这些国家，能够带来什么？
邢厚媛：
也就是一个机遇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需要我们的投资，需要我们的技术，需要我们的管理经验。
因此，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既是我们调整结构的机会，你要减少贸易摩擦，都可以通过转变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我们发展思路方式，到这些国家去投资。所以中非之间要有工业化的伙伴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
刘戈：
王总补充一下，像中国有色公司的利润，现在提出来一路一带这样的战略，这也是中国企业在新常态下，我们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刚才邢女士也讲到了这样一种对于发展中国家，由过去的基础设施和贸易，现在变成一个对他们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行一个支持，您那边能给我讲一、两个实例吗？
王宏前：
时间有限，从我们公司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说是一路一带的践行者，我们公司过去一直这么多，才有政策战略。
一个小故事，上个月也是陪克强总理去了哈萨克斯坦，铜矿产5亿多美金。克强总理和哈萨克斯坦当时对接的时候，是非常巧妙，头一天他一落地以后，纳在尔巴耶夫(谐音)提出来在我们在建设光明大道。克强总理一下就接过来了，马上下午和他的总理会谈，赶快对接，两个总理临时把这个题。
邢厚媛：
以往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之间是有投资合作的，央企在那儿有很大的项目，关键以往对哈萨克斯坦的合作是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所以哈萨克斯坦的政府和人民认为你们是来拿资源的。
刘戈：
西方的媒体也是这么传播的。
王宏前：
这都是总理在会上给我们讲的，下午跟它的总理会谈完以后，我们的部长来不及，而且他非常急，在第二天正式签约，有个论坛，要讲出来，又要签框架，后来总理说来不及，就签个框架。第二天克强总理就在上面发言，而且他说了，我们现在中国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和你们对接。
对接上了之后，回来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以后，第一副总理就跑到中国来了，马上拉一个单子，说70个项目，最后出来13个项目，其中我们公司有3个。
从这个小故事讲，实际上一带一路，和所在国的战略是能对接上的，这是一个。
第二个新常态以后企业怎么办？企业要搞新的动力，这个新的动力在哪儿。
刘戈：
由于时间不给你更多的时间了，希望有时间再分享。
最后罗先生是研究中小企业的，可能刚才他们的企业都是大企业，可能您听到的，您了解的情况，可能还不太一样。对于这些中小企业来说压力可能更大，听听你的声音。
罗仲伟：
从数量上来说，有98%以上的中小企业，刚才代表的是大企业。
我想换思路，刚才邢院长讲的，我们要改变思路。我的感觉，经济下行调整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好事，现在的经济更多有利于我们从追求数量向追求效率去发展。只要你企业做得好，你的质量，你的积累，你的各种战略是非常坚定的，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想这个经济的调整，有利于挤出泡沫，有利于资源向实体经济去集中，有利于我们实质性的供给提升。
也有利于我们企业战略的调整，我们过去中小企业从制造业来说，主要的是靠低端市场的同质化低成本，这个战略不可持续，那么现在就要调整战略。所以我想这种局势的改变，打破我们过去的短期化思维、投机化思维，现在要考虑全局的效率，这对中小企业很好。
这里就讲五点，对于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当然有不同的制造企业，服务企业，对于制造企业来讲坚定发展信心，一定是坚持下来，有恒心的企业就成功。现在老看到阿里巴巴，在2000年网络泡沫的时候，那么多的企业都垮了，只有它挺下来了，坚持去做，最后才能成功。
第二点，应该是要明确企业的战略。现在中小企业发展太粗犷了，确定自己在结构调整，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定位是什么，你的市场目标，你的技术目标，长远发展是什么，一定要有这个，而不是说做什么都赚钱，现在没有这个。
第三点，要积累、培育自己的能力。
第四点，要转变商业模式。现在谈了很多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的出现，这个是在改变产业生态。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在产业组织方面，有非常大的创新机遇，这个组织上也有创新机遇，这种商业模式不仅仅是一个引领模式，这里又展开了，在这一方面，我们作为中小企业，在互联网下面，依托于互联网平台，我们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一块上，我们怎么在这里组织结构，商业模式的创新具有很大的空间。
第五个还要用好政府的政策。中小企业是特殊的，它有自己的特点，政府对于中小企业都有扶持，有鼓励的政策，大家知道12年的14号文件，我们中小企业怎么来利用好政府的政策，利用好现在国家搭建的这么一个重小企业服务的平台，现在工信部在牵头，全国在省一级有555家公共服务平台，那你企业怎么来利用好这个，使自己发展。包括一些市场化的平台和服务机构，中介。
刘戈：
由于时间的关系，大家还有很多的话要说，但是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地进行了，因为我们原定45分钟。
希望大家再有机会，能够更深入地探讨，经济新常态下面的企业新常态，谢谢几位，谢谢大家！
中国网财经：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谢谢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