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财经4月2日讯 2015年3月29日，周小川行长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讨论，就非常规货币政策等议题阐述观点，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了更加常规的状态，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明显出现了下降，希望未能一段时间能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

　　实录如下：

　　周小川：我想先谈一下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概念的理解，之后介绍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

　　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日本以及欧元区开始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时，货币政策面临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通胀率很低，甚至可能还出现了小幅通缩；二是经济很难从金融危机中复苏。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有如下的典型现象：一是利率接近于零，即所谓的零下界，所以要采取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措施，注入流动性，当然在实践中实行量化宽松有多种方式；二是仅实行量化宽松措施还不够，还需要让市场参与者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即政策将持续一到两年。所以中央银行实行前瞻性指引，引导市场预期。不过，前瞻性指引也遇到一些困难，甚至出现尴尬局面：人们有时怀疑中央银行能否真正预测出未来一两年的经济走势。这是我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一概念的理解。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也做了大量努力，但中国的情况不同于美国、日本和欧元区。基本上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政策以常规手段为主，但也有一些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经历。一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到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时期内，即2002年至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规模日益扩大，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那时，人民银行感觉到传统的常规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因此，那个时期，中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使用量化工具吸收流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非常规政策。此后，随着中国实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市场改革，不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步从10%降至2%左右。人民银行也就退出了非常规的对冲。二是为应对此轮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底至2010年初中国还采取了一揽子刺激政策，希望加快经济复苏的步伐。虽然经济刺激从规模上看有“非常规”的意味，但考虑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本应具有逆周期的性质，因此相关政策的理念还是相对常规的。

　　经历了上述两个非常规阶段后，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回到了更加常规的状态。不过，我们说现在的常态已和过去的常态不同了，而是新常态。新常态跟传统常态的区别在于，一方面随着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改革，中国货币政策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的组合。这是比较常规的货币政策方式。

　　关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我们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走势，包括通货膨胀下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中国经济增长也有所放缓，也出现了通胀率下行和通胀消退的现象。我们要保持某种程度的警惕，观察通胀下行是否会持续下去，是否会出现通货紧缩。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支持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一方面，一些传统的行业正处于困难时期，需要促进其平稳调整，有些可能需要从市场上退出。另一方面，要鼓励互联网和高科技行业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目前，一些过剩的传统产业依然占据过多的银行贷款以及资本市场的资源，这部分过多资源的释放需要一定时间。同时，很多新型企业有大量的融资需求，希望在资本市场上获得融资。人民银行最近也采用了一系列价格和数量工具，向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来降低融资成本，但新的资源配置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方能显现。

　　周小川：刚才古铁雷斯说，2015年是“美元年”。如果美国以外的许多经济体继续实行扩张货币政策或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将美元汇率推至过高，甚至增加资产泡沫的潜在可能性。我们乐见美国经济复苏愈发强劲，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从历史上看，美元走强也和国际货币体系相关。20世纪90年代，欧洲经济较为疲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形势也比较差，之后亚洲又出现金融危机，美元一路走强。那时，人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这种国际货币体系导致美元坚挺，也使资金流入美国。可以说，货币政策是和国际货币体系相互联系的。

　　我们当然希望非常规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能够帮助有关国家早日实现复苏，包括日本经济。但应注意，在实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同时，实体经济，特别是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甚至也包括居民部门，正在修复资产负债表。在得不到帮助的情况下，修复过程将较为缓慢。看起来，宽松货币政策在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方面效果欠佳，耗时也比预想的要长。所以，需要考虑货币政策能否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帮助实体经济修复资产负债表。虽然本轮金融危机中，政府救助问题银行的做法引发了很大争议，有人担忧这将引发道德风险，并可能滥用了纳税人的钱，但这种救助措施的确加快了整个复苏进程，这也可看作是非常规货币政策。

　　《财经》记者提问：面对这么多国家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国货币政策是否承受压力？将如何应对？

　　周小川：量化宽松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反应最快，最先实施经济刺激措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有人认为当时的宽松程度太厉害了一点，以至于还有一些后遗症，2011年夏天，中国通货膨胀率曾达到6.5%。货币一旦投到市场中，会有滞后效应，当时投放了较多货币，此后市场上的货币仍会在相当长时间内比较宽裕。

　　当然，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考虑到初级商品价格当前的情况，如果通胀继续下行，经济继续面临放缓压力，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来判断。但这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调整。中国既有价格调整的空间，也有数量调整的空间，我们还不在零下界区间内。所以，我们将综合运用多个手段来调节经济，根据我们自身的经济情况来判断，根据我们的结构调整、经济新常态的状态来判断，并不是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会感到有压力。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各种各样的建议，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

　　记者：人民银行在过去一段时间，开始陆陆续续采用了很多的政策和货币工具，也曾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您对央行这些工作带来的实际效益如何评价？另外，我跟中小企业聊天的时候，他们表示切身的感受不是很明显。您觉得未来有哪些更多工作能帮他们更多解决融资成本的问题。谢谢。

　　周小川：首先，货币政策有个时间滞后。教科书认为流动性进入经济体后，可能有六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滞后，所以观察货币政策的效果还要有耐心。第二，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在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方面从全球来看都是不错的。虽然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稍微高了一些，也可能有一些大家看法不一样的所谓资产泡沫问题，但通货膨胀从2011年夏天高点开始回落，资产价格目前也在调整。评价货币政策要综合考虑通胀和增长的关系。第三，融资成本降低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对金融资源需求比较大，此外也有其他原因导致了目前融资成本较高的状况。我们看到货币市场利率已经比较明显出现了下降，我们希望经过一段时间它能顺利传导至实体经济。

　　记者：利率市场化这么多年，现在只剩下存款利率上限浮动这个管制，2015年年底前有没有可能彻底放开这一管制？放开的时间点是何时？谢谢。

　　周小川：首先，利率市场化的方向一直很清楚，条件也越来越成熟，但精确的时间并不好说。我在2014年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过，利率市场化估计有两年时间差不多。谢谢。

　　记者：您讲到今年年底资本账户要开放，我们金融市场是否能承受？您做了哪些准备的措施来应对有可能造成的资本外流？谢谢。

　　周小川：中国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实际上是很多年的一个过程。中国从1996年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以来，一直在不断改进外汇市场管理规则，逐步减少行政管制，逐渐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中间曾有两个波折，一个是亚洲金融风波，一个是全球金融风波。出问题的时候，大家一方面是要先处理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些问题需要再想一想。经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今年有希望可以对《外汇管理条例》做一次比较彻底的清理。从新的规则上来讲，我们认为中国将基本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过，任何一项金融政策都会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会密切关注是否会发生异常资本流动。但总的来说，中国改革是向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方向努力。谢谢。